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恩格尔系数，看这届年轻人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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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了一个规律，即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份额则会下降，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恩格尔系数。

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贫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有趣的是，恩格尔系数在当下的消费观似乎失效了。

前段时间，在一档综艺节目《五十里桃花坞》中，作为嘉宾的苏芒因为每人一日650元的伙食费太少的言论引起了热议，尽管此后节目组作出了澄清，但以此事件为引，娱乐圈先后被曝出存在餐补费过高的问题。

热议之下，其实是暴露出一些问题的，要知道一个普通年轻人，每日的饮食开销也不过百元左右，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好奇，本次新眸随机调查采访了几位年轻人，了解了他们的消费情况，试图还原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结构。

“每月除了房租、吃饭，其实没有其他大额的开销”，刚进入社会工作的梓榆对新眸如是说。

梓榆表示，目前日常生活中社交花钱很少，即便是社交，也基本是约饭；不太喜欢买衣服首饰，淘宝京东也只是想起来了才会打开一下，平时也很少注意打扮自己，并没有太多其他需求。

梓榆的每月花销大约在4000元左右，其中吃饭方面的支出大约在2500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梓榆的恩格尔系数为60%左右，按照恩格尔系数来看，梓榆是一个标准的“贫困”人口。在得知这一结果后，梓榆戏称自己为“干饭人”。

如果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恩格尔系数的表现上并不具有代表性的话，26岁的阿桑可以算作是反映当代年轻人消费现状的一个案例。

本科毕业后，阿桑没有选择继续在校读研，而是进入社会正式成为一名“打工人”。根据阿桑的表述，除了每月固定支出的房租之外，其他的花销基本来自饮食和交通方面，在阿桑看来，每周五天的工作日，上班通勤一小时，下班回家一小时，午休在办公桌上解决，一天下来，其实已经非常疲惫了，根本没有其他的消费欲望，非工作日的周末也只想一个人呆在家里，除了必要的社交，周末基本不会出门。

针对网上购物这件事，阿桑表示，自己在念书时反而会买一些东西，更多的是3C和鞋子，现在有了工作，交了女朋友后，基本没有购买欲望（甚至都没有淘宝APP），有什么需要会直接去附近超市或者便利店解决，实在买不到才会考虑网购。

非必要不消费、非必要不社交，阿桑的这种生活方式，每月的恩格尔系数基本在40%~50%之间，只能算是勉强达到了小康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在今年2月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镇为29.2%，农村为32.7%，中国整体已经进入到富裕水平，尽管前述两人的恩格尔系数可能存在偏差，但从中依然能够看出，这届年轻人的生活水平似乎并没有达标。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到：“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得到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好理解，在消费社会中，人人都在消费，但这不意味着，人人的消费质量都是一样的。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也许远高于同年龄的上几代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他们的消费质量就远高于上几代人，甚至是同时代的中年人或老年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正在工作的95后年轻人（以阿桑为例）和一个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他们每月的开支都为2000元。单从数额上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是一样的，但两人的消费结构大不相同。

年轻人的消费结构可能包括：房租50%、饮食35%、交通5%，社交5%、其他5%；而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老年人的消费结构包括：饮食31%、保健品33%、服饰19%、其他17%。从这一数据对比来看，年轻人的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均不及一位退休在家的老年人。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是“干饭人”还是“打工人”，恩格尔系数偏高、消费结构失衡的背后，反映的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开始不按规律出牌。

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为代表，从物价来看，一顿普通的餐饮价格为25~30元，这也就意味着年轻人每天的一日三餐开销就要占到75~90元之间，这其实也从解释了年轻人恩格尔系数为何偏高。

图：北上广深基本食品价格（来源：新眸整理）

再从房租来看，对于一套非市中心一居50平的房子，北上广深四地的租金分别为3645元、3316元、2000元和2861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基本住房支出中，电费、水费、暖气费、垃圾处理等费用支出，而这部分支出四地均高于200元。

应该注意到，这只是非市中心的租房价格，租住的房子离市中心越远，通勤时间也就越长。根据数据显示，北京城市面积最大，人均上班里程最长，为19.2公里，其次为上海18.82，广州和深圳平均短一些，分别为15.16和13.97。整体来看，北京平均上班要52分钟，上海要51分钟，差异不是很大，广州需46分钟，深圳得40分钟。

由此可见，年轻人日常开销基本都花在了住房、饮食、交通上。

在豆瓣小组“今天消费降级了吗”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8012年了，iPhone 6S换了电池继续等IOS 12；

理发从Koyuki换成了Tony王；三里屯早午餐变成自己摘菜做沙拉。

调侃的背后，正显示出这届年轻人不同的消费理念。

换句话说，即便这届年轻人面临着经济压力，但其主观能动性也比我们想象中来得要强。

收入水平满足不了消费需求，“消费降级”和“延迟性满足”是他们面对压力发明的“自我欺骗式”消费方式。根据2020年5月发布的《2019-2020中国青年消费报告》显示，55.8%的年轻人表示消费时更倾向于“只买自己生活必需的”，40.2%的年轻人则选择“少买点，买好点”。

用平价代替大牌；买衣服要等到打折季；牛肉拉面比黑椒意面更好吃；健身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家里跟着练效果都一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在“消费降级”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相对舒适的位置。

豆瓣网友“玻璃分针”认为，消费降级就是在能力范围内买质量最好的东西，精挑细选、货比三家一方面有利于挑到合适满意的商品，另一方面也许会在对比中发现自己并不是迫切需要这样商品。因此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消费降级并不是降低生活质量，反而让自己在购物时更加理性，避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事实上，消费降级只是年轻人消费方式改变的一方面，对于那些价格高昂却很难找到平替的商品，年轻人们也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法：延迟性满足。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吃葡萄的文字，“有一堆葡萄，乐观主义者，必是从最坏的一个葡萄开始吃，一直吃到最好的一个葡萄，把希望永远留在前头；悲观主义则相反，越吃葡萄越坏，吃到绝望为止。”

正如原字节跳动CEO张一鸣所述，延迟性满足才能克服人性的弱点，获得更多的自由。延迟性满足就可以理解为乐观主义者吃葡萄，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这种延迟性满足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长远利益做出的考量，而且在实现过程中也提高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

一个花400元立即就能买到的电风扇和一个花4000元但需要存一段时间钱才能买到的空调，选择前者的年轻人选择的是“消费降级”的生活方式，选择后者的年轻人是“延迟性满足”的消费方式。消费方式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同的选择正说明了年轻人在面临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落差时的自适应。

改变不了世界的参差，那就改变消费的方式，这届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理念。（本文首发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