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对各国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受益于果断的防疫措施，中国在这两年里取得每年超过20%的出口增长，全球贸易“世界工厂”的地位稳固提升，人民币汇率格外坚挺、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实现了升值，这不禁让一些外部舆论疑惑，中国增长模式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2021年8月，浙江宁波，宁波舟山港。（图源：视觉中国）
《日经亚洲评论》1月4日就发表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在这篇文章看来，中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带动的工业化、城镇化，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接近极限，本国货币升值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将不可避免；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到达极限的标志；它最终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后疫情时代将很可能面临“相当长时间的停滞”。
应该说，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质疑，并非是非理性的政治攻击，而是带有典型的日本特色。因为，无论是由于本币升值带来经济长时间的停滞，还是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极限，都是日本经济过去30年亲身经历过的，而且至今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突破路径。俗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不妨以日本经济为镜子，看看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首先，中国当前被很多海外媒体夸大的所谓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跟日本3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日本房地产泡沫可谓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大资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世界十大银行里半数是日本银行，背后是天价的土地和房产估值，代价则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无尽头的经济停滞。正是看到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实体经济深渊，中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严格控制房地产领域的金融杠杆，引导市场回归理性。个别房地产企业得不到内资银行贷款，只能打擦边球到海外融资。2021年下半年开始，这些海外房地产债务进入5年左右的还款高峰期，相反，国内房地产市场早就愈发理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盲目扩张无人埋单、面临债务违约。202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并非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早就摆脱了对城镇化的绝对依赖。
其次，中国的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很多国内外学者喜欢把中国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作比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成功的部分基本是针对城镇化和工业化，而针对乡村老龄化问题、农产品高进口关税带来的民生问题则饱受诟病。中国地大物博，“三农”问题将是各级政府长期面临的民生挑战，也是中国投资的蓝海、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纵深。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首先就是探索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实现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模式——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正式成立，6月份颁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都是在为这个新模式探索路径、绘制蓝图。
最后，中国资本市场支持科创型企业的新发展模式，也将让日本羡慕。作为科技大国，为了让成果转化更加高效，从上世纪末日本就一直想建设本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可惜始终没有成功，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国家完整主权、经济缺乏规模化纵深。这几年，中国面临欧美高科技“卡脖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才能有效地、源源不断地让科创型企业脱颖而出，将“中国制造”优势转化为“中国创造”。
2021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创业板和科创板建设持续推进，老百姓的储蓄“大搬家”为股市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公募基金规模和A股市值快速增长；同时，很多地方政府的金融生态发展新模式探索，也是亮点不断。例如，上市公司总数已经突破两百家的苏州市，在去年4月就印发关于促进苏州“股权投资持续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细化《苏州市加快推进产业资本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20～2022年）》部署，是典型的“科技+金融”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这值得其他地方效仿，以此共同打造多元化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