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准确把握短期宏观和长期转方式的政策一致性问题

　　有些问题需要明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扩大国内需求和提升消费的问题。扩大内需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似乎应当先理清概念才好进行深入的政策分析。比如，当我们说扩大内需要提高消费的时候，对应的是在当期GDP中，消费占比提高。由此引出的问题是，GDP一定，消费比例上升就是投资比例下降。进一步说，当GDP总量确定后，提高消费占比和降低投资占比同时，GDP的支出结构变化了，国内需求没有扩大。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问题。从整体上看，这是二者互有侧重并不对称的宏观经济学概念。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调结构与转方式，是长期动态的问题。与之不同，需求侧是短期静态的总需求管理问题。尽管在现实中，需求侧管理往往会具有长期动态性，如加大科技支出增加了当期有效需求，也是增长了长期增长中的科技进步水平。但需求侧管理主体还是短期静态问题。更加准确的是，在我们解决长期动态的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短周期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十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从整体上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是以经济增长质量替换经济增长数量。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短期静态经济周期与长期动态经济增长转方式面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问题。经济学习惯于这样讨论问题，当多种因素混在一起时，我们可以依次讨论，一个因素变化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会如何？由此，我们这样来讨论当前面对的宏观经济问题：假如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供给侧改革时，如何解释我国当前持续下行的宏观形势。从短期静态眼光看，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着一个上下波动的十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围绕着一个均值波动。近于过去四十年近10%的经济增长率均值，就是经济过冷了，就需要采取刺激性政策，期间可能是稳健的，也可能是大力度的，政策指向则是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若把问题反过来，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性时，以质量换数量，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就会是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的参照性目标。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率低于10%是可接受的，也是政策抉择中的期望。

　　过去五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追赶型大国，我们经历了世界经济史的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长期高增长。这是如同百米冲刺的光彩夺目，但不可持续。我们要调整追赶的姿态，从百米冲刺转换为更加稳健的马拉松跑。这是长期动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发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原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长期动态过程并不会消除短期静态的经济周期。两者叠加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经济下行中，长期与短期因素各自的贡献有多大。短期因素影响大，就应当采取更加宽松的需求侧管理政策。事实上，过去几年来，有关我国长期增长潜力应当下降到10%以下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论的共识；但未来五年，我国的理论上合理，实践中合意的经济增长率应当是在什么区间范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第四个问题是，从长期看问题时，扩大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会遇到一个最优消费率的概念，扩大消费，消费率上升与投资率下降并不改变总需求，但投资率下降达到人均资本量下降的拐点时，长期增长潜力就会萎缩。至此，尽管我们不能确知，引起我国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具体影响，我们仍可以达成一个共识，过去四十年的高增长受益于模仿型追赶增长的高投资收益，使得当期总需求结构表现为低消费率与高投资率。模仿时代结束，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开始上升。在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与短周期下降期重叠时，会有投资增长率下降过快，即使社会总消费额上升，消费占比提高也不能扭转短期总需求不足，在此情况下，为防止经济持续过度下滑，采取合意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必要的。

　　最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效果不一致的问题。个人认为，这是当前应当予以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这是因为需求管理政策目标比较侧重于短期总量均衡，对提高长期动态效率和结构性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手段并不多。作为辅助性政策的需求管理应当更多地选择既有利于增加当期总需求又有利于长期转型的政策，而不是泛泛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首先，我们要高度关注如何破解从模仿到创新增长当中资本收益率下降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例如，戈登教授的研究认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持续的低生产率增长的时期，尽管受到广泛质疑，但是似乎也没有人能推翻他的悲观预期。面对低生产率增长，能够做的也必须做的是，不断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大力支持教育、科学研究及职业训练，这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转型的基础，也是当期重要社会支出内容。当然，要持续扩大这部分支出，扩大当期需求，也还是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我们现在讨论消费率高低的时候都涉及到对投资的认定，教育开支是计入了消费还是计入了投资呢？提高人力资本的支出会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应当是投资行为。最近几年，我国投资率持续下降，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力资本投资替代了物质资本投资的情况呢？与之相似的问题是，从理论上分析，居民购房是消费行为，其支出应当是消费支出。由于住房使用的长期性质，按照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准则住宅购买住宅支出计入了投资领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从短期和长期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宏观经济时，消费与投资的概念并不一致，这需要在选择宏观政策手段及政策搭配时予以重视。

　　第二个问题，尽快建立有保障的可持续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促进消费的技术手段很多，但根本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制度是保证当期消费，特别是疫情期间消费的重要支柱，也是长期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在于过剩产业退出，由此要高度关注结构性失业。需求管理对于结构性失业没有多大帮助，关键要靠社会保障制度托底，为结构性失业经过再就业教育实现再就业，提供合理的缓冲。

　　从这两年的情况看，经济不好，各地采取社保金缓交的措施减少企业压力，问题是缓交社会金会不会引起企业预期未来要交更多社保呢？会不会引起社会忧虑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的保障能力呢？僵尸企业与劳动力市场的僵硬性有密切关系。在企业调研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不破产、不下岗与不解聘的要求，正在明显地遏制企业和产业层面进行的结构调整速度。各地区结构调整的能力与社保体系的保障能力和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实现刺激当前消费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赢，壮大社会体系是长短期政策的关键结合点。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设想下，发起两万亿、三万亿甚至四万亿的社保国债，用专门国债来补充养老保险。从操作上层面看，由社保理事会统筹，用于债市和资本市场投资，每年收益的一部分，依社会保障缺口的严重程度及社会体系建设进步水平，由中央分配用于弥补当期缺口。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