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赴死的“佐罗”，带走译制片时代的最后一丝余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ID：MrDisco007），作者：学委丹尼尔，题图来自：《佐罗》
3月18日，已经86岁的电影巨星阿兰·德龙向外界确认，因难以忍受心脏和中风等疾病折磨，他决定在瑞士接受安乐死，而他的家人也表示尊重老爷子的这一决定。
可能在非影迷的中国年轻人印象中，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你对60后、70后的女性长辈说起这件事，告诉她们“佐罗”要安乐死了，她们眼中很可能会闪现出少女般的惆怅。
四十年前，这位法国大爷可是她们的梦中情人。
在远方有战火，身边有疫情的当下，一位法国演员决定去死的消息，或许没那么起眼，但却戳中很多人内心，隐隐觉得一个时代最后的余音，也即将消散。
而这些余音，有阿兰·德龙、高仓健等等国外影星的潇洒身影，他们代表着国人开启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外国大片时代；还有来自童自荣等配音演员，曾在中国大地如“阳光、空气和水”一般存在的译制片之声。
1. 爱上这个蒙面男人
70年代末，改革春风吹进国门，来自全世界的文艺作品也渐渐在国内生根发芽。
那年月的文艺青年战斗力丝毫不弱于后来去国外扫荡奢侈品的大妈，书店经常人满为患，甚至很多人在征婚启事中都有硬性要求：热爱文学。
没错，这是书店
作为文艺的另一个载体——电影，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众多国外影片也呈现在了观众眼前，电影院成了老少爷们最爱的地方，甚至还发生过电影院门口挤死人的悲剧。
1978年，两部电影，一部来自东方的日本，另一部来自西方的法国，前后脚于我国上映，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也很快成为了改开后的“初代男神”。
此前，英雄人物大多是《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形象，浓眉大眼，苦大仇深，不苟言笑，感觉你除了汇报工作和他不会有别的话题聊。至于女同志也忍不住觉得想和他搞对象感觉怪怪的，因为他总给你一种新婚之夜也会先上一节思想政治课的感觉。
而《追捕》和《佐罗》则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
如果说高仓健饰演的杜丘冬人更符合东亚文化中男人的形象，隐忍坚强、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的话，那么阿兰·德龙饰演的佐罗则更加让人耳目一新。
每当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响起，一身黑衣、戴着眼罩、潇洒帅气的佐罗就会从天而降，这位侠盗机智果敢之余，还带着轻松诙谐的态度，总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此外，面对女主，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慕。这种浪漫对当时在讨论爱情还“羞答答”的中国青年来说，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当佐罗对女主说出“要让你快乐的时候”，银幕上的女主嫣然一笑，电影院的男女青年也陷进去了。
总之在那个年代，阿兰·德龙妥妥是广大青年心中的头号偶像之一，人气之高，现在的哪个顶流都比不了。
当年这股轰轰烈烈的“佐罗热”，在一些经典影视作品，老照片，以及亲历者的追忆中，都可以找到痕迹。
1992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几位角色谈起自己的偶像时，女主戈玲和男主李冬宝就都提到了阿兰·德龙。
当年开始做英雄梦的小孩子们，也都幻想自己化身佐罗，行侠仗义。
一位60后女士回忆起当年，就这样描述：小孩子们玩游戏时都喜欢扮佐罗，没有像样的装备，就就地取材，把床单当斗篷披在身上，再弄个眼罩，拿根棍子当长剑，在空气中比划出标志性的Z。
可以说是80年代少年的Cosplay初体验了。
而佐罗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么火，固然离不开阿兰·德龙的帅气，但还有一位号称“中国佐罗”的幕后工作者，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就是上海译制片制片厂的配音演员童自荣。
童自荣与阿兰·德龙的关系，堪比石班瑜与周星驰。
2. 译制片的从无到有
在佐罗热映后的几年里，童自荣每天上班都要收到大批读者来信，有的信件上的收信人直接就写“佐罗收”。
图源：BTV《档案》
还有女生来信表示，自己未来的择偶标准就一个：拥有佐罗，也就是童自荣那样的声线。
这些来信的背后，是我国译制片的黄金时代。
在有声电影问世之后，如何看懂外国电影就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之前曾经尝试过放幻灯片进行文字解释，或者配备一个专门解说员现场翻译的方法，被称之为“译意风”，甚至因此催生了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职业——“译意风小姐”。不过这些方法都挺影响观影体验。
民国时期译意风电影广告
图片来源：上海黄埔区档案馆
当时最受欢迎的译意风小姐：卢燕
直到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国内电影工作者终于尝试给外语片配音。
1949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就是第一部译制片。
不过当时对怎么配音还没什么经验，请来的演员也都是外行，全程用东北口音飚戏。什么“我脚着吧这事就非我莫属了”，“拉倒吧，你可憋说了”充斥在电影中，不看画面光听声音，你以为这是段发生在铁岭的故事。
不过万万没想到，当年配音演员的自然发挥，竟然在几十年后成了一股潮流，如今流行网络的东北话版《老友记》《猫和老鼠》，味道跟1949年的这部译制片一样一样的。合着如今东北网友整得花活，都是太爷爷那辈早就玩过的。
话说回来，给《普通一兵》配音的文艺工作者也进行了一些加工，比如苏军战士喊“乌拉”时，如果直译成“万岁”那口型对不上，所以配音演员改成了“冲啊”。
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引进180多部译制片，在这个过程中，和角色实在违和的方言配音逐渐被摒弃，慢慢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翻译腔。
翻译腔的特点就是硬凹出了不同于中国人日常表达习惯的语调，但它又是中文，同时把很多外语的口头禅直接直译了出来，比如动不动就“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发誓”，骂人的时候说“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打人的时候要说“我要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现在已经习惯听原声看字幕的观众总是把翻译腔当做笑话来说，但在当时因为我国文盲率极高，而且给电影配字幕也有很大的技术障碍，所以翻译腔的出现，其实是给了那时候老百姓一个便捷地领略外国文化的窗口。
童自荣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爱上配音工作的。
3. “中国佐罗”的光辉岁月
1961年，苏联电影《白夜》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场引进，17岁的童自荣很快就被迷住了，甚至没事的时候就会喃喃自语，模仿着片中人物念叨“娜斯金卡、娜斯金卡”，成为一名配音演员也成了他的梦想。
那个时候，每次看到电影资料中配音演员的名字，他都会心跳加速。
后来童自荣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几年后才得以进入上译，开始了梦寐以求的配音事业。
第一排右一为童自荣
在最开始的五年里，童自荣接到的都是小角色，往往在电影里只有一两句话，直到1978年《佐罗》的到来。
电影中，阿兰·德龙一人分饰两角，他既是懦弱胆小的总督，也是铲奸除恶的侠客，对于演员这是种挑战，对于配音的童自荣来说也是如此。
为了将两个角色成功区分，童自荣想出了一个土办法，他特意准备了两双鞋，一双是笨重的劳动皮鞋，一双是拖鞋。
每当需要给佐罗配音时，他就穿上皮鞋，一有这种仪式感，范儿就起来了，能展现出佐罗的一身正气；而当给总督配音时就换上拖鞋，懒散的状态下，总督的猥琐油滑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童自荣华丽的嗓音将佐罗演绎得惟妙惟肖，所以很多中国观众都形成了一个认知：阿兰·德龙说中文一定是童自荣的声音，而童自荣的长相，一定就是阿兰·德龙。
1987年，52岁的阿兰·德龙来到中国，在上海，两位佐罗终于首次碰面，阿兰很感谢童自荣让佐罗说出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希望之后自己的作品都能由童自荣进行配音。
同刚建国时主要引进苏联和东欧电影不同，那个时代的译制片可谓百花齐放，既有名著《悲惨世界》《简爱》，也有拉丁语系的墨西哥电影《叶塞尼娅》，既有奥地利的传记影片《茜茜公主》，也有美国大片《第一滴血》《超人》，悬疑题材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喜剧《虎口脱险》，以及日本的《望乡》《追捕》等等。
墨西哥电影《叶塞尼娅》
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
而童自荣的同行、同事们，比如为杜秋配音的毕克，为茜茜公主配音的丁建华，为雷斯上校（《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角色）配音的邱岳峰，以及刘广宁、乔榛等等配音演员，在那个时代就是最潮的一批文化先锋。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却逐渐被边缘化。
先是随着盗版录像带、VCD的泛滥，让国内观众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来不及引进、不方便引进的国外电影，比如《异形》这种惊悚科幻片，《本能》这种大尺度片。相比之下，上海、长春等几个电影制片厂译制的作品，数量拼不过，类型丰富程度、内容刺激程度也拼不过。等到互联网普及，字幕组诞生，民间的生产力就进一步得到释放，广大观众的选择就更多了。
经过这些“野路子”的培养，一边看电影一边看字幕，几乎已是每个影迷的必备技能。而听惯了更为自然的演员原声后，拿腔拿调的翻译腔逐渐被新的观影群体所摒弃。新一代观众走进电影院时，都会首选原汁原味的声音。
不少引进方为了吸引关注，开始了“粉丝经济”，与其选择专业但不甚有名的配音演员，不如选明星来配音，比如《黑客帝国2》当初的一个噱头就是李亚鹏为主角尼奥配音，然后恶评如潮。
李亚鹏对此非常委屈：我配音只赚了一千块，你们犯得上这么骂我吗？
他可能不知道，这一千块是多少专业配音演员求而不得的工作机会。
进入新世纪后，童自荣这些配音演员已经很难找到像样的配音工作，收入也不理想。他每年只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才会打一次车，快退休时还和老伴住在一个9平米一个7平米的两居室中，当有记者采访时，屋子里都摆不下设备。
退休前的童自荣，图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47期
同时，社会节奏的加快也不再允许年轻的配音演员像老一辈那样深耕细作，童自荣在给《加里森敢死队》配音时，曾经一边骑车一边默背台词而撞到了汽车上，如今的配音演员很多都省去了这一步，照着台词读一遍就行了。
“法国佐罗”阿兰·德龙宣布了自己迎接死亡的方式，“中国佐罗”童自荣也已经退休多年，年过古稀。
时光的列车飞驰而过，一代人的青春符号之一，又对所有人说了再见。
4. 一同谢幕的种种
矫情点说，谢幕的不止是一个演员或者说曾经辉煌的某一群体，一同谢幕的还有曾经那个时代的一些精气神。
比如，侠盗精神。
曾几何时，侠盗是古今中外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象，中国有三侠五义、梁山好汉，法国有亚森·罗宾，英国有罗宾汉，日本有石川五右卫门。
他们亦正亦邪，游走在法律边缘，但却把正义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平苦百姓忠臣良将，官府视他们如眼中钉，百姓视他们为救世主。
但如今如果再有类似的文艺作品问世，想必会被众人先扣上个“三观不正”的帽子，然后大肆批判一番。
让人神往的，还有比上一个时代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1979年，《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放了一张《王子与灰姑娘》中拥吻的照片，一石激起千层浪，某省政治处的干部写信给杂志社，大发雷霆，认为将这种照片放在杂志封底太不像话，甚至用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样的字眼。
但此后，各地读者纷纷来信表达各种不同看法。两个月里，杂志社收到了一万多封来信，因为实在回不过来，只能单独开辟一个专栏，专门刊登读者来信，让真理越辩越明。
再看眼下，现在的人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再去列数据讲逻辑，看到让自己不爽的或者认知之外的，找到那个小按钮并点一下就完事了。
当然，总有一些人，拿出80、90年代仍在上演的保守事件，来印证“现世最好”。但在我看来，这种对比挺没出息的，毕竟时间都过去了二三十年，如今比当年的物质、精神条件更好，并不值得吹嘘，更没必要嘲讽前人。
判断一个时代是不是够好，更关键的一个标准在于：同上一个时代相比，它有没有带给人希望，并为后人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以这个标准，那么80、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60、70年代，无疑是一个让绝大多数国人看到希望、感到安全、相信未来会更好的时代。
正是那一代许多不安分的人们，冒着被剪掉裤腿的风险穿起喇叭裤，背着听黄色歌曲的骂名听邓丽君，才让昔日“离经叛道”的存在，如今变得无比寻常。
那现在人们的所作所为，又有没有为后人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呢？
童自荣在退休前曾说：怀旧是美好的情感，但对那几年津津乐道，却并不能改变现状，再创辉煌已经不现实了。
没错，随着越来越多旧时代人的落幕，一个迥异于曾经的时代正在拉开帷幕，不管你觉得苦不堪言还是乐在其中，都无法阻止它的开启，正如无法阻止上一个时代落幕一样。
部分参考资料：
1.中国佐罗童自荣，BTV档案
2.“佐罗”与“黑客”的声音，三联生活周刊
3.【影视科普】翻译腔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发音为何那么奇怪？，B站@司空离
4.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狂飙突进，同舟共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ID：MrDisco007），作者：学委丹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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