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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管涛:应对全球金融动荡的中国四策

由 劳新忠 发布于 财经

5月底,在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背景下,“两会”顺利召开。本文拟结合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学习,谈谈中国迎接全球金融动荡挑战的对策。

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影响,全球金融动荡加剧

2月20日至3月23日,美股发生“道指七连跌”、“十天四熔断”,最多自高点下跌近40%。同期,明晟(MSCI)全球股票指数累计下跌逾30%。在市场避险情绪推动下,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包括美债和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美元指数创下近三年来新高,最多较年内低点升值8.0%。新兴市场遭遇近千亿美元的组合投资净流出,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经济体名义美元指数最多升值10%以上。3月份,国际油市崩盘,4月份还飞出了市场“黑天鹅”。

为应对疫情防控造成的经济停摆,美联储于3月初起进入抗疫模式,率先推出“零利率 无限量宽”政策,引领主要央行货币大放水。3月19日至5月22日,美联储扩表2.37万亿美元,增长近70%。截至5月22日,美联储总资产7.0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季度年化名义GDP(往前四个季度滚动平均)的32.7%,较上年末上升了13.2个百分点;4月末,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M2为17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0%,相当于一季度年化名义GDP的80.2%,较上年末上升了8.2个百分点。

随着各国卫生、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揽子疫情应对措施逐步到位,3月24日起全球金融市场触底反弹。到5月22日,美股自低点上涨30%以上,带动明晟全球股票指数反弹逾20%。市场恐慌情绪和流动性紧张局面缓解,美债价格回落,金价创下近八年来新高,美元指数自高点最多回落了4%以上。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缓解,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经济体名义美元指数最多回落了3.0%。而且,在全球货币宽松加码背景下,新兴经济体3月份以来也纷纷采取了降准降息及其他货币刺激措施,以应对疫情冲击的挑战。

中国央行自2月初起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总基调下,国内货币环境趋于宽松。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环比上升13.9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上升9.8个百分点。同期,央行外汇占款下降299亿元,故宏观杠杆率攀升与海外货币宽松无关,而是因为降准带来的货币乘数增加。前4个月,M2和社融同比增速均达到10%以上。

与此同时,全球货币宽松对中国也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3月24日至5月22日,中国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由3月10日至23日(全球股灾期间)日均净流出69亿元转为净流入22亿元,股票通项下陆股通与港股通轧差后由日均净流出147亿元转为净流入6亿元。

全球货币宽松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诸多挑战

1、中长期看全球货币宽松或将“覆水难收”

首先,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且严峻,不排除出现进一步扩散甚至反复的可能,股市有可能再次发生动荡。按照避免股灾演变成市场恐慌、信用紧缩的流动性负螺旋的相同逻辑,一旦出现此种情形,美联储货币放水还会继续。

其次,各界对经济前景普遍预期悲观,货币政策在中长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况且,人口老龄化加速,投资需求下降、储蓄动机增强,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和收益率曲线控制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或将常态化,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再次,当前特殊环境下,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的效率更高,“直升机撒钱”式的财政赤字急剧膨胀,这需要低利率政策的长期支持。

最后,本次货币宽松可能重蹈资产泡沫化覆辙,非常规货币政策一旦启动退出,金融条件的收紧有可能刺破泡沫。

5月15日,美联储在其发布的半年度《美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严厉警告:“如果疫情发展出人意料,造成的经济后果经事实证明更为不利,或金融体系再度出现紧张局面,那么资产价格仍然容易出现大幅下跌。”

5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比预想的更糟糕。“这显然意味着我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从这场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她还表示,基金组织不久很可能下调此前做出的全球经济今年萎缩3%的预测。

2、全球货币宽松环境下,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球流动性泛滥情况下,中国可能再次成为国际资本流入的“热土”:第一,境内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中国经济复苏拥有领先优势;第二,财政货币政策空间较大,加之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拥有较大回旋余地;第三,中国公共卫生相对安全、市场前景相对确定,有助于增强各界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具有估值优势的人民币金融资产有望成为全球新兴避险资产。

然而,中国经济由此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一是杠杆率上升。境内外的宽流动性、低利率,将推升国内宏观杠杆率,加重债务负担,侵蚀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竞争性贬值。在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警报解除后,中国有可能重现资本流入,推动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加速国内产业空心化。

三是资产泡沫化。全球范围内的宽流动性、低利率将推升市场风险偏好,支持国内资产价格走高,但在国内投资者不够成熟、外资加速流入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估值泡沫化。

四是国内物价稳定。短期看,受经济停摆影响,中国可能主要面临的是通缩压力。中长期看,中国既可能因前期流动性过多产生通胀风险,也可能因长期受疫情压制或因企业家庭债务负担过重,投资消费需求不振,出现通缩趋势。

五是资本流动冲击。在疫情发展前景不确定情况下,一旦出现坏的情形,可能发生境外投资者集中抛售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情况。中长期看,如果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也就意味着未来这部分资本流动如果逆转,冲击将会更大。

全球金融动荡下的中国对策

“救助 改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经济稳是金融稳定的前提。中央早已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鉴于疫情冲击的经济性质,今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经济工作的重心是救助而非刺激。政府工作报告淡化了经济具体增速目标,明确“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并更加凸显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还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同时,提出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推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资本是四大生产要素之一。有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是吸收内外震荡、抵御资本流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减少对外部融资的过度依赖,以及缓解国内资产泡沫化的压力。日前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是两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做了顶层设计。目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两个《意见》涉及的改革开放措施正在稳步推进,如:2019年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正在抓紧落实;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生效,公开发行公司债实行注册制;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5月7日,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取消境外合规机构投资者额度管理,简化跨境汇兑手续;5月1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实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承销业务规范》的通知,等等。

健全国内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和汇率是重要的资本要素价格。前述两个《意见》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划。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兼顾稳增长、防风险与控通胀目标,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正常状态。面对全球金融动荡风险,要加强高频数据监测分析,拟定应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出入的预案,加强对境外交易对手的监测,防范市场极端事件。

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如前所述,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再次面临升值压力,这将缩小经常项目顺差甚至转为逆差。积极地看,这显示了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成果,同时也可能增加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脆弱性。为此,一是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之际,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减少对服务业进口的过度依赖,增强服务业出口创汇的能力。二是加快国内创新发展,减少对境外知识产权引进的过度依赖,在改善服务贸易收支的同时,提高中国产品附加值,培养中国品牌,增强非价格竞争力,外贸发展逐渐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三是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货物和服务贸易壁垒,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四是在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