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由于经常对雅典的劣质民主政治发表猛烈的批评意见，于是，就在他70岁的那年，被三个卑鄙的政客指控犯下两项罪名：
第一，恶毒攻击雅典的民主传统，犯了叛国罪。
第二，有害思想误导青年，犯了煽动罪。
当时雅典城的司法制度，早已偏离了神话时代的“专业法官与普通民众相结合”的合议庭制度，而是按极端民主制的原则，从雅典10个部落中无差异地各推选出50人，组成一个500人的公民大会来进行审判。其表面民主，但实权却往往操控在一小撮人手里。
尽管苏格拉底在法庭答辩上伟论滔滔，把指控方驳得哑口无言，但雅典法庭在大批无知无识的暴民的起哄声中，还是以281：2过半数的多数票，荒谬地判决了苏老先生——死刑。
公平扫地，正义扫地。
“多数人专制”之花在雅典盛开，结出苦果——以思想有罪、言论有罪为理由，来残忍地剥夺一个爱国者的生命权利。
这一点，真令一向以雅典城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荣的苏老先生伤心欲绝。同时，也令一大批富有正义感的雅典公民愤愤不平。
临刑的前一夜，来探监的老朋友克力同极力鼓励苏格拉底越狱：狱卒已经用钱收买，马车已经备好。
既然雅典的法律没有公平正义，那我们何必还要遵守法律？
克力同的这种观点，显然代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心声。但在法庭上曾经痛斥雅典法制不良的苏格拉底，这时却反过来站在雅典法制的一边。
他在铁门已经洞开，生死系于一线的紧要关头，竟然停下脚步，反问克力同一个抽象的法学问题：
“难道逃狱就符合公平正义吗？”
在铁窗镣铐的禁锢中，这个年老的思想家却仍然在努力地思考：
雅典的法律虽然失去了公平正义，但服从它的判决，维护“法律至上”的秩序，这不也是一种公民的义务吗？
每个公民都要履行守法的义务！
这也是一种导人向善的法律正义。
如果人人都只以自己内心判断的是非为是非，人人都只随自己内心的喜恶去利用法律、玩弄法律甚至是敌视法律、抗拒法律，不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这势必会导人向恶，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大乱。最终，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彻底崩溃。
而以一种令公平正义崩溃的方式去追求公平正义，这岂不正是“饮鸠止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吗？
因此，苏老先生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悖论式的怪圈里：
既要满腔热情地追求一种理想的法律正义，又要冷静理智地服从一种现实的法律正义。无论是选择了哪一种公平正义，都意味着要否定另一种公平正义。
思来想去，不能自拔，最后，他惟有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死。
问世间，法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第二天傍晚，当最后一抹夕阳穿过铁窗的时候，苏格拉底在囚室里，望了一眼爱琴海上的满天落霞，然后，举起一杯狱卒端来的毒酒，一饮而尽。
至死，他的神态都是安详的。或许，这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公平正义”的答案？
14年后，雅典人民悲痛地为这宗冤案平了反。
曾经一度迷途的“公平正义”，终于重返希腊的故乡之路。
这里面，千秋青史，魂兮归来，有苏老先生那一杯苦酒的功劳。
“宁死也要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
“为了实现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
西方人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真的是义薄云天。
数十年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那位曾以“集当时世界知识之大全者”而著名、兼任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在深入反思祖师爷命运悲剧的基础上，痛定思痛，提出了个光耀千古的伟大主张——要“依法治国”。
同时，他也在他的名著《政治学》里，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关于“法治”的定义。
他说：“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一是守法，二是良法（不能是恶法），这两件事做好了，这个国家才称得上是“法治”。
余定宇先生在讲到这个故事时说，这几句简简单单的话，今天，已成了全世界法学家奉为经典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