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意初乍的秋夜，张玮玮如约在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与记者见面。为了那几天的工体演出排练，公司给他订了书店旁离公司不远的酒店，他半开玩笑说自己“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作为曾经的北漂一族，张玮玮离开这里已有整整三年，如今他定居云南大理，和周云蓬、舌头乐队成为邻居。
有人说，现在的大理有点像“中年版”的北京树村，因为聚集了很多当年在树村生活过的民谣音乐人，当然，也因为以前揣着二十块钱四处找排练室的毛头小子，如今大多已是结婚生子的中年大叔。
国内地下音乐的地标 民谣也在这发迹位于北京北五环边上的树村，听起来浪漫又有点童话色彩，实际上却是个街巷狭窄、脏乱不堪的小村子。因为位置便利，房租便宜，树村里住着一万五千多外来人口——是本地村民的十几倍。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热爱音乐的有志青年，租下房子后成天捣鼓些叮叮当当的音乐，从物质到精神上相依为命，渐渐成为了奇特的文化现象。
张玮玮早年经历过“北漂”的生活
在当代艺术史中，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地名来断代的，比如巴黎的塞纳河左岸，纽约的苏荷区。在国内，北京树村就是“地下音乐”的代名词，包括摇滚，也包括民谣。
周云蓬在95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在这里租了个80块钱的小房子，靠街头卖艺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蓬回忆道。“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那时候大多数的民谣歌手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包括张玮玮。他22岁的时候追随野孩子乐队来到北京，理想是做一名歌手，但却稀里糊涂地当了乐手，还在琴行打工卖乐器。“虽然日子很穷，但每天都挺开心，”张玮玮说，尤其是民谣圈开始“抱团”之后。
“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叫“河”的酒吧，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间靠乐手们凑钱勉强开起来的酒吧会成为中国民谣的一块圣地。
作为野孩子的灵魂人物，加上性格热情擅长交友，小索（索文俊）在圈内很受欢迎，也被人称作乐队的“外交部长”。当时经常有外地来的青年来到河酒吧，晚了没地方住，小索就热情地带他们回自己家住，好多人在他家沙发上过过夜，而且经常一住就是三四天。
很快，河酒吧就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用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越的话形容，“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之前，大家都散落在各个酒吧唱歌，动物园有个扬帆，还有栗正酒吧，和平里也有几间，但大家不是普通的弹唱，都在唱原创，而且风格已经很明显了。”张玮玮也认同这个观点。
“河”酒吧曾是国内民谣的圣地
当时以高晓松、老狼、叶蓓为代表的校园民谣经历了黄金时期后逐渐走下神坛，媒体开始把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乐队这些靠歌艺生存，为自己创作的音乐人冠以“新民谣”的头衔。
河酒吧最热闹的日子是在2002年，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万晓利，周五的野孩子专场，其它时间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周末会有地下乐队轮流做不插电现场。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
“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周云蓬用这句话概括了河酒吧当时的盛况。
“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气”，张玮玮那时还是野孩子乐队的小弟，除了参加乐队演出，也给万晓利、小河当乐手。“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有时喝着喝着，小河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到人就抱，还曾经把出租车司机拉出来跳舞；万晓利在吧台前姑娘你一扎我一扎；小索经常过了12点就开始开仓放粮。因为来的都是乐手，演出完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纯即兴的世界了。”
除了歌手，酒吧里常有各行各业：搞文艺的、写诗的、拍电影的、搞评论的，按照张玮玮的说法，那时的河酒吧就像是美国的艺术家聚集的格林威治区，谈笑皆鸿儒：“我很多的朋友都是那会认识的，万晓利的经纪人，杭州酒球会的老板王滌，就是当年河酒吧的观众。著名的罗永浩，当年也是小河的粉丝，天天看我们演出。当时观众和演出人的关系距离不像现在这么明显，而且那会我们也都是穷小子，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坐在那儿今天晚上交个朋友很正常，看你顺眼就跟你交朋友，不顺眼就不达理你，河酒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无论是小河还是万晓利，回忆起那段时间，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巅峰时期，虽然生活依然很清贫。
但是，这样乌托邦般的日子在2003年小索被查出患了胃癌之后戛然而止。2004年10月30日，小索没能抗争过病魔，离开人世，留给朋友们的是巨大的惊诧和悲痛。张玮玮最后一次去河酒吧，是在某一年小索的忌日，但那时三里屯南街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随便找了把草点着了，往里面扔了几根烟，就说，请小索抽根烟。”
2009年 ，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对于民谣新生代，能上网甚至比吃饭更重要和那时候的民谣音乐人一样，宋冬野、马頔、尧十三这些新一代音乐人也喜欢抱团。只不过在这群“对着电脑屏幕长大”的80后眼里，社交网络、论坛上的热络互动，会比找一个类似河酒吧的地方交流感情来得更实际，也更方便。
凭着一曲《董小姐》一夜爆红的宋冬野，形容网络平台相当于这个时代的“河酒吧”。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比如马頔。“当时，我在人人网看有一个帖子，说马頔的东西不好，宋冬野的东西好，我那会特别嘚瑟，就在下面回了一句，‘马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帮他平反了一下，结果就被马頔看见了。”
两人微妙的相识，在多年后看，或许也是有“历史意义”的。
麻油叶在网上成立近一年，成员才真正见面
宋冬野回想起2011年夏天，麻油叶成员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时，忍不出笑了起来。“当时在鼓楼的城楼底下，隔着老远就听见大家喊‘傻逼’！”其实，那时麻油叶已经成立将近一年，之前大家都是在网上聊天的网友。
“你当时绝对以为我是个姑娘！你还老不承认！”马頔笑着谈起刚认识尧十三的时候。后来尧十三建了一个QQ群，里面都是“麻油叶”最开始的成员：不二、衣湿、宋冬野等人。豆瓣上，一些民谣歌手在有了自己的音乐作品之后，想要申请豆瓣音乐人，发现用“麻油叶”的歌申请会比较快。于是，马頔提议创建名为“麻油叶民间组织”的小站，“麻油叶”就此成立，这些民谣歌手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厂牌”。
当然，他也没有想过一个从QQ群开始的小团体，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随着宋冬野、马頔、尧十三先后签入摩登天空，麻油叶也在不久前被集体签下。
玩得好互联网 独立民谣也走进了体育场互联网，就是区别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和上一代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他们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才延伸到网络，但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之后才落地演出的。” 宋冬野说道。
这是大时代的变化，也是新老民谣音乐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选择。可以说，2006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豆瓣、人人网、微博等社交网络骤然兴起，让所有独立音乐人都尝到了甜头。
“网络干了很多唱片公司干的事儿，歌手可以自己推广自己”，张玮玮回忆时说道，07到08年是自己的一个分水岭，那时他突然发现，网上论坛真能吸引一大票乐迷。“那时候万晓利在星光现场的演出能有六七百人，其中有几十人都穿着他的海魂衫，你就感觉他不再是当初那种歌手了，感觉这人有可能成为艺人了，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群。”
好妹妹工体开唱跟他们擅用互联网不无关系
从独立歌手一下子变成有了“大明星”的架势，今年九月，把工体北路围堵得水泄不通的四万好妹妹粉丝在看完他们工体演唱会后，一定都是这么想的。“无论是网络广播还是论坛，他们几乎每一个平台都玩得有声有色。而且特别能抓住新兴渠道，把渠道伺候得特别开心，于是得到了大量推广资源。”新音乐产业观察创始人陈贤江分析道。
在业内人眼中，好妹妹进工体场是个奇迹，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最会玩网络的独立音乐人”值得享受的荣誉。
唱进了电视和大场馆，并不等于赚了大钱好妹妹在工体的演唱会确实很神奇：破天荒地以独立音乐人身份进驻这片大场地，很有巨星风范，但同时99元“白菜价”门票又很符合民谣演出的亲民路线。那么这场演唱会造成的轰动和反响，有没有转化成对等的真金白银？
演出主办方聚橙帮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场演出总共投入500万，众筹完成236万，加上提前预售的票，实际票房收入360万，再算上视频直播的盈利和广告赞助，整体持平，盈利并不多。
民谣音乐人再火 也难与主流流行音乐比李志的六城巡演场场爆满，但基本不赚钱
李赵恩有着多年做音乐演出的经验，周杰伦、SHE等流行巨星的内地演唱会她都参与承办过，今年她开始帮朋友操办民谣音乐人的演出，这中间就包括李志的六城巡演。她告诉记者，虽然李志的几场演出都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基本不赚钱：“即便是六个城市而且都是体育馆这样的场馆级巡演，比起当红的流行歌手动不动就是十几场甚至二三十场的规模还是差远了。再加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摇滚、民谣这类演出的低票价，在定价上不可能像流行演唱会那样完全走商业路线，所以整体下来收入真没多少。”
媒体人郭小寒认为，如今多种自我经营的手段和出口，如社交网络、音乐选秀节目等，让部分民谣音乐人火了起来，但他们背后并没有一个音乐产业和模式在支撑：“像《好歌曲》这些选秀节目以及网络确实催生了现在对民谣的关注，包括年轻歌迷的接受度提高，各地演出场所的完善，音乐节的繁荣，音乐人巡演机制的形成，民谣编制相对简单灵活，然后民谣的一些草根气质的东西被广为接受，再加上现在年轻的音乐人比较熟悉网络语言，很容易跟歌迷互动，所以场面上看起来比较丰富热闹。”
万晓利早年专辑制作精良别出心裁
即使在场面上看起来没这么热闹，但唱片业还算景气的十几年前，民谣跟赚钱也很难攀上关系。2002年，摩登天空为万晓利出了一张名叫《走过来走过去》的现场录音专辑，录音地点就在河酒吧。专辑由女诗人尹丽川亲自撰写文案，包括《狐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等歌现在都成为民谣经典，专辑包装也却别与传统唱片，是纸质的。可这样一张制作精良别出心裁的专辑，在当时只卖了五千块钱——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委屈，而是当时民谣原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另外，有关音乐版权收费的问题反复被拿出来讨论，但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从2010年李志联络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等民谣音乐人，在网上公开抗议虾米网未经授权提供自己音乐作品的收费下载，要求网站下架其作品并进行道歉，到《董小姐》、《南山南》、《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等在综艺节目中火起来的民谣歌曲涉及侵犯原唱版权的问题，民谣音乐人的维权也只能成为国内音乐产业链漏洞的又一个牺牲品。
不知是天生自带与世无争的气质，还是看清了音乐行业的无奈现实，在版权问题面前，我们采访的几个音乐人都选择忍气吞声，像李志这样的“维权斗士”寥寥无几。
这是民谣音乐人面对整个行业时候的困惑。
演出场地、观众、歌手都变了，民谣本身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距离张玮玮在工体开唱只有几天时间了，可他并没有想象中紧张。激动，有，但更多是因为这场演出的意义重大，毕竟从live house唱到这个万人体育馆，马頔只用了不到一年，而张玮玮却等了20年。
说起民谣的再次崛起，他也挺激动，但远不如回忆以前在河酒吧里快乐日子时那般神采奕奕和自信。他说，时代变了，觉得自己有点落伍了，不如互联网养起来的这一批新人，“更懂得粉丝和观众想要什么”。
好妹妹乐队两人经常玩脱口秀逗观众开心
新一代的民谣音乐人确实很会“迎合”观众。在麻油叶三周年纪念专场上，挤满千人的麻雀瓦舍在酷夏的高温和沸腾的人气下活脱脱成了“人肉桑拿房”。马頔不断往台下扔冰棍和杜蕾斯，还有舌吻大赛，激起一波接一波地人潮涌动；好妹妹演唱会，张小厚和秦昊干脆说起脱口秀，与台下观众插科打诨，有人说他们的现场演出，“更像是一台综艺晚会”。
音乐本身也是一样。尧十三在《咬之歌》里唱着“你分开了双腿，我看见了世界上最美的花朵，你用含过别人JB的嘴说爱我，我用舔过别人咪咪的嘴说要跟你结婚”；马頔的《海咪咪小姐》写到，“我是大JB先生，你是海咪咪小姐”；很多乐评人对陈粒的音乐颇有微词，认为录制都还是demo水准，歌词也只是“打乱了主谓宾词性”；而随着综艺节目的火爆，《懂小姐》、《南山南》等歌曲逐渐家喻户晓，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在选秀平台上火起来的这些歌，更像是披着民谣外壳的流行歌曲……
记者让马頔给自己的音乐风格下个定义的时候，马頔停顿了一会：“我更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爱唱歌的人’，做出来的也是‘自己喜欢的歌’”。而在豆瓣音乐人的页面上，尧十三把自己的风格定义为“伪民谣”，他也坦承，自己的民谣缺少一股淳朴气息，更偏向为流行。宋冬野则直言：“我们有年轻的成分在里面，但在沉淀和生活阅历上，跟前辈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毕竟我们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孩子，潜移默化地，都会受些影响。”
尧十三口中所说的“淳朴”，也许就是老一辈民谣音乐人最大的特色。他们年轻时大多是北漂，用唱歌来维持生计，生活简朴，甚至贫穷。但他们自得其乐，也并没有强烈的成名冲动，更像是一批热爱自由的人，用很平和的心态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他们心怀天下，有士大夫情结，他们的嗓子全是大街上练出来的，他们的歌也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頔帅气的外表自带偶像光环
如果说上一代民谣音乐人更像“民间艺人”的创作状态，新一代则更像娱乐明星：马頔因帅气的外表自带偶像光环，被称为“民谣界G Dragon”，控诉张磊侵权的新闻也屡登头条；陈粒“高调出柜”和“劈腿”的新闻更是频频登上热搜榜，她的八卦长贴也流传在各大自媒体中。在张玮玮看来，“民谣”这个词早晚会像“摇滚”一样被完全商业化，“时代的进步不是说把一个东西的艺术水准推向更高，而是说这个艺术水准到这就结束了，会有另一个领域的东西来代替。”
这是民谣音乐人面对观众和自己时候的困惑。
国内民谣在经历了早期的校园清新风，和“黄金一代”的淳朴风之后，终于又迎来了新一代音乐人的摇旗呐喊。在短短几年内，从酒吧唱到大型场馆，从豆瓣广播走进电视屏幕，他们高调、自我、张扬，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充满无限可能。面对质疑和困惑，他们会如何继续破局？我们边听歌边等待就好。
主笔 :马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