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从故纸堆里钻出脑袋来呼喊革命的，先是排满，接着反袁，最后还不买蒋介石的账……晚年在苏州讲国学，突然平和了。章念驰说，他晚年目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被否定，最终起而捍卫，并为自己早年的反孔感到遗憾。
余杭章太炎先生，虽“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张鸣语)，却与孙黄并称“辛亥三杰”。他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鲁迅语)，这里的“小学”，实是文字学。他读《说文解字》，凡七十余过，“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对中国文字音、形、义的认识，当世无出其右。他给三个女儿取的名字，连认真的读书人都不识，以致差点儿了误了她们的婚事。他写的文章，总有生僻到一般词典不收的汉字。我为此曾向一位长者请益，长者哈哈大笑，说章氏写好文章，日久自己也读不出某个字了。
民国的文人，平生多半有传奇为之作垫。不过，太炎先生的传奇，非关男女情事，他是以革命的传奇留在民国史上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读章念驰所著《我的祖父章太炎》，好几次，停留在书中所引章门弟子鲁迅去世10天前为老师写下的这段抱不平的文字上，每次都勃然心动，为之神往。
太炎先生左手革命，右手学术，双手互搏，一生传奇不断。
张元济说太炎先生是“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1903年的苏报案，让他站上了平生第一个辉煌的巅峰。当时，他发表的《序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招来清廷通缉。他因言获罪，与《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一道被清廷监禁于上海西牢，被判“凌迟处死”，适逢慈禧七十大寿，改判“永远监禁”，但清廷终于敌不过舆论的压力，判了他3年监禁。出狱当天，他被同盟会代表接去日本，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为他开了一次欢迎大会。而当时正留学日本的鲁迅，很可能参加了这次大会。太炎先生会上的讲演，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观点，直接催生了鲁迅此后关于国民性的思考。而有关太炎先生与鲁迅的交往，章念驰用力最巨，两篇长文，洋洋数万言，基本厘清了鲁迅的性格、思想的形成实源于太炎先生的影响。章念驰认为鲁迅最少媚骨的性格“可以说是太炎嫉恶如仇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现”，“可以找出大量太炎、鲁迅两人酷似一人的文字与句子，连骂人句式也一模一样，一个骂得诙谐、刻薄，一个骂得幽默、尖刻，文风如一。”而鲁迅一生，每提起章太炎，“总严肃地称‘太炎先生’，或呼‘章师’、‘章先生’”。
民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也是中国文人风骨犹存的时代。在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民国大总统、宋教仁被暗杀之后，章氏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海外，他却不肯走，并给出不走的理由：民国已建立，再流亡的话，乃奇耻大辱。终不顾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径直上北京找袁算账去了。以大勋章作扇坠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章太炎的行为，袁世凯拿他没有办法，杀，是杀不得的，赶，又赶不走他，只好把他软禁，却每月发他五百大洋的高工资(当时警察的工资只四元)，太炎先生于是在牢狱里雇了十来个厨子、仆人(其实都是警察装扮的)，跟一代枭雄袁世凯大摆老爷谱--世上哪有这样坐牢的，这不顾生死的名士做派，可谓空前绝后。
太炎先生“对于阔人要发脾气”，革命的时候，有一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猛，但讲学，周作人说他“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不过，章太炎讲学，也有很见阵势的时候。章念驰记述1932年2月，太炎先生去北京见张学良，敦促其抗日，其间应弟子吴承仕(检斋)之邀，给各大学讲学，据当时在场的学生王西彦回忆：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玄同、逷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章氏操余杭话，口若悬河地讲述，钱玄同用国语翻译，吴承仕板书，一讲数小时，听他演讲的这些大教授们，始终毕恭毕敬地站着。
太炎先生是从故纸堆里钻出脑袋来呼喊革命的，先是排满，接着反袁，最后还不买蒋介石的账……我看到书中所附他的几张照片，年轻时一脸不服从的孤傲表情，晚年在苏州讲国学，突然平和了。章念驰说，他晚年目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被否定，最终起而捍卫，并为自己早年的反孔感到遗憾。他与小儿子章奇的合影，最可见出他的回归：穿着传统的服装，袖着手，笑嘻嘻的，俨然一个没有脾气的慈父。但熟悉太炎先生的人都知道，骨子里，他一生都是一个令当权者头疼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