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分析了东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政治溯源，今天来具体看看帝王信用和民间信用究竟如何影响东西方国家的发展走向。
上篇回顾：“李约瑟难题”东西方大分流的政治溯源：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
财政金融体系
公元12世纪，中央集权的中国，藏富于国，国库充裕；分权制衡的西欧，藏富于民，国库空虚。国家的发展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东西方国家之间因为钱的来源不同，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国家资金来自税收
税收是一种全民性的、强制性的、重新“分蛋糕”的制度。当权者强制把全民的“蛋糕”收上来，重新在“官”和“民”之间进行再分配，使得民间的财产转移到国家（官家）。实质是一种根据当前已产生的财富强制进行再分配的制度。
古代的中国，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家和官家本身就控制了经济命脉和重要经济物资，然后还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制把民间的财富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又分了一部分进入到国库，所以古代中国特别发达，国库有钱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干大事”。
2. 西欧：国家资金来自发债
西欧是一个个小国分权制衡，长年的战乱使得国家并没有钱，百姓的钱都藏在自己的口袋里，想玩征税也没有力量去执行。
然而办法总比困难多，没钱，可以借啊！所以西欧当时就玩起了发行国债筹集资金。
发债的实质是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国家先跟百姓“借面粉”做蛋糕，等蛋糕真的做成了做大了再按比例“切蛋糕”做分配。所以，发债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金融模式。
税收、发债、信用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国家要存续、要发展，必然要建设国防军事、基础设施、教育、司法等，有时候还要对付天灾人祸。我们来看看税收和发债两种模式对于信用的培养如何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1. 税收过重易使帝王信用被推翻
学习中国的历史，总是会听到“赋税过重，民众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取而代之”。基本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都是因为国库亏空，然后只能拼了命的利用征税收刮百姓，当百姓们被逼到了生死边缘，这个政权也就被推翻了。
帝王信用，在太平盛世那是极好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天灾人祸也是挡不住的。一旦百姓的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便会造成帝王信用的缺失，百姓能做的就是推出一个新的王，重新建立帝王信用。在这种不断推倒重建的过程当中，国家的财富被消耗、人力被消耗、文明被消耗，最终从发达走向了落后。
2. 发债使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契约信用
西方国家发债的基础来源于强大的民间信用。
圣殿骑士团虽然在14世纪初就被团灭了，但是这样的民间金融信贷机构却被流传了下来。百姓有意识地往机构里存钱，特别是贵族们，他们是欧洲早期国债的购买者。
一个国家想要扩张或发展，需要借钱，但是西方的皇不像东方的皇那样拥有至高的权利可以借钱不还，跟金融机构借钱一定要有借有还，谁都不能违背承诺、不守信用。这就使国家、贵族、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能制衡欧洲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
西欧国家通过发债，用债权债务关系建立了各国之间的契约信用，为了维护信用又制定出一些列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欧洲大陆慢慢形成了契约社会与法治社会。乱战减少，财富积累，文明发展，逐步从落后走向发达。
总结
中国由于早在公元前的秦朝就建立了大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与“国营经济”模式，藏富于国，方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在太平盛世中更能将“办大事”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中国在唐宋时期可以走到世界人均GDP的首列。
但是，经济总是有周期性起伏、周期性危机，一旦面临天灾人祸、爆发危机，帝王信用是极其脆弱的。在频繁的改朝换代、推翻重建帝王信用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就被消耗掉了。
西欧国家由于神权高于君权的思想基因，整个大陆藏富于民，出于政权需要借钱、民众需要存钱理财的不同需求，诞生了具有现代银行雏形的金融机构，在政权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契约信用。民间的契约信用使得不同政治力量走向和平稳定，最终孕育出西方世界的璀璨文明。
这就是东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演变路径，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金融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