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向东，陆金所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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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企业包揽了前四名。

其中蚂蚁集团排行第一，陆金所排名第四。

此前，蚂蚁集团宣布A+H上市计划（上交所+港交所），如果市场条件允许，此次IPO规模为300亿美元，将取代沙特阿美290亿美元的IPO，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随后，另一只独角兽也抬起眼睛，准备上岸。

10月8日，陆金所控股官宣赴美上市，目前招股书未披露其拟募资金额，招股书披露的1亿美元仅是例行披露的占位符，不代表本次IPO的实际融资额。

根据此前市场传闻的20亿至30亿美元的体量，若此IPO目标达成，陆金所或将成为美股市场迄今最大的金融科技IPO。

一个全球最大，一个美股金融科技最大。从限定条件我们便不难看出二者的体量差距。

二者的差距与联系却远不止此。

他们身处相同的赛道，但却有不同的业务侧重；

他们同样背靠大树，但却对内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他们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但却做出了不同的上岸抉择。

与其他几家独立创业的独角兽不同，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想在这一领域做大，背后必须要有巨头的支撑。

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的密切联系自不必说：蚂蚁旗下的支付宝，甚至扮演着阿里巴巴战略级核心产品的角色。

而陆金所的背后，也同样有一只庞然大物，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中国平安。

平安的创始人也姓马，从辈分来看，马明哲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启南巡，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步伐。

《重庆日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画面。

身后的蛇口，热血沸腾。

中国平安就是在那里成立的，与它一起在蛇口成立的还有任正非的华为，二者成立时间只相差了几个月，均在1988年前后。

1997年，北京的经济学家魏杰曾下过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非常痛苦，我估计再过10年，现在的民营企业200个中间有一个保留下来就不简单。”

一语成谶。平安集团和华为等企业，成为了为数不多屡次穿过周期的大船。

另一边，创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自出生起就拥有着互联网基因，他们一个金融（保险业），一个互联网，分别从山峰的两端，开始向着同一个目标攀登。

阿里巴巴后发先至，2003年，淘宝网在马云公寓内创立后，一个痛点很快摆在了他们面前。

上线之后的淘宝网站活跃度很好，有很多用户在论坛上发帖，用户咨询业务也很热情，但就是没有交易。

原因无他，远古时期的互联网环境下，人们常说：“你永远不知道，网线的另一端到底是人，还是一只会打字的狗。”

买卖双方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需要真金白银的电商玩法更是寸步难行。

支付宝解决了这一困境，在命运的初始奠定了阿里帝国的重要基座。

马云也在日后感慨：“信任、互信是人类最大的未开发财富。”

与阿里的近忧刚需不同，平安之所以创立陆金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明哲的远虑担忧。

2008年，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排名第462位。但马明哲内心的担忧却越来越大：金融业的成长性始终有限，必须找到新的动力，不变则死。

他研究了全球市值排名靠前的巨头，发现大都是科技公司。

“20年前，全球前10大市值公司中有7家来自金融，3家来自钢铁石油行业。如今全球前10大市值的企业，已经几乎不见传统金融企业的身影，前7位都是科技公司。”

基于这样的思路，马明哲开始主动布局转型，确立了“金融+科技”的战略方向。

目前，平安科技板块共有11家公司，除了即将上市的陆金所之外，还有美股的汽车之家、金融壹账通，港股的平安好医生，以及尚未上市的平安医保科技等独角兽企业。

从市值来看，平安集团也已然成为了资本市场上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甚至已有声音喊出，相比BAT，我们已迎来了“PATH”的时代（平安、阿里、腾讯、华为）。

不过，纵使阿里巴巴和平安集团再强大。对投资者而言，相对更在意的依然是一个个独立的投资标的。

背靠大树之下，我们不能忽视陆金所和蚂蚁金服与相应巨头之间存在的高度协同、合作互惠的战略优势。

但长远来看，更重要的依然是其自身的业务发展，角色定位。

无论是蚂蚁还是陆金所，他们都不愿戴上“金融机构”的帽子。

关于身份定义，二者屡屡向外强调，自己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事实上，由蚂蚁金服更名而来的蚂蚁集团，恨不得只留下“科技公司”这一个标签。

与之类似的，360金融也在相近时间宣布以“360数科”作为新品牌。

下半年以来，银保监会发布了互联网贷款新规，金融科技公司经营的互联网贷款总体上获得认可。这也是蚂蚁集团、陆金所以及此前的京东数科开启上市计划的首要前提。

行业观察来看，互联网金融这一行业中目前有三大主流业务，分别是：支付、理财、贷款。

另外各家企业还在积极布局保险领域，但暂时尚未成气候。

根据央行等监管部门的要求，互联网公司应该扮演“科技赋能”的角色，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支持，而非取代传统金融机构。

比如在贷款方面，蚂蚁主要是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助贷，在理财方面，则主要是做金融产品分发（算法推荐，供需匹配，与抖音的推荐算法类似，可以理解为在线广告的特殊门类），收取销售费、技术服务费等。

除了角色定位的方向指导之外，具体的政策法规的配套调整，也彻底堵死了金融科技公司“左灯右行”的念想（打着金融科技公司的旗号，过着传统金融机构的日子）。

8月20日，最高法发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下调至15.4%，相比过去36%的政策红线可谓是断崖式下调。

翻译过来就是，原来他们可以吃四分利，现在就只能吃一分了。

如果严格执行，市面上的大多数金融科技公司将承受巨大压力，过往轻松吃利息就可以盈利的好日子，可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某种层面来讲，这其实也是一桩好事。在投资市场上，金融机构的估值普遍比实业低很多。

相比其盈利能力，许多上市银行的估值都并不高。

这是因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核心能力就是资本运作，往往都是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加快现金流转，赚得快的同时风险也高。

由于巨大杠杆的存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一旦出现信用危机被挤兑，往往都会瞬间倒闭。

但金融科技机构则本质不同，它们的核心能力是技术支持，本质更像是to B的技术服务商。

金融机构可能被信用挤兑，但金融领域对科技的需求不会一夜消散。

基于以上逻辑，蚂蚁集团也好，陆金所也好，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前者会比后者高出数倍的估值。

招股书显示，蚂蚁集团2017年~2019年总营收分别为653.96亿元、857.22亿元、1206.18亿元，2020年上半年营收为725.28亿元。

而陆金所2017年~2019年总营收分别为278.19亿元、405亿元、478.34亿元，2020年上半年营收为256.84亿元。

数量上的差异并不意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营收构成。

蚂蚁的收入板块分为三大板块：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字金融科技服务费、创新业务。从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结构来看，蚂蚁集团三大版块营收占比分别为35.86 %、63.39%和0.75%。

再来看陆金所。招股书显示，在2020年上半年，陆金所来自技术平台服务的收入贡献比例为83.5%，这里的技术平台收入主要是指零售信贷交易促成服务费和理财交易服务费，类似于蚂蚁集团的“数字金融科技服务费”，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前文提及的“算法推荐匹配”这项业务。

不难看出，二者“数字金融科技服务费”这一项均超过了50%，传统金融机构赖以营收的“净利息收入”和“担保收入”占比极低，可以说完全符合“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这一定位。

但要指出的是，把时间推移至五年前，二者的主力营收业务均不是“科技服务费”，在如今相似的业务外壳下，他们分别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2015年，一家基本已经陷入停滞的壳公司多伦股份改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匹凸匹”。

随着“要做中国首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的口号喊出，紧接着股价就迎来连续两个涨停。

那一年。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一片亢奋中，暴风、乐视、P2P，这些如今让人们一听就想到一地鸡毛的名字，那一年都处在各自的辉煌里。

陆金所是P2P行业里的“高富帅”，也曾被人们赞为“P2P一哥”。

中国的网络贷款业务试水于2007年，首家P2P平台是拍拍贷，属于纯信息中介模式。

2009年，红岭创投诞生，发明了本金先行垫付模式，当时全国的P2P公司不足10家。

2011年，陆金所上线，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

2014年底，美国的LendingClub在纽交所上市，市值高达85亿美元，在CtC创业模式盛行之际（Copy to China），迅速引爆了中国的P2P产业。

在2012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只有110家，2013年增加到627家，到2015年上半年，猛然增加到了2600多家。

大量没有金融从业经验的草根创业者涌入这一领域，由于缺乏对金融行业最基本的敬畏之心，他们巧立各种名目，大肆聚拢财富，盲目以为手中的庞氏骗局可以一直循环下去，大肆挥霍。

其中典型的例子是e租宝。

其创始人丁宁坐着私人飞机巡游各地，对手下的美女总裁们动辄千万、上亿地赠送礼物。甚至趁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谋划在中缅边境建立私人武装，包揽宝石开采生意。

很快，席卷起直上青云的狂风消散了。

随着必然性的资金链断裂，P2P的泡沫迅速破灭，12月底，丁宁被公安部门控制，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24名高管集体入狱。

陆金所作为“P2P一哥”，身后一片狼藉。

同样是2015年，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全民抢红包”。

腾讯送出5亿现金加30亿卡券，用户打开微信“摇一摇”即可参与互动，单个红包最大金额将高达4999元。

电视机前，一家人疯狂摇手机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而微信支付凭借于此，一夜之间变成了全国老百姓人人皆知的产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话题热度一时无两。

在此之前，长达十年之久支付宝在支付领域内没有对手。马云也在自己的来往朋友圈里表示，这次微信红包事件对支付宝宛若“偷袭珍珠港”。

随后的几年里，蚂蚁集团通过换帅、组织升级、红包补贴、豁免商户手续费、积分兑换、刷脸支付等一系列举措，在支付领域同微信展开激战。

尽管如此，微信支付凭借着其超高产品黏性以及在小额支付领域的优势，一直都牢牢把持着“2.4：1”的支付笔数优势。

2020上半年，蚂蚁集团在支付的收入首次被微贷超越，后者收入占比接近40%，比支付高出3.5个百分点。

支付业务不再是其营收的最强抓手。

另一边，陆金所在2016年12月13日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将由陆金服作为网络借贷中介机构，承接平台的信息搜集、发布等服务。2019年8月，陆金所完全停止新增P2P业务。

一个是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一个是行业环境发生巨变。

无论是蚂蚁集团还是陆金所，二者都在其自己的轨道上，或主动或被动的，一起来到了“数字金融服务”这条赛道之上。

而他们的故事，也将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加持，开启新的篇章。

如今，二者一同来到了资本盛宴的最终席位上，但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桌子坐下。

蚂蚁集团选择了中国，采用了“A+H”的上市计划，寻求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

而陆金所选择了美国，像过去十多年来的互联网企业一样，寻求在纽交所上市。

在过去，之所以大量的新兴企业选择登陆美股，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市场机制的配套不完善。

自2019年起，随着中国境内资本市场一系列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后，伴随着科创板的推出，及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以往困扰新经济产业公司在国内上市的问题，已不再是障碍。

此外，倘若是顾虑境内资本市场无法满足融资需求的情况，那么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中心，有众多的国际资本，且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

其在融资的便利性、快捷性方面较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更有优势，可以与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形成优势互补。

反观另一边，今年美股除了“四次熔断”外，对于中概股来说瑞幸风波带来的中概股信任危机，也使得美国监管部门对中概股的监管政策趋严。

诸多因素叠加下，使得美股的上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就在最近，美国财政部又一次在其官网发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

报告显示，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无法实施检查的辖区，建议对来自这些辖区的公司提高上市门槛，加强信息披露要求，强化投资风险提示。

尽管如此，陆金所依然选择出去。

有解读称，这意味着陆金所更自信，不怕美国中概股的审查。又或者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资市场更成熟，陆金所可以获得更高的估值。

对于这样的解读，我们听听就可以了。事实上，关于国内的新经济产业公司，境内资本市场一直以来都能给出比美国资本市场更高的估值。

由于其业务都根植于中国，用户绝大部分在中国境内，无论是专业机构还是中小型投资者，他们的心理感受自然倾向于给出较高的估值判断。

同样的原因，对陆金所而言，尽管其已经停止并剥离了“P2P”业务，但“P2P一哥”的标签依然深深烙印在广大国内投资者的心中。

因此，倘若陆金所选择在国内上市，无论是审查标准的严格程度还是估值水平的高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不利影响。

但某些困难是短期的，而有些趋势将长期存在。

2011年，马云在未得到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同意的情况下，将支付宝业务从阿里巴巴集团转至由自己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而成立了蚂蚁金服（蚂蚁集团前身）。

随后，中国在美上市公司遭遇新一轮诚信质疑，许多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巨人网络CEO史玉柱将马云评价为“爱国流氓”，著名媒体人士胡舒立认为马云缺乏契约精神。

风暴中心，马云回应道：“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完美，但是正确。”

回头看，支付宝留在国内和蚂蚁集团如今的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

眼下，世界走到了人们当初从未想到的格局。当初看起来关乎性命的争议，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也早已被众人抛之脑后。

在眼前的争议和长远的损失面前，马云果断选择了前者。

而如今陆金所理性抉择背后的短视，亦终将被时间证明。（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