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龙：“双循环”的必然性及历史意义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很可能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双循环”的提出，特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过去我国也是双循环，不过是以外循环为主，来带动内循环；这是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需要外部产品和技术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但随后由于我国工业逐步完善，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5%，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

美国极限施压和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未来极限施压可能会是常态。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提高“内功”，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外部投资者，就不怕美国的极限施压。今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导致了国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客观条件。

“双循环”是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6亿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为59.15%；我国城市化率是从2000年后加速进行的。但在进行过程中是比较粗放的，各地都出现了将农村直接并为县的一个区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进一步进行城市化。我国现在正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