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增速放缓，城商行的竞争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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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消费金融的东风，城商行这几年风头日盛，在一众上市银行中，城商行整体业绩表现较好，资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何以见得？

根据华福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城商行群体的体量已经突破4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的占比为13.1%，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整体环境承压的大背景下，城商行的利润修复也较同行更快。据光大证券研究所报告，从2022年H2数据来看，城商行净利润增速季度环比提升9.4%至5.4%，以江苏银行为例，同比增长31.2%，季度环比增长5.2%。

但随着国家进一步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展，监管层有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的要求，城商行的净息差进一步降低，银行业的传统主营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侵扰。

城商行如何打出特色化战略，消费金融曾经是突破点，而近年来，消费金融的天花板也逐渐显现，继续寻找特色增长业务仍然是城商行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2022年初以来，整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方面居民储蓄意识增强，消费动力下降，扩表意愿不强，另一方面企业持续承压，资本开支意愿不足，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在光大证券研报中可以看到数据，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贷款增速分别为7.8%、11.7%、13%，季环比分别下降0.3、1.1、0.9pct，信贷增速稍显乏力。 

作为部分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净息差一直都备受关注。受贷款增速影响，再叠加实体经济处于修复过程中，需要信贷资金支持，监管层有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的要求，银行净息差受到进一步挤压，城商行的净息差从2021年末的1.91%下降到2022年H1的1.73%。 

资产质量也是城商行最受关注的指标之一。 

在华福证券的研报数据可以看到，近年来，城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在波动中上升，不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最新数据来看，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19年9月末的最高位2.48%下降至2022年3月末的1.96%。 

总的来说，近年来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虽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但增长幅度明显减小。 

利润空间的压缩叠加不良率上升，重重压力下银行加大了拨备计提的力度，这也导致了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波动下降至2021年末的0.56%。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具体来说，2021年末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96.91%，较去年同期升高12.44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为188.71%，同比减少1.06个百分点。从整体上来看，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大多数时候均低于平均水平，且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仍较明显，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调低短期存款利率，可视为城商行应对净息差的措施之一。 

比如长沙银行自9月21日起，下调部分期限的存款挂牌利率，3个月、6个月、2年的存款利率分别减少了5个基点，3年、5年期的存款利率下降了10个基点，1年期存款利率则未发生变动。 

上海银行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2.75%下调至2.6%，下降了15个基点，其余1年、2年、5年的利率则均下调了10个基点。 

北京农商行自9月26日起执行下调后的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其中个人存款定期整存整取利率，3年、5年期利率则分别调降25个基点、30个基点，3个月、1年、2年期利率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6个月利率下调了1个基点。 

上海农商行将个人存款定期整存整取利率3年、5年期利率下调了15个基点，2年期下调了11个基点，3个月、半年、1年期利率保持不变。 

深圳农商行个人存款定期整存整取利率3年、5年期利率分别调降20个基点、50个基点，3个月、半年、2年期利率均下调10个基点，1年期利率微降5个基点。 

总体来看，各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短期存款利率降幅。 

对这一较为同步的策略，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称：“不同银行发展战略、负债能力、业务结构不一样，存款利率调整的幅度、步伐或有较大差异。”且预计后续将有更多银行跟进调整存款利率。 

近几年，城商行在积极探索消费金融业务，试图向零售转型，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在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概念升级以及互联网消费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消费金融业务驶入快车道，自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20%的年均增速。 

麦肯锡曾预测，消费金融市场仍将保持稳健发展，预计2025年底市场规模将增至约28万亿元人民币。 

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自然吸引了各路玩家竞相追逐，银行、保险和互联网头部企业争相获客。不过，银行作为天然离钱更近的行业，在消费金融市场占据主力地位。据零壹智库统计，目前30家消费金融公司中，有26家消费金融公司的股东名单中显现银行的身影，其中城商行更是占据17家。 

不少城商行直接收购或直接成立消金公司，比如宁波银行收购华融消金，南京银行收购苏宁消金，江苏银行筹建苏银消金。2022年初，长沙银行也表示要坚持零售优先，在个金、个消、按揭等领域发力。 

除此之外，城商行本身就是地方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发展高度依赖所处区域的经济特征。不少城商行尝试将业务重心下沉，以期获得更好的战略效果。 

比如长沙银行尝试县域金融，已铺设了199家县域网点、5700家农金站，县域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2%。2021年，长沙银行县域存、贷款增速分别为20%和27%，增速均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再比如宁波银行依托江浙沪地区较为发达的制造业和商贸业，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商业贸易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2021年的利息净收入同期增长17.37%至326.97亿元，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持续也维持在高位。 

申港证券研报指，区域优势突出、不良可控、成长空间较大的城商行是后续银行业投资值得关注的主线之一。 

消金行业高速发展10年，随着消费市场从增量转入存量竞争，依托于消费市场的消费金融市场也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提升服务和体验、增强数字化成为打磨产品差异性的关键。 

麦肯锡的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是公司银行下半场竞争制胜的关键”。 

从国家政策层面就能得到信号，中国银保监会今年初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全面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并从业务经营、数据能力建设、科技能力建设以及风险防范等方面对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予以规范和指导。  

央行也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核心是强调数字能力建设和发展。根据央行规划，力争到2025年，实现金融“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奔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时代。  

通过数字化构建竞争优势已经成为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共识。共识的背后，则是各家科技投入的决心和力度。 

从几家银行的人事动向来看，科技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高度。银行积极地想通过科技赋能金融业务、降本增效，提升服务水平，而具备科技背景的人才正日益受到重视。 

九江银行新任行长肖璟此前曾在工商银行科技条线工作近15年；重庆农商行发布供稿，新任董事长谢文辉工科出身、长期从事银行科技信息建设工作；江苏银行发布公告，新任行长葛仁余此前担任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首席信息官，为业内少有的科技条线出身的行长。 

还有一些农商行在人员上加大了投入，比如2021 年报 显示，截至2021年末，重庆农商行金融科技人才总数超440人，金融科技人才占比提升至3%； 张家港行 2021年各类金融科技专业人员127人； 常熟银行 技术人员为261人。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具有科技背景的人才成为中小银行高管，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一是随着金融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深化，科技赋能的作用持续提升，科技在银行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日益得到重视；二是近年来“科技”外包的方式出现了部分“水土不服”的情形，甚至引发了部分银行的业务风险，因此，银行存在夯实自身科技队伍的必要性；三是科技驱动的金融业务效率提升及产品、服务的优化创新，是衡量当前银行竞争力的核心维度，背后离不开人才建设。 

除了高管，在科技上的投入则是实打实的数字。据统计，2021年，中国银行业持续推进金融科技投入，A股重点上市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的投入超过1700亿元，占当年上市银行1.94万亿元净利润的8.8%。 

从科技投入占营收的比重看，长沙银行的当年科技投入9.1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达4.4%，占当年净利润的比重达14%，比另外两家商业银行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还要略高。 

麦肯锡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能够帮助银行降低客均成本15%以上，科技的投入最终都会反映到银行的业绩与市值上。各大银行的科技投入既是提升现有业绩的必然之举，也是在未来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长远战略。关注城商行之间的竞争，加入科技指标，或将更具有前瞻性。 

唯一不变的是改变。银行机构要想穿越周期，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自身实力的稳步提升上。只有积极参与创新和转型的进程，积极尝试技术架构和业务模式的探索，才是适应未来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