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谈"弗洛伊德案"审理：这是对法官和陪审团勇气的考验
德里克·肖万出庭现场素描
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被关押在明尼苏达州最高安全级别监狱内的德里克·肖万，以视频连线的形式首次出庭。与此同时，在弗洛伊德的故乡休斯顿，数千人排队等待进入教堂，在他的灵柩前致以哀悼。
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Michael Chauvin）逮捕，肖万单膝跪在弗洛伊德脖颈处超过8分钟，期间弗洛伊德曾发出“我不能呼吸了”、“拜托了”的呼救声，但肖万对此表现得无动于衷。最终，弗洛伊德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
弗洛伊德之死迅速发酵，全美多地开始大规模游行示威，积怨已久的种族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我已经被催泪瓦斯击中了两次，但我仍然在为了弗洛伊德前进。”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记者采访时，一位目前正在明尼苏达参与协调组织示威活动的黑人民权人士表示，希望此次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全世界都了解到，非洲裔美国人正经受着怎样的暴力执法。
而在展望此案的审理前景时，国际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表示，现场视频中弗洛伊德发出“I can’t breath”呼救的时间节点，以及之后警察的反应，将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依据。李昌钰同时表示，此案经受着来自社会和政界方方面面的影响压力，能否公正的审理，是对法官和陪审团勇气的考验。
弗洛伊德遭遇跪压的视频截图
同一天的开庭和葬礼
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法院，被控二级谋杀罪的德雷克·肖万身穿橙色囚服，戴着蓝色口罩，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他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首次出庭。
此次听证会进行了11分钟，除了回答几个程序性的问题，德雷克·肖万几乎没有开口说话。检察官总结了对德雷克·肖万的指控，将他的无条件保释金额定为125万美元，或有条件保释100万美元。其中有条件保释条款包括上缴武器，不在法律或安全部门工作，不可离开明尼苏达州、不可和受害人家庭接触，以及放弃引渡权等。
德雷克·肖万的辩护律师并未对保释金额提出异议，但也没有表示认罪。据悉，下次庭审定于六月底进行，届时案件将正式进入审理阶段，控辩双方都将提出自己的证据。
德雷克·肖万首次出庭的同时，在弗洛伊德的家乡休斯敦市，数千人排队等在赞美之泉教堂（Fountain of Praise Church）外，准备到弗洛伊德的灵柩前哀悼。根据教堂管理员的统计，到当地时间下午5:30为止，已有6100多人赶来向弗洛伊德致哀，其中包括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雅培（Greg Abbott）和休斯敦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Sylvester Turner）。
现场许多民众都穿着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我无法呼吸”等口号的纪念衫，还有人单膝在棺木前下跪。在弗洛伊德童年时期曾经生活过的街道，也有人面向纪念他的壁画致敬。
根据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内务部的公开信息，德雷克·肖万自2001年左右在该警局任职以来，到弗洛伊德案之前，已经有18项被投诉记录，其中仅有2项受到处分，且均以谴责信结束。其他许多投诉很快被撤销，不仅没有任何惩罚，投诉的详细信息也被从人事档案中删除。
相关记录显示，肖万至少参与了三起警察枪击事件。2006年，他在一次争执中击毙了一名嫌疑人，他声称该名嫌疑犯持有枪支。两年后，他又在处理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开枪打伤了一名黑人嫌疑人。2011年，肖万还曾向一名正在躲避另一场枪击的男子开枪。
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组织“反对警察暴行社区”的投诉数据库显示，肖万因使用“贬损性语言”和其他不当言论而受过口头谴责。肖万曾经在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家夜店的保安部门工作，他的前雇主形容肖万是一个“不错的人”，但他总是“神经紧绷着”。
根据明尼苏达州5月29日公开的起诉书，肖万于案发当晚8点19分将弗洛伊德从警车中拖出来，将左膝放在弗洛伊德的头部和颈部区域。在这期间，另一名警察曾问“是否要把他翻过来”，肖万回答“不，就保持我们摁住他的姿势”；该名警察又表示，担心弗洛伊德有精神问题，而肖万则回答“所以我们要让他趴着”。
肖万被捕后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便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妻子发表声明称：“对弗洛伊德先生的去世感到震惊，对弗洛伊德的家人和所有为他而悲痛的人表示最大的同情。” 在离婚申请中，肖万的妻子指出，这段维持十年的婚姻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了，并表示不想从肖万这里获得任何物质补偿。
得克萨斯州州长在弗洛伊德灵柩前致哀
跪压视频成重要证据
针对德雷克·肖万在此次案件中的执法过程，国际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从法律、人道，还是执法操作流程来看，德雷克·肖万都存在着问题。
李昌钰解释说，在美国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可能危及社会或者警察自身安全的执法对象时，运用一定的武力可被视作正当防卫。但弗洛伊德被捕的原因是使用假钞，属于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而且他已经倒下，还发出I can’t breath的呼喊，这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停止使用武力。”
李昌钰认为，案发视频将在法庭上成为一个重要的物证，尤其是弗洛伊德那声“ I can’t breath”的叫喊，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视频里他是在多久发出了那声呼救，呼救后警察又压了他多少时间，这将成为审判量刑的主要依据。”
另一个影响审判的关键是尸检报告。据美国当地新闻媒体报道，6月3日，根据亨内平县法医公布的最终尸检结果，弗洛伊德死因为“心肺骤停”。然而此前6月1日，受弗洛伊德的家属委托进行的独立尸检则认为，弗洛伊德的死因是“由于颈部和背部受压，脑部血液不流通导致窒息性死亡”。
李昌钰分析认为，两方尸检结论的不同，或许在将来的庭审中成为争议的焦点，“目前来看，一方侧重颈部受到的压迫，另一方则侧重于心脏的问题，这都有些片面，而真正的死因，会关乎到罪名的严重程度。”
除德雷克·肖万之外，案发当日在场另外三名警察，也在被开除后以“协助及教唆谋杀罪”起诉，6月4日，这三名涉事警察出庭受审，三人均未认罪，下一次开庭定于6月29日。
对于这三人的审判，李昌钰认为，除去他们自身的供述，也要参考其他目击者的证词，如果他们当时尝试制止德雷克·肖万的行为，可能会撇清一些关系，“但从视频里来看，他们表现得并不好，都插着手围在旁边。”
美国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
1100起执法过当案背后
据李昌钰介绍，根据美国司法部门统计，2019年全美关于对黑人执法过当的案件有1100起，同时，也有100余名警察因为与执法有关的原因被杀。
李昌钰认为，暴力执法频发的原因与美国的警察文化有关，“早期，美国警察都是要求200磅以上的高壮白人男性来任职，这就养成了一种比较彪悍的警察文化，他们在遇到冲突或者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执法会比较粗暴。”
此外，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央警察机构，每个州都有自治的警察机构，州警以下还有城市警察和县警察，这些警察与联邦政府没有垂直的上下关系，直接由地方政府领导，此次涉事的四名警察属于城市警察，“全美有5万多个警察局，性质不同，警车、制服也都不一样，并且缺乏统一的执法规范。”
要改善暴力执法的问题，李昌钰觉得美国还有4个步骤要走：第一要完善法律，第二要重视警察训练，第三是改变警察文化，第四要加强社区沟通，要改善警民关系。
李昌钰参与处理过300多件警方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命案，从他的经验来看，执法过当不只针对黑人群体，也发生在其他族裔身上，“有黑人被杀，有白人被杀，有西班牙裔被杀，也有华裔被杀。”
李昌钰表示，针对警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命案，如果警察的执法过程没有问题，可能也需要对死者做出民事赔偿。如果警察执法存在问题，首先会遭到开除的处理，之后再判断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判刑也不会很重，除非是故意杀人，“从我参与处理过的案件来看，警察正当执法的还是占大多数，但对于弗洛伊德案来说，警察是错的。”
对于德雷克·肖万的审判，李昌钰很难作出预测，“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而且选举将近，还有政治上的炒作，这是对法官和陪审团勇气的考验。“
“弗洛伊德案已不仅仅是一个刑事案件”，李昌钰认为，来自外界的压力可能会对法官和陪审团造成影响，“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必须尽量减少这些压力。”
李昌钰建议，可以考虑安排其他地区的法官来审理此案，或是由多名不同种族的法官共同审理，同时陪审团的构成也应该兼顾不同种族和教育程度，并且尽量避免阅读收看此案的新闻报道，以减少来自舆论的干扰，“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个城市审理此案，减少来自本地社区的压力。”
参与游行协调组织的杰森·索尔
“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转折点”
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Minneapolis NAACP)前任主席，杰森·索尔(Jason Sole)日前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今天已经被催泪瓦斯击中了两次，但我仍然在为了弗洛伊德前进。”
杰森告诉深一度记者，目前他正努力为当地街头的示威游行队伍提供帮助和保障。他努力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游行，给人们提供食物、水和口罩等必需品。在夜间，杰森还组织人手，负责安保工作，防止社区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骚扰。
谈及弗洛伊德之死，杰森心情复杂，“我的心里充满着愤怒和悲伤。”除去亲自参与游行，杰森将现场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以期让更多人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全世界认识到，非裔美国人正在遭受着警察的暴力执法。”
对于游行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杰森没有回避，他表示，自己及周围的人在游行中都没有使用暴力，但他不否认，有些“邪恶”的人参与其中，他们只想着破坏，“你没法真正阻止这些人，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
1978年，杰森出生于芝加哥南区，当地社区毒品泛滥，杰森的父亲是名瘾君子，舅舅也是监狱的“常客”。杰森读书时成绩很好，但他经常感到不安 ，“我闲逛时会被警察拦下来，要求检查我的身份证，但那时我才15岁，根本没有身份证。”
在20岁那年，当杰森再次遭遇警察检查时，他试图说出自己的不满，“你们为什么总来找我麻烦？”之后，杰森经历了和其他一些黑人朋友类似的情况，“警察生气了，给我戴上手铐，并且掐住了我的脖子。”
尽管杰森自己也曾有过入狱的经历，但他不能接受“黑人高犯罪率导致警察暴力执法”的论调，他认为，一些夸大甚至虚构的新闻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人们因此认为黑人应该入狱甚至被杀死，但其实是我们的社区在受到压迫。”
刑满释放之后，杰森希望找出问题的根源并作出改变，他在明尼苏达大都会州立大学学习了刑事司法专业，并选修了心理学、非裔美国人历史等课程。在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之后，十多年里，杰森一直从事刑事司法教育工作，并在2016年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Minneapolis NAACP)主席，开展各种有色人种平权运动。
杰森尝试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参与有色人种社区的建设，并与相关的社会团体进行接触。2017年开始，为了改变人们对于黑人穿着的刻板印象，每次上课，杰森都穿上被一些人视为“恐惧”和“威胁”代名词的连帽衫，并且在衣服上写下“帽衫里的人性”这句口号。
他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一名时装设计师的帮助下，从明尼阿波利斯的校园，到纽约时装周的秀场，越来越多的人穿上了这件印有“帽衫里的人性”口号的衣服。
对于弗洛伊德案的审判，杰森表示，这样的悲剧可能发生在每个非裔美国人身上。他希望法庭可以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我不希望德雷克·肖万被判死刑，我不希望任何人死，但他必须进监狱，他要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价。”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纽约时报》、《每日邮报》报道，图片来自美联社、纽约时报。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甘笠男
来源：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