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中国超2亿人单身”“我国家庭呈单身化趋势”的报道，再次引发国人对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担忧。此前统计显示，1990年以来我国“一人户”比重逐年上升，2018年上升至16.69%，其中包括大量育龄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个体主义思潮的流行以及恐婚心理、高嫁观念、性别失衡、结婚及育儿成本高企等主客观因素的冲击，未来年轻单身人口大概率将持续增加。
年轻单身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多重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对生育率的冲击。已有人口学家提出，失婚未婚大龄年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低生育现象将持续成为人口常态，严重失婚状态可能导致生育机会的丧失以及最后的人口亏损。这种担忧的大背景，是近年来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的事实。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甚至预测，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尽早全面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更有大量社会人士对单身家庭激增可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表现出过度焦虑，甚至将其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兴衰的高度。
但笔者认为，单身率攀升、生育意愿低企是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在当前中国房价高企、学位紧缺、教育内卷的客观社会背景下也是必然趋势。对于这一趋势，我们需要认识到背后那些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复杂因素，理性分析可能社会后果及其化解途径。
一方面，与单身率攀升相伴随的生育率下降甚至人口负增长并非大问题，更非社会灾难。这背后涉及一系列与人口再生产相关的价值理念，包括生育率是否一定要维持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是否一定要维持特定的年龄结构？能否允许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人们对于人口结构的担忧，这种担忧又主要事关社会养老问题。
对此，笔者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即无论政府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是在一个人年轻年老之间或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财富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只需反思现有养老金制度等社会设计能否适应这种转移支付。看清问题本质，我们就能够明白，只要未雨绸缪，通过动态和适宜的政策调整，完全可以逐步消减生育率下降甚至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本身具有强大的自然调节机制，政府和社会可以介入这一自我调节过程以缓解其阵痛，但并不能逆转其趋势。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动物行为学兼人口控制学专家约翰·卡尔霍恩所做的“老鼠乌托邦”实验表明，社会性动物具有根据生存空间进行种群数量调控的本能机制。人类具有强大技术手段可以拓展生存空间，也具有更理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我们同样是社会性动物，无论通过结成社会形成多么复杂的国家和民族，生物本质并没有变化。基因传承决定了我们具有自然的自我调控机制，会根据自己对于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判断进行理性计算并做出行为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本身通过生育偏好和集体约束等自觉不自觉的行动，就能维持一个相对适宜的人口数量水平。不过，人类的自我调节会具有一定滞后性，其间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转型阵痛，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和社会的人为介入也就具有其必要性。但这样的介入并不能扭转大势，只能顺应大势，通过相应的制度调整以消减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阵痛，从而实现生育率变动背景下的社会软着陆。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口不必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资源，人口质量才是关键，因为它事关技术进步与社会素养。我们可以将生育率的下降甚至人口负增长视为督促我们全面反思和调整社会政策的一种契机。但社会在变，观念也在更新，面对生育率的兴衰浮沉，动辄惊呼“狼来了”并不可取。顺势而谋、顺势而为才是正道。（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