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金融核武器：天量债务如何创造财富
美元位于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顶端地位是靠巨额的债务来维系的，所以当代金融体系的秘诀不是偿还债务的能力，而是将债务成本降至无限低的能力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得公共卫生话题占据了整个2020年。但是如果考量新冠疫情给经济和金融领域带来的后果，人们或许会在几年后发现，在2020年严重低估了这一层面的影响。
现在想要给各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经济表现进行评分仍为时尚早。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的最新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萎缩4.6%，欧元区将萎缩8%，日本萎缩5.1%，俄罗斯下滑4.8%。中国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幅会从2019年的6.1%跌至2.7%左右。没有人敢保证全球经济能在2021年全面复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的旅游业、航空业和酒店业在接下来三到四年的时间里都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新冠疫情对石油和其他资源行业的影响也初露端倪，最新发布的《BP世界能源展望》预计全球的石油需求已经达到顶峰，到2035年前会下跌20%。
全球的经济图景也因2020年的疫情而改变。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余下的时间里中美发现双方的分歧不仅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变得更大。美国试图将与中国的部分贸易导流至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甚至有人寄希望于墨西哥两年后可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货源地。但我相信，接下来的十年里主导全球经济的议题将不会是贸易问题，而是全球的金融架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石，反过来也保证了美元的稳定地位。即便是美国在1971年宣布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决定性地位也没有改变。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例从1976年的68.7%下降至1989年的50%，在2001年又回升到71%，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下降，为62%，从那之后这一比例一直保持稳定，截至2020年7月1日，全球储备货币中的61.3%仍然是美元。
尽管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72年的234亿美元激增至2020年的3.3万亿美元，美国还因此被指责制造“垃圾债务”，但来自全球各地的金融机构仍然热衷于购买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到2020年8月1日为止高达7.1万亿美元。要知道，在2020年8月，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降至历史新低0.52%，而在1981年9月，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可是15.7%。过去几十年里，无数关于美国即将破产、美元体系行将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但没有一次应验。
但当下这一趋势应当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美国国内热议的经济话题是，持续扩大的贸易赤字和收支不平衡如何拖累了美国经济。2000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还有2360亿美元的盈余，但是到2005年变成了3180亿美元的赤字。同一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3800亿美元增长到了7150亿美元。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不仅仅是美国想要多花钱，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想要进行更多的储蓄和积累，两者共同导致了美国越来越大的对外贸易逆差。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尽管美国联邦政府的名义债务是2000年时的4.7倍之多，但只有47%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担忧，2018年时这一比例还是55%。美国2020年的财政支出里只有7.9%用于偿还债务，而在2000年时，20%的财政支出用于偿债。这些信号都阐释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无论是美元、欧元、英镑还是日元，均不与黄金或其他资产进行挂钩，使得它们获得了绝对优势，可以不管它们背后的经济负债有多严重。这种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在历次经济危机下进行自救，而美国越来越恣意地使用这一方式，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在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动用了1.5万亿美元进行经济刺激，而到了2020年时，经济救助和紧急再融资方案的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之前，很有可能再追加2.2万亿美元）。
2020年，美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经济转变。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二战之后的任何一年，仅仅略低于战争期间的年份；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向其公民和企业派发了1.4万亿美元无条件救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经济数据下降，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继续增长的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效仿美国将贴现率降为零，也没有对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救助，但是到了2020年，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广泛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金融的本质。
如今，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着重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债务不再是负担
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到今天的现代金融体系里，可自由兑换的主要货币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不受挑战的地位。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无法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对应的地位，无论是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还是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自从2016年首次出现在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以来，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储备货币里的比例仅从1.08%微升至2.05%，这其中三分之二的贡献还来自于俄罗斯央行在2018年出于政治原因将部分美元储备兑换为人民币，结果还导致俄罗斯银行普遍受损。
美国则成功度过了美元与黄金脱钩、日本80年代的崛起、东亚90年代的振兴和美国自己引发的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等一系列艰难时期。借助金融稳定并且几乎可以无限量地创造新的金融工具为工业和新兴技术项目输血，美国公司获得了数十年的先天优势地位。根据一项统计，2017年市值全球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总部全都在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还是首次出现。
反观美国的竞争者们，从苏联到日本再到中国，均无法像美国一样调动大规模的金融资源。仅举一例，在2020年3月份的一个月内，美联储的负债表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从2000年以来积攒的所有外汇储备，是俄罗斯国家储备的五倍之多。欧盟国家、英国和日本也纷纷效仿美国，在2020年前九个月将相当于GDP9%－16%的资金注入实体经济以求度过危机。
美元及其他可兑换的货币直接从全球以之计价的天量债务增长中获利。目前，全球企业债务和银行债务的总和当中58.7%是以美元计算的，这意味着一旦一个经济体遇到危机或麻烦，就必须将他们的资产或任何货币储备兑换成美元用来偿还债务，1998年－1999年间的东亚各国、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家和2008年的美国自己，概莫能外。如果美元升值，美国便会增加对全球资本和投资的吸引力；如果美国的竞争者们试图出售美元计价资产试图压低美元汇率，美国的出口商们则会获得相对于亚洲和欧洲生产者们的优势。鉴于美联储随时可以购买任何数量的美国国债，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再也不可能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被外部的震荡所撼动。
简而言之，美元位于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顶端地位是靠巨额的债务来维系的，所以当代金融体系的秘诀不是偿还债务的能力，而是将债务成本降至无限低的能力。美国和欧洲再次成为这方面的领跑者，在2019年总额达15.6万亿美元的债券实际收益率为负数，其中70%的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但没有任何收益率为负的债务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计价。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地缘经济面临的新现实问题，在全球经济霸主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武器”之后，国家比较经济优势、收支平衡等已经显得不再重要。即便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是徒劳。苏联也曾一度号称比美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煤和水泥。
资金储备还有用吗？
我们也需要反思过去25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金融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冷战刚刚结束，全世界都疯狂迷恋全球一体化的设想，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水涨起来，会托高所有的船”，因此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经济上都是“安全的”。绝大多数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体都想借此东风，似乎它们也拥有像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的金融系统，这些梦想的泡沫随着1997年－2001年间在亚洲、俄罗斯和阿根廷发生的金融风暴而破灭，外围国家的货币纷纷暴跌，金融系统是如此脆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用了超过1000亿美元来拯救亚洲的这些“小虎们”。
而这正是当前发展趋势的一个起点：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利雅得到首尔，决策者们认为抵御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做法就是建立庞大的资金储备，在1997年－2007年的十年间，中国、俄罗斯、韩国、沙特、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七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猛增了十倍，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夜总额达到了2.94万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到2008年时，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和货币储备加在一起只有4260亿美元，而它们的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94.3%，在所有的外汇交易中占比67%。如前文所述，美联储有能力在几周时间内“印出来”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同等多的美元，既不会造成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外部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减弱。
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对那些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蓄的国家发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拯救本国经济而言，它们不会取得像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那样的成功。被“维护金融稳定”的教条所束缚，这些国家非常吝于消耗自己的外汇储备以维持本币的币值，而将资金储备留在更急需用钱的“将来某个最坏的时刻”，俄罗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令人不解的是，巨大的外汇储备最终削减了而不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灵活性。此外，中国和俄罗斯以积攒外汇储备为中心的策略使得两国更无法将人民币和卢布变成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宣布最早在2003年实现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即卢布可实现自由兑换，而从那之后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因为这需要卢布交易的自由化，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放大量卢布债券，这些措施都被认为会影响俄罗斯的金融稳定。在中国也不乏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的讨论，但是中国政府的首要考虑是，一旦汇率调整将会影响出口，进而影响就业，因此至今人民币只是在依赖中国经济援助或中国投资的国家间使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只有足够大胆、排除众议拥抱全球化、让国际市场决定本国币值和货币适用范围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中获益。而那些基于国有资产发展的经济体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和团结，也注定是这一体系的外部参与者。
整个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发达国家变得多么自信。在2008年的时候，在危机席卷美国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G20国家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以寻求应对危机的集体一致行动。而到了2020年，这些行动根本就未予考虑，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都在数周的时间内制定出搞笑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些“外围国家”的经济问题或者利率问题都不是需要考虑的对象，一如美国在1971年不管不顾自己的盟友那般。
GDP的概念已经过时
从过去十年的发展经验中还可以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创造财富的过程以及一个国家取得经济进步的评价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准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但是从70年代开始，加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开始显著增长，例如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在1974年9月时仅为其GDP的35.2%，而到了2020年9月，这一比例增长为176%。股市、房地产及其他资产价格在2020年的激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互联网新兴产业，使得像电脑、手机这样的日用电子消费品价格越来越便宜，甚至像社交网络、通讯平台以及网络搜索引擎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均在传统的GDP统计方式之外增加了一个国家的财富，而通过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是必须被纳入考量的因素。
在传统经济概念里，公共债务就是公共债务，是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对个人和企业征税来偿还的债务。而在新经济模式下，债务成为一个国家增加财富的有效工具。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政府高举了3万亿美元的债务（大部分是从美联储那里获得的）并将其注入实体经济，使得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23日到6月8日期间总市值上涨了10万亿美元。正因如此，美国普通居民的人均财富以及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等的市值表现稳定，为今后的经济复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美国和欧盟，值得注意的不是不断增长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而且债务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在下降。从2008年到2019年，公司债与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比例从46.6%下降到30.3%；抵押品与居民住宅市值的比例从61.9%下降到47.2%。在最发达的经济体，公共金融的管理创造了财富，而不是在消耗财富。
如果人们把目光锁定在俄罗斯或中国，会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当西方国家开始创造“无限财富”的同时，中俄的股市几近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2019年间增长了151%，但是股市以美元计算至少缩水了52%。而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发展停滞，只增长了17%，其股市市值更是缩水54.2%（以2020年10月1日的市值与2007年的历史高点相比）。所以说，如今发达经济体发行和使用的货币与过去几十年所代表的价值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更多是管理危机的一种工具，而外围国家并不拥有这种能力。
2020年的全球金融体系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过去的体系中，每个国家都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吸引外资来购买资产或投资建厂等方式获得资金。但如今世界已经分化为两极，一部分国家通过“制造”货币，使其占据并主导外汇市场，其他国家愿意借贷，并使之成为准全球通货，这些国家不用考虑贸易赤字、汇率甚至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它们的债务可以随时通过印钱来冲抵，它们的股市和资产市场能够吸收这些超发的钱并使其流向最先进的经济产业部门，这些国家不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举债，因为这些收支都是通过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定价的。另一部分国家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一直在寻找各种手段“规避”外部经济风险，而疏于强化自己的金融系统，从而积攒了大量的货币和黄金储备，但事实上这些已不再重要。以中国、俄罗斯和沙特为代表的这些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将外部世界视为威胁而非机遇，有上千个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理由可以解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结果就是勇敢者得到巨额回报，而谨小慎微者颗粒无收，这是已故经济学家莱斯特·图洛（Lester Thurow）通过研究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机制后得出的结论。
总而言之，202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证明，如果再发生一次冷战，西方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1945年5月，苏联军队攻占了柏林，看似处于实力的顶峰，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但仅仅两个月后，美国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在几周时间内投降，进而导致全球战略平衡被逆转。而自从1971年后，美国拥有了金融核武器——许多时候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响应，而那些靠积攒财富、注重GDP增长数字的国家更像是准备用大规模坦克部队来报复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攻击。如果2020年后，世界上发生了任何新形式的经济对抗，这些不掌握金融话语权的外围国家必然会遭到惨败。在大西洋国家仍然在金融领域占有战略制高点的情况下，说太平洋世纪已到来还为时过早。
新兴国家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使本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很早就提出了有关的想法和概念。但即便是在发展环境良好的时期，例如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俄都被西方世界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些愿望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如今，一个国家的货币被白俄罗斯、坦桑尼亚这些国家的央行作为储备货币并不值得炫耀，而在于是否能够创造成本几近于零的债务，同时又不影响汇率和通胀数据。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已经挺进21世纪，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将被遗忘在20世纪。
以国有部门为主导、对工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高度受管控的金融体系，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实现“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已经被证明是十分高效的，而且有助于实现“终极工业社会”。但是2008年－2009年所发生的危机不仅仅是不平衡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是“追赶战略”的终结时代。为了应对西方社会近年来开发出的新经济模式——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开始熟练使用，欧洲是在2016年的希腊救援方案后开始，外围国家需要全盘重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否则，再过十年，美国很有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霸权。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经济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高级访问学者；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