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十四五”规划建议的3大信号
CFIC导读
◆不久前公布的2021-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在这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建议书中，出现了一些新名词，其中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中有一个五年规划，就是每隔一个五年的周期，我们都要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设，制定政策。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今天，我们已经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虽然这一年不免让人心惊肉跳，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临近年终的时候提炼出一些值得铭记的关键词。
比如“双轮驱动”，它指的是“十三五”期间，我们在用科技和制度这“两只轮子”的创新来驱动经济的前进。还有“产融结合”，意思是实体经济要和金融市场相融合，比如通过融资、上市的途径来壮大产业规模。
安全发展
所谓安全，重点指的是守护人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国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与病毒作斗争，努力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在经济安全中，规划重点指出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比如前段时间，我国汇率出现了大幅波动，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那么就会削弱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这一问题，央行果断下调外汇风险储备金率，平抑外汇震荡，确保汇率在安全的范围内波动，这就是将安全和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淡化了经济总量和增速的目标，反而着眼于两个“重”——重产业结构调整、重发展质量。
有人看到可能会觉得奇怪，2020年的经济可以说处在一个艰苦时段，我们第一季度的经济总量甚至呈现负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在第三季度才出现首次正增长，为什么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书中，却不将提升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设为重点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节点是在2010年，我们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7%-8%左右。甚至在每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要保八、保七、保六。但是在未来五年内，GDP总量和增速变得模糊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发展的高科技含量，也就是从“重量”转变为“重质”。
最终因为内外环境的种种因素，我们将重心放在了城市化建设上，之后又推进物美价廉的“Made in China战略”，结果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21世纪初我们又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对于高质量的科技创新计划却一直停留在口号上。
20多年后的今天以及十四五规划后的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已然清晰，这样的争论似乎已经荡然无存。
国内大循环
中国经济的本轮崛起在很大意义上是全球化产能转移的结果。“外向型经济”和“买卖全世界”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
而在今天，新的逆全球化环境包围了我们，这个战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通过科技创新完善国内的产业供应链，以及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了既主动又被动的战略选择。
比如在2019年，我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7.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水平。怎么才能提升内需中的消费比重，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呢？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和产业改革。
结语
曾经，经济学界关于五年规划有过很大的争论。有一些市场派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凭什么要国家来制定产业规划呢？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于1953年。当时建国不久，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国家出血严重，我们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劈开一条生存道路，所以，“一五”计划的重心放在了工业经济建设上。
当时，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了156个重工业项目，史称“156工程”。1959年，工程完工后，我们几乎扭转了建国之初在重工业产品上一穷二白的景象。
图源：《人民画报》1951年03期
在今天看来，虽然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它仍然是一个大政府型的市场经济。市场有规律，政府也有规则。
同时，在这个庞大的经济转盘中，我们还有一个体量硕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它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它的背后，蕴藏着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导向和制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未来经济市场的走向。
所以，五年规划在现有的中国经济治理结构中仍然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此次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书，是在安全发展这条大主线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实现“两轻”“两重”发展的一次重要规划。
在未来的5年内，规划中出现的这些新名词，它们背后意味着很多产业的拐点即将到来，很多制度创新的窗口也会打开。
作者：吴晓波
本文来源：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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