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上海，编辑 潇湘）讯，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曾经是拉动欧洲走出经济衰退的最可靠引擎。然而现如今，随着欧洲大陆从疫情大流行的困境中复苏，即将经历“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却可能不幸“掉队”。
由于零部件和劳动力的短缺，德国制造商的汽车和工业生产正面临空前挑战。他们还不得不绞尽脑汁应付飙升的能源价格，天价电费在全国各地已比比皆是。此外，未来数年德企还必须投资数千亿美元，以满足新的清洁能源标准。
外贸便利和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让位于地缘政治紧张、运输瓶颈和本地生产的压力。作为昔日德国最大客户的中国企业，如今逐步化身为它们的关键竞争对手。而随着世界向电动汽车进行转型，人们对德国传统豪华汽车的需求也正变得悬而未决。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德国8月份的工业产出相较2015年水平低了约9%，而相比之下，整个欧元区的工业产出则增长了2%。昔日深陷欧债危机的意大利工业产出在这六年间更是增长了约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将德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3.6%下调至3.1%。该机构预计，德国经济到明年将仅能勉强追赶上法国和英国的复苏步伐，而从2023年开始则将处于落后。
经济低迷的前景已经引发了德国商界和政界领导人的一场辩论。在9月份的大选后，正在谈判组建新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希望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资、简化官僚程序。如果实施，这些计划将代表德国多年来最全面的经济改革。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改革也同样存在着重大风险。
德国经济危从何来？
德国经济的疲软迹象，其实早在新冠大流行爆发之前就已经有所浮现。2017年，德国的工业产出和出口增长便已开始停滞不前，这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困扰。德国约30%的就业和产出与海外需求有关，这一比例大约是美国的四倍。
上一次德国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欧洲邻国，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当时一系列并不怎么受欢迎的经济改革重振了德国的竞争力。自那以来，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国之一。
德国前财长Hans Eichel在2003年曾主持了其中一些改革，但他如今却不无担心地表示，眼下的外部环境比20年前更加艰难。即便是“世界工厂”中国，也开始越来越注重开拓内需。
一些行业巨头所面临的业绩挫折无疑最具代表性。德国水泵制造商威乐(Wilo SE)的销售额在截至2017年的八年中曾增长了50%以上，达到14亿欧元(约合16亿美元)，主要受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推动。而自那以后，其大部分来自德国以外地区的销售额基本仅能持平。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Oliver Hermes近期表示，为了防止贸易链中断和保护主义，公司正在将生产和管理人员转移到离客户更近的地方。该公司正在北京建立第二个总部，并计划在美国建立第三个总部，并将在中国和印度增加生产基地。Hermes指出，向更本地化生产的转变可能意味着“来自德国的出口减少”，同时也将意味着德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该公司最近表示，将关闭位于德国东部的一家工厂，裁减或转移120个工作岗位。
此外，与其他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一样，德国空气过滤系统制造商Mann+Hummel也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因为天然气和柴油发动机将被逐步淘汰。由于疫情期间全球汽车销售放缓，该公司去年的销量下降了约9%。“供应链挑战和贸易争端给我们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压力，”该公司首席执行官Kurk Wilks说，“除了价格上涨，我们还面临原材料、某些商品、航运或运输方面的短缺。”
该公司警告称，如果电动马达等清洁技术取代其专长的汽油和柴油发动机，其可能会失去更多销售和市场份额。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关闭多家生产设施。
今年夏季德国汽车产量下降，是同期该国工业产出整体下滑的最大单一因素，主要原因是芯片持续短缺。自2017年以来，德国汽车产量已下降了50%以上，至每月约20万辆。在截至今年9月的9个月中，德国轻型汽车产量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而同期全球轻型汽车产量则同比增长了约10%。截止到2020年的五年里，德国在全球汽车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下降到了5%。
德国汽车工业是欧洲遥遥领先的最大行业，提供了约80万个就业岗位，占德国整体经济产出的5%。德国生产的汽车有四分之三用于出口。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该国的汽车行业不振，德国乃至欧洲经济显然将因此“伤筋动骨”。
经济转型“步步惊心”
目前，经济问题已经是德国中左翼社会民主党、秉持环保主义的绿党和亲市场的自由民主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10月15日，三方披露了增加公共投资的初步计划，特别是在气候保护、高速互联网、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
社民党领袖、未来可能接替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舒尔茨(Olaf Scholz)表示，“这可能将是德国长达100多年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项目，它将真正帮助到我们的经济。”
但不少业内人士对此并不乐观。
经济学家们表示，在经过多年旨在提高竞争力的勒紧裤腰带之后，德国企业和该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正遭受投资不足之苦。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自本世纪初以来，德国的净投资率一直仅占经济产出的0.5%左右，而意大利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和1.5%。由于现有资产的贬值，德国的净公共投资已降至零以下。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德国国内市场规模较小，仅凭国内需求，即使是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的需求，也永远无法支持那些通常80%产品依赖出口的工程制造企业。
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Kion Group AG)首席执行官Gordon Riske表示，“德国将永远是……一个出口国。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收入主要在德国以外，我们必须在客户所在的地方投资。”
此外，尽管9月份大选的获胜者将绿色转型视为德国经济的一个机遇，但商业团体和分析人士表示，这将增加成本乃至危及就业。他们警告称，更高的碳和电力价格，以及对清洁生产过程和研究的投资，将侵蚀本就已在萎缩的利润，尤其是在一个以制造业为主、能源匮乏的经济体之中。
根据德国国家开发银行(KFW)10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到2045年，德国的绿色能源转型每年将需要5万亿欧元的投资，平均占德国年经济产出的5.2%。这比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20年大约2万亿欧元的花销还要多得多。
德国金融服务集团安联集团(Allianz SE)首席执行官Oliver Bäte表示，“德国的整个商业模式都岌岌可危。如果能源转型出错，我们的经济核心将陷入困境，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
在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执政的16年任期内，德国的劳动力增长了近400万，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吸纳了老年人口和移民。而现在，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十年劳动力将以同样的数量缩减。不少专家表示，德国和东欧的新劳动力人口储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耗尽。
德国西部农村企业家Markus Mann表示，最近他向80名员工发了一张“招聘”海报，承诺推荐新员工的人将获得500欧元的奖励。他还给他的员工涨薪3.5%，大约是通常年度涨幅的两倍。“想要招到人我得支付赏金，”他说。该地区的失业率目前为2.8%。
正在计划联合组阁的三大政党目前还希望将德国政府批准新投资项目的时间缩短一半。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企业每年因政府官僚主义而损失约550亿欧元，约占研发投资总额的一半。类似Mann这样的企业家就曾深受其害。
目前，特斯拉公司斥资约60亿美元在柏林郊外建厂的计划尚未获得批准，该计划预计将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特斯拉建造这家柏林工厂的计划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并将工厂的投产时间不得不从7月份进一步延后。而作为对比，特斯拉在上海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了一家工厂。
德国南部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ElringKlinger AG首席执行官Stefan Wolf警告称，“我们面临非常高的劳动力成本，非常高的能源成本，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还看到官僚主义大幅增加，德国可能很快将会再次成为欧洲的落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