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美国霸权蜕变成蛮力的连锁反应

以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杀引发反种族歧视抗议为标志，美国社会撕裂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美国越来越深陷于“政治正确”的泥沼，两党制的内耗性蔓延到了国体层面。国内骚乱加上抗疫不力使美国决策层在外交上也出现更多不负责任的言行，而华盛顿越是为了国内短期政治利益这样操作，越加速着其全球霸权的耗散。

回顾1894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之后美国逐步获取世界霸权的道路，可以发现19世纪末国家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霸权易手也表现出巨大的加速度。但相对于德国而言，美国的优势在于其作为海权大国的地理位置，不用耗费过多国力来维持地缘政治稳定，可以专心经营和维持海外殖民体系。经过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后冷战初期等历史阶段，美国经济乃至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同时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同盟体系，借助这些有利因素，美国逐步建立并有效维持着它的全球霸权。

但接下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加速了大国实力消长进程。进入信息时代，靠信息技术支撑的垄断金融资本出于对超额垄断利润的渴求，行为模式越来越趋向于短期主义，对经济循环的空间和时间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压缩，国际大循环的速率与日俱增，导致现代化高科技产业表现出的竞争性、迭代性都远超其他产业。

具体到国家之间，产业竞争开始越来越多表现在半导体信息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两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竞争与合作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命脉。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始终在其中保持领先优势。但本世纪以来，美国战略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误判，将很大部分的国家力量用在打着反恐旗号的一场场战争上，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遇。

虽然在美国国力是绝对衰落还是相对衰落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一些争论。但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下坠态势，并无太多异议。这种霸权下滑的结果，就是美国开始有意针对被它视为“挑战”或“威胁”的国家或政治力量，明确使用蛮力手段予以打压。

就此，下坠的霸权转化为越来越多的蛮力。表现之一，就是华盛顿正在推行的对华强制脱钩。美国一些精英坚持认为美国的问题是中国加入全球化后“搭便车行为”造成的外部负面效应，甚至指责是中国不遵守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导致的后果。以此为借口，这些极端反华精英推动华盛顿通过与中国脱钩来止损，并借以转嫁国内政治危机。

可以预见，接下来美国对华极限施压还会加码。比如，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乃至华人做生意、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中间进一步制造恐吓心理。这会迫使外国公司做好构建两套产品供应链体系的准备，即确保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不掺杂任何可能招致美国极限施压的因素。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理性压制经济理性。再如，虽然不会轻易挑起对华军事冲突，但华盛顿不会放弃利用其对中国周边某些国家亲美精英群体的影响，挑动相关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进而发动某种形势的“代理人冲突”。

美国的霸权耗散，可能是人类现代史上第一个不经过大规模战争溃败就走向终结的案例。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和蜕变，无疑会引发连锁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国际经济大循环、信用和标准评级体系、美元美债体系、国际政治盟友体系出现瓦解甚至崩盘，二战后奠定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面临巨变。

那么，如果单极不在、一超不存，今后的世界会怎么样？首先，美国的战略缺位或许是个政治福音。没有“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些国家可能会重新陷入多种政治力量纷争的状态，但另一些国家则会“因祸得福”，获得经济社会健康成长的更大空间。

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对美元美债体系缺位的适应。实际上，有的国家因为受制裁而不能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使用美元，反而出现一定程度上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局面。美元美债体系缺位短期内确实会导致混乱，但长远看有利于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

其次，短期内国际经济贸易成本大增，相关战略资源和生活物资价格上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得以购买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以维持其生活方式和水平。如果美国强行打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民众生活物资严重依赖进出口供应的国家，这次疫情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国际经济和产业秩序沿着美国强推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将会愈演愈烈，某些国家将不得不加快重建本国产业链以保证生存需要。但它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并不具备独立打造本国产业链的能力。

遵循底线思维，我们要为美国霸权衰落和蜕变成蛮力、并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做好最坏打算，为我国战略空间进一步承压做好应对准备。通过这次疫情大考，国家治理能力强弱和治理机制有效与否已经泾渭分明。面向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更自信、更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更灵活地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恢复和强化经贸关系，同时也要更善于把中国的制造业能力等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