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tech通向BigPharma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并且未来中国的BigPharma也不会超过10家。” 这是兴业证券董事总经理徐佳熹不久前在苏州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博览会上发表的论断。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观点引发了会上多位专家与投资人的讨论和思索：在中国，Biotech的出路好像只有变成Pharma；而商业化和国际化能力将在未来成为决定Biotech生死的关键。
过往十年，政策扶持、资本赋能、疫情催化，为中国医药产业催生了1500余家Biotech。与美国不同，这些Biotech罕被并购，且正将“批量上市”变为常态。
据华创证券统计：2018年以来，已有超过30家biotech在A股和港股上市交易。2020年有18家Biotech首次或二次上市。华创证券预计，未来5年，上市的创新药企有望扩容到100家左右。香港交易所环球上市服务部高级副总裁韩颖姣也在会议中谈到：“仅今年上半年在港交所申报的Biotech就已经超过70家，还未申报的应该更多。”
这一现象显示出当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群星璀璨的景象，也引出了今后这些Biotech将去往何方的追问。
并购两端条件不成熟，Biotech只好成为Pharma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国内的Biotech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都倾向于构建生态圈、做基金，继而去孵化项目。”这是齐济投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莉的直观感受。在美国，Biotech的被BigPharma并购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在中国，Biotech被并购的案例却寥寥可数。
“在中国找一个标的并购，其实很难。”张莉说。她的切身感受是：“创始人不愿卖掉自己的企业，国内的BigPharma也不愿给出高的估值。”
创始人不愿卖掉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级市场的宽松。2018年，科创板设立和港股18A新政出台为Biotech“亏损上市”打开了制度通道。Biotech更容易到二级市场融资的同时，一级市场的融资道路也更加通畅，因为资本的退出变得更加容易。 这些资本的认可为Biotech带来了“反身性效应”，而Biotech的优秀表现又为其赢得了资本的极大宽容，只要钱“烧”得好，资本方甚至可以几年时间内不关心收入与回报——缺少生存压力的Biotech掌门人，自然缺少出售企业的动机。
而“不差钱”的BigPharma对产品同质化的Biotech也不愿给出高估值。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买一个，不如自己做一个。” 过去几年，我国创新药还是以“me too”类为主。药渡创始人李靖提到：过去我们乐观地认为是“fast follow”，但其实是“slow follow”，我们很多“me too”实际上也落后了2-3年。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指出：在这一情况下，BigPharma自己做的成本更低，并购Biotech并不合算。
政策环境上，美国法律不允许政府价格谈判，药品定价相对自由，处方药定价基本由市场调节。中国市场则受限于医保，“这让产品上市后能获得多少利润变得难以预估。”洪坦说。 “难以预估”意味着风险，而降低风险的做法是用账上资金组建优秀的团队自主研发。其结果是，中国的BigPharma很少愿意出手并购。
不被并购，Biotech只能自力更生，绝大多数Biotech首选的道路是成为Pharma。兴业证券在其最新版医药行业深度研报中提到：“国内90%的Biotech都希望能够转型成为Pharma。”反映了Biotech们并不安于现状。
可以预见，资本逐利的本性注定他们对Biotech虽然宽容，但耐心并非无限，盈利的要求始终摆在Biotech面前。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荣誉理事长朱迅认为，创新药的研发，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终点。他说：“制药企业的终点，一定是市场份额和销售额，如果批下来最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那就是失败。”
而在多数Biotech掌门人眼中，取得市场份额和销售额的路径就是成为Pharma。 与Biotech相比，Pharma无论在医院资源、进院能力、销售人数或是覆盖力度上都有着巨大优势。不会断的现金流让他们不必在意资本市场的脸色；成体系的研发销售，以及成熟的商业化模式经得起市场的锤炼。且BigPharma更大的优势在于有足够的产品线配合推广联合用药方案，这是Biotech在短时间内增加资本投入也无力弥补的差距。
BigPharma窗口关闭，商业化、国际化能力或成Biotech生死门槛
但遗憾的是，恐怕很难再有Biotech成为BigPharma。
“现在，中国已经基本不可能再诞生一家BigPharma了，无法组建起成千上万人规模的销售，也无法重建过去那一时代的管理架构，”徐佳熹提到，“Biotech通向BigPharma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而且未来中国的BigPharma不会超过10家。”
仍有机会的是成为Biopharma。
Biopharma的体量介于BigPharma和Biotech之间，全领域整合能力较弱，但通常占据细分赛道的领先地位，有明显长板；国内外市场兼顾，同时发展国内销售和国外合作权益。信达生物、百济神州、贝达药业都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可以肯定，未来在商业化方面BigPharma和Biopharma会占据主流，因其拥有完整的立项、临床、注册、市场准入、学术推广、销售能力。而对Biotech而言， 钱“烧”不动的时候就会破产，这意味着商业化能力会成为很多Biotech的生死门槛。
事实上，根据徐佳熹的判断，Biopharma的窗口也在关闭，未来中国的Biopharma也不过数十家。而Biotech衡量自身商业化竞争力能否进军Biopharma的指标主要有二：有没有一个单品在国内销售额能做到10亿元人民币，以及临床团队的人数是否足够。
这其中，10亿元的单品销售额对应的是约500人的团队，因为养不起500人的企业，是不好意思叫Pharma的。目前，信达生物仅临床团队就约有800人，恒瑞的临床团队更是超过2000人，庞大的销售团队也能在寻找受试者方面提供很大帮助。在临床试验阶段，代谢类疾病、糖尿病，所有的大品种都没有Biotech插足的空间。“三千人大临床”“三年时间”“头对头”……如果临床人数不足，即便抛开金钱成本，单从受试者数量方面，就足以令Biotech头痛。
此外，Biotech的掌门人是否兼具企业家和科学家的气质也被认为是判断企业能否进军Biopharma的软性标准之一。
但除少数头部企业外，不符合上述条件的Biotech无疑占据多数。对于这些Biotech的结局，最悲观的看法来自朱迅。在他看来，完不成转型的Biotech中，除了极少数有持续融资能力，其他无法被并购的企业可能等待他们的只剩下‘解体’的结局。他提到，无法完成转型的Biotech中很多是市值的大公司，实际的小公司，这些Biotech的规模支撑不住虚高的市值。
但徐佳熹认为，泡沫归泡沫，若数百亿、上千亿的市值经历再融资，摊薄10%后取得的数十乃至上百亿则是真金白银。这些钱与BigPharma账上的资金没有任何区别，“要知道，即便如恒瑞这样国内首屈一指的BigPharma，账上也只有200亿现金。”
这些钱，可以帮助Biotech补强国际化能力，而国际化能力将成为决定Biotech未来命运的又一关键。
公开资料显示，当下中国创新药的市场份额，大中华区比例只占全球市场5%，国际市场十分广阔。朱迅也提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更多生存机会，因为纳斯达克背后每年有接近2000亿美元的行业资本来收购公司和项目。
中国Biotech在国际化竞争中，比起以Licence in 为主的“引进来”策略，“走出去”的模式更该受到重视。创新药打破了仿制药销售区域的局限性；药审改革、加入ICH为中美双报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充足的资本也足够支撑Biotech完成美国的临床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同质化严重的“me too”类新药在国际中并不具备竞争力，差异化的创新药才往往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与自主定价权。Biotech需要用差异化创新进军国际市场，从而更快地实现现金流回拢和进入研发、上市的良性循环。
总体而言，无论商业化还是国际化，都将是未来中国Biotech所要面临的考验。但对Biotech来说，现在仍是最好的时代：政策清晰可测，资本耐心充足，Biopharma窗口尚在。徐佳熹打趣说：“大家兜儿里还有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