从700到10万，电动汽车召回成本的“通货膨胀”

撰文 / 涂彦平

编辑 / 张 南

设计 / 赵昊然

“截止到今年7月份，我国已经实施汽车召回2500多次，涉及缺陷车辆9400多万辆，而这其中98%以上的都是车辆满足产品标准，而在后市场端又表现出来一些安全风险。”

8月8日，在第十四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TMC2022）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管理中心汽车部主任董红磊披露了一组数据。

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向纵深发展，汽车行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从后市场产品使用端来看，一些新风险也逐渐浮现出来，对现有的召回法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董红磊表示，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迭代发展，汽车的产品属性、安全边界不断变化，有三个新型问题值得业内关注。

其一，新型本质安全问题。

包括由于环境感知或者场景识别不足、场景误识别等带来的碰撞风险，由于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改变传统驾驶习惯而带来的一些误操作、功能误触发风险，车辆的电动化带来的热失控、火灾风险等。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提升，相关的火灾事故也呈现数量激增的态势。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接报新能源汽车火灾640起，同比上升32%，即平均每天有超过7起新能源汽车火灾。

因存在起火风险导致的车辆召回并不鲜见。今年4月，比亚迪召回9663辆唐DM车型电动汽车。原因就是，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包托盘有进水风险，极端情况下有引起动力电池热失控的风险。召回的解决办法是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若电池包存在漏电或托盘透气阀安装面不平整，则免费更换电池包。如此，也是防患于未“燃”。

其二，网络与信息安全。

车辆联网之后，每个计算单元、控制单元、传感单元甚至是每个连接路径都有被利用的可能，批量汽车一旦被操控，不仅会造成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还会带来严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甚至危害国家安全。

随着汽车逐渐成为移动的智能终端，它也开始被黑客盯上。2015年，两名白帽黑客入侵了一辆正在路上行驶的切诺基汽车，通过软件远程向Uconnect车载系统发送指令，对车辆的方向、油门、刹车、雨刷等进行了远程控制。该事件引发了克莱斯勒140万辆汽车的召回。

另外，软件定义汽车也拓宽了黑客的攻击面，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体现，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我国涉及软件相关的召回逐年增多。

董红磊透露，“截止到去年底，累计涉及实施软件相关的召回213次，涉及缺陷车辆680多万辆，且召回的次数和数量占比增加明显，相应的关于OTA召回的次数和数量也在逐年增多。”

其三，动力电池的可维修性问题。

动力电池维修，特别是电池包拆包维修的条件苛刻，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召回维修成本远高于传统汽车。“某企业去年实施了换电池包的召回，单车的成本超过10万元，而据我们统计，传统汽车的单车召回成本仅为700元左右。”董红磊表示。

另外，动力电池系统结构设计持续创新，CTP、CTC等新的技术不断成熟。但这种创新给后期维修带来了麻烦。“通常来说，集成度越高，可维修性越差，带来的维修成本可能越高。”董红磊建议，行业在做创新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可维修性这一维度

针对以上这些新型的车辆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也在探索新的监管思路。

目前，针对新能源汽车火灾、突然加速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建立了事故报告制度，增强了车辆缺陷调查的针对性，针对OTA技术引发的新型安全问题，建立了OTA备案制度。

下一步，总局将持续推进监管制度的创新。

《产品质量法》《缺陷汽车召回管理条例》将实时修订，并拓展形成完整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清晰的质量责任法律关系，同时结合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化特征，提出运行大数据驱动的智慧监管模式。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联合相关机构来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平台、自动驾驶场景安全测评基地等能力设施建设，为智能网联汽车后市场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产品召回与产品安全标准协同闭环机制也正在探索。目的是把后市场端反映的问题通过技术标准的方式输入到前端，逐步建立基于产品事故和召回大数据的标准体系。

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制度试点将是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

今年4月，《关于试行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制度的通告》发布；8月，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透露沙盒监管实施方案目录清单等14个配套文件已经成形；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向社会发布申报通知和实施指南。

在汽车向新汽车转型的过程中，新技术带来了新问题，监管难度也随之水涨船高。解决新问题需要新思路新方法，我国的汽车召回体制机制也将不断完善，以更加适应新汽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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