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日，韩国法院以受贿罪的罪名，签发了拘捕令，延长了朴槿惠的羁押期，以致朴槿惠出狱梦断。在16日的法院庭审中，朴槿惠进行了发言，可以说是大发吐槽法院目前的所作所为，直斥法律已经沦为某些人政治报复的手段。据韩媒报道，本计划于今日举行的法院庭审，朴槿惠以健康为由拒不出席庭审。
韩国法院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朴槿惠如今的消极对抗法院庭审，令法院也无从下手。在16日当天，以柳荣夏为首的朴槿惠律师团队递交辞呈，朴槿惠方面拒绝了法院指定的“国选律师”，如此看来，朴槿惠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一人来对抗法院的庭审。
据韩媒报道，在18日朴槿惠试图向国际社会求助，称其在拘留所内饮食状况差已经导致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晚上难以入睡。针对此，首尔拘留所赶紧出来辟谣，曝光朴槿惠的住所面积是普通羁押人员的五倍，设施完善，饮食搭配合理。可以说，首尔拘留所实力打脸朴槿惠。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曾经是上海三大亨，他们统领的青帮一度控制了上海滩。
1937年，蒋介石指示戴笠，无论如何都要干掉张啸林。
为何如此？因为在日本占领上海后，黄金荣明确表示不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已经跑到了香港，这个时候张啸林想着帮日本人做事，做一个铁杆汉奸！
令他没想到的是，上海三大亨，第一个死掉的就是张啸林！
好色的张啸林还曾开过茶馆
清光绪三年（1877年），张小林出生浙江慈溪县。清光绪一十三年（1887年），张小林移居杭州。
清光绪一十六年（1890年），张父过世后，13岁的张小林不再上私塾，而是找工作开始混社会。可是一边工作，一边依旧是偷赌恶习不改。当时张家所在的杭州拱宸桥一带商业发达，是张小林坑蒙拐骗外地商客的“风水宝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6岁的张小林心机一转，决定去报考在杭州的浙江武备学堂。他还真被录取了，并与同在学堂学习的张载阳等人成为好朋友，然而对张小林而言，武备学堂的诸多规矩简直就是如来给孙悟空的紧箍咒，实在叫他受不了。单戒赌戒色这两条，就叫他活不下去。张小林熬了两年不到，不得不自动请辞。
离开学堂后，张小林找到杭州府衙门领班、也是慈溪人的李休堂，希望在他那里混日子。李休堂很乐意就接受了他，因为张小林这个混混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了，对衙门维持社会秩序及办案很有帮助。
衙门领班在官制上属于吏，并非国家干部，而是由地方官自己聘用。吏这个职业，就是政府政策在下面的执行者，直接与草民打交道，处于朝廷与江湖的中间地带，是两者的联系纽带。秦琼秦叔宝的捕快是吏，宋江及时雨的押司也是吏，他们的行为准则介于“忠”与“义”之间，一方面上对朝廷负责，讲“忠心”；另一方面下对朋友负责，讲“义气”二字，虽然是个两难的职业，却也是了解黑白两道内幕的最好途径。张小林在这个职位上自然如鱼得水，除去吃喝嫖赌，不几年还赚下了一点家私。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休堂要去安徽，张小林以孝养老母为名留在杭州，还用积攒下的钱开了一家茶馆。别人开茶馆，希望来客都是正经人，张小林开的茶馆不一样，他不希望正经人进来，只希望江湖豪客与生意人进来，希望他们在他的茶馆里吃喝赌嫖，干些不正当的生意，把茶馆当成接头、谈秘密交易的据点。张小林的茶馆生意开得很火，他更乐在其中。他还娶了李休堂的一个亲戚为老婆，不久他成为杭州拱宸桥一霸。
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合影
“上海三大亨”是这么练成的！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大流氓季云卿来杭州找唱戏名角到上海去唱戏，张小林是杭州唱戏名角的“好友”，于是借此认识了季云卿。两人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张小林决定到上海去闯世界。
到了大上海，张小林发现自己在杭州那种小地方呼风唤雨的能力完全失去，若不是得到季云卿的提携，他就得饿死在上海滩。他不得不先混迹在妓院赌场做做小角色，闲时卖点春药补贴一下。不久，他结识了商人黄楚九，并得到黄楚九的赏识。按张小林的意愿，他是想跟着黄楚九做正当生意，但是黄楚九经过考虑，还是觉得这个张小林最好是混黑道，于是介绍张小林拜上海青帮“大”字辈的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一员。
成为青帮成员的张小林有了立足点，立刻发挥他人高马大讲义气的优势，不久就成为一方小头目，接着认识了也是小头目的杜月笙。杜月笙是青帮“悟”字辈，比张小林晚了一辈，但两人还是凑在一块想法占地盘走私货。
不久，杜月笙与另一派黑帮火拼，被打个半死，躺在街上。张小林独自背杜月笙回家，为杜月笙疗伤把家底全部给花光了。这种江湖兄弟之情把性格内敛的杜月笙感动得五体投地，仿佛当初遇难的秦叔宝遇到单雄信一般，誓言旦旦永生不忘恩情。
失去地盘的杜月笙之后投靠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法租界巡捕房探长黄金荣，并逐渐露出头角。不久，张小林与英租界华人头领合作得罪了黄金荣，杜月笙巧为设计，不但让张小林投靠到黄金荣这边来，还壮大了张小林的力量。杜月笙的谨慎加张小林的胆大，他们在“黄、赌、毒”上的生意越来越好。
其后，黄金荣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上海督军卢永祥的公子给打了，卢永祥一怒之下把黄金荣抓了起来。杜月笙与张小林通过曾经的浙江武备学堂的朋友、已经成为浙江省长的张载阳的关系，打通卢永祥的关系，不但救出黄金荣，还结识了上海及周边的一批军阀官僚，结果大家一起合伙做鸦片生意，鸦片生意做得更加火红火燎。由此，黄金荣也与杜月笙、张小林二人拜为把兄弟。上海“三大亨”就这么走到了一起。
民国九年（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
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介石带着北伐军向南挺进，势如破竹。三位江湖人物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窘境。一方面，他们与军阀勾结，贩卖鸦片牟利，另一方面，蒋介石当初在上海与青帮也有接触。三人决定两边都暗中联系，观望风头吹响哪边再说。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接收上海市。此时蒋介石已决定清党，派人进城联系黄金荣、杜月笙、张小林三人，要他们一起攻击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三大亨也在上海组织“中华共进会”，与蒋介石军队一起镇压上海的共产党及工人运动领袖。这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大屠杀事件。三大亨就此由江湖人士转正成为政府人士，还被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职衔。不久，他们又参与到银行等金融产业中，俨然成为金融家加实业家。
张小林就是在那段时间，把名字改为张啸林。
杜月笙
张啸林沦为汉奸！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张啸林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收购军需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旦前后，张啸林和上海黑白道上名流，上海“新世界”举办了“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其重头戏就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请各界激励名花爱国，予名花以报国的机会”。如此说来，舞女“爱国不敢后人”，却是报国无门，只能以伴舞所得救济东北难民或义勇军；而舞客“通宵开舞”，也就是爱国的表现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一起去香港。
“三大亨”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上世纪30年代中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时间比杜月笙早，辈分也比杜月笙高一辈，对杜月笙当老大，心中一直不服。
蒋介石部署撤退时，张啸林暗想：“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
张啸林与杜月笙合影
军统三杀张啸林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摸清了张啸林的生活起居规律，甚至对他外出时在车上的惯坐位置都清楚。
1938年，行动组获知张啸林每天晚上都去大新公司5楼俱乐部赌钱，完事后与10余名保镖分乘两辆车回家。张的车队回家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碰上红灯，车一定会停。军统上海区行动股长、杜月笙的门徒丁松乔，决定在此下手。为了保险，他们对灯线做了手脚，张的车一到，就可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车队经过时红灯亮了。丁松乔带领几个特工对车辆一阵猛射。张啸林的司机见状，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疾驶而去。张的车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窗玻璃也是打不破的避弹玻璃，虽然中弹并无大碍。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又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张啸林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行动组开始计划再一次暗杀。
陈默率领若干便衣特务，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戏快完了张啸林也未到，陈默只好下令先除掉俞，打一打张的威风。张啸林获悉此事，又恨又怕，整天待在家中，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并在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张啸林不出家门，行动组只好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后，陈默就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又一枪把飞过的一只麻雀射下。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
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黄金荣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
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2017-09-23)
海外网9月8日电当地时间7日，俄罗斯和日本两国举行首脑会谈。会谈期间，双方领导人也互赠了礼物。据悉，普京赠送给安倍的除了茶杯外，还有村正短刀。对于此次日本首相获赠被称为“妖刀”的村正短刀作为礼物，日本网友也是颇为疑惑，连称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另一方面，普京赠送给安倍的礼物是日本刀村正短刀以及茶杯。对于日本首相获赠的礼物，无论是《日本经济新闻》还是时事通讯社均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报道。但在社交媒体上，日本网友却对俄罗斯方面的赠礼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推特上，虽然有日本网友提到为流到国外的村正短刀回国而高兴，但不少网友却都疑惑地表示：“普京总统将村正短刀送给安倍首相，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提到“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礼物呢？”
村正是最有名的日本刀之一。村正家族所铸造的刀均称为村正，后因历史原因也出现一些名为村正的日本刀。它太过锐利，到了江户时代就开始有“邪剑”、“妖刀”的称号，而被世人所避忌。而其最为出名的典故则于日本历史上的大将军德川家康的家族有关。德川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在与织田家作战时，被家臣用千子村正一刀从右肩劈到左腹，死状极惨。（文章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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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9)
1925年夏，当15岁的蒋经国央求“姆妈”陈洁如，第一次向父亲转达留学莫斯科的想法后，内心惶恐忐忑，不知老爹是否会怒斥自己。
果然，听到这个消息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怒不可遏：“朽木不可雕也”“我供不起他这笔费用”。
（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
从陈洁如的上述回忆中，蒋介石的这一反映可推断3点：
一、老蒋并不喜欢小蒋，至少不是溺爱那种喜欢。
二、蒋介石在遇到宋美龄前，依然是个捉襟见肘的穷军人。
三、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4年了，此时，20岁的她仍然是蒋介石的最爱，在他面前拥有充分的话语权。
经过姆妈柔声细语的劝说，蒋校长最终同意了蒋经国去莫斯科。
据陈立夫回忆，蒋介石让儿子去苏联留学，主要是为了争取斯大林的支持。
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家人，是所有伟人的共同特征。
（蒋介石陈洁如）
蒋经国在苏联一待就是12年。同学邓小平、王明、冯玉祥的儿子和女儿等，三两年就回国了，蒋经国一直被“扣留”。
上了中山大学上中央军政学院，军校毕业了进工厂，一路高歌猛进，对父亲蒋介石，不断抨击、责骂。
他当众演讲，称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要“像柠檬一样挤干、丢掉”。
他在报纸上刊文称：“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他却是我的敌人……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
他发表公开信称：“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蒋介石在国内肯定多少知道“逆子”的言论，但他不以为然，根据他对儿子的了解，这些话不是儿子的真心话。
（蒋经国蒋介石）
1931年12月，与宋美龄结婚4年的蒋介石，依然没有一个孩子，他在日记里写下最为纠结的心情：
“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能再见到我儿，而民国目前犹在襁褓。”
“我未能孝敬父母、照顾子女，真是惭愧。”
这是蒋介石6年来，在日记中首次提儿子蒋经国。
缘由还是因为宋庆龄提出一个交换“人质”的条件：建议蒋介石释放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换取蒋经国回国。
“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芳娜蒋经国）
直到1936年12月后，蒋经国才得以回国。
此时，他27岁，已是俄国姑娘芳娜的丈夫、幼儿艾伦的老爹。
蒋介石历经生死，对唯一的亲生骨肉此时十分想念，“深盼儿子能回来”。
1937年4月，蒋经国在杭州拜见了阔别12年的蒋介石。
父子的见面没有热烈的拥抱和煽情的眼泪，多了点旧中国的仪式感。
据陶涵的蒋经国传记描述：“门一关上，经国已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父子俩谈了报纸上的不实言论、革命事业，以及日后的工作生活等，可以肯定的是，血浓于水，两人没有外人想象的心存芥蒂或积怨。
当天，蒋介石领他拜见了母亲宋美龄，给芳娜改名为芳娘。
从此上阵父子兵。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木易”：蒋公不易
网友“司寇善”：都是毛子的错！
网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破坏国共和作。落的千古骂名，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网友“vincent46”：蒋公深明大义
网友“春光秋色”：说明蒋公还是以国为重的人。宁愿儿死异域，也不拿国换家。几人能做到！
网友“手机用户0041”：此事充分说明，蒋介石开始是投靠苏联，后来又投靠了美国。
网友“陌上行”：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苏俄。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美、德。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网友“我的个神”：胜是王，败是蔻，作为后人，历史还是应该客观评价。
网友“水艺江南”：不是叛徒怎么会发生内战！
网友“子车红”：蒋经国逢场作戏高手！蒋公知子难得！
(2017-10-07)
1940年8月14日，
在上海
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
的
张公馆
内突然传出了几声枪响，有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下被人枪杀，而枪手并没有仓皇逃窜，而是从容的向赶来的保镖投降
。
人们发现，被枪杀的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与黄金荣和杜月笙并称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为什么张啸林会死于非命，到底是谁杀了张啸林？一切的疑问都要从头说起。
青帮大佬张啸林
一、通敌卖国
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早年家境贫寒，青年时代学过纺纱，后来考入杭州武备学堂，投入杭州府一个衙役班头手下，从此开始了敲诈勒索，打架斗殴
的生活
。1912年在青帮大佬季云卿的介绍下
张啸林
来到上海，投入青帮门下。当年上海青帮有“大通悟学”四个辈分，张啸林为通字辈，与黄金荣同辈，比杜月笙高一辈。
投入青帮的张啸林从此开始广收门徒积极经营，逐渐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分庭抗礼的青帮头目。1919年，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二人结拜为兄弟，黄金荣为大哥，张啸林第二，杜月笙第三。
张啸林是个官迷，一心梦想要有个一官半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积极运作，希望凭借自己曾经为蒋介石效力的功劳能够在国民政府中谋到一个差事，然而蒋介石仅仅是给张啸林任命了几个闲差，这让张啸林非常不满。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失守，为了避免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希望三人随国民政府退回内地或移居香港。黄金荣因为年事已高，不愿远足，并且公开表示不与日本人合作，而杜月笙则远赴香港，唯有张啸林此时态度暧昧。
青帮三大亨合影
长久以来，三位结拜兄弟中，杜月笙早已通过灵活的政治手腕和精明的生意头脑将生意越做越大，势力也大大超过了两位结拜大哥，而相比之下，张啸林是三人中声望地位最差的，如今上海在日本人控制之下，黄金荣退隐，杜月笙远避，张啸林觉得只要选择跟日本人合作，自己从此将独霸上海滩，并且可以过一把当官的瘾，因为日本人曾经私下承诺让他当上海市长，或浙江省省长。
然而积极投靠的张啸林，却被日本人狠狠的涮了一把。就在上海沦陷之后，土肥原贤二召见张啸林，准备商量合作事宜，张啸林欣然前往。张啸林的车队
在
准备通过外白渡桥进入日本租界时，被值守的卫兵当场拦下，卫兵宣称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因此拒绝张啸林进入日本租界。于是张啸林的车子在外白渡桥上溜溜等了好几个小时，经过的市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到了第二天，全上海都知道了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的消息。实际上这是土肥原贤二耍的一个小花招，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人可以不用委任张啸林任何官职就可以让他乖乖效命。至于对伪政府官员的选任，日本人自然希望选择一些在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前政府要员来担任，而不是由一个黑帮头目来担任。
没有当上伪政府的官员，却落下一身汉奸的骂名，张啸林
因此
非常恼火，然而他却结结实实的发了一笔汉奸财。上海沦陷后，日军一度陷入了后勤紧张的局面，于是他们找到了张啸林，希望张啸林利用他个人的关系来解决军需物资问题，满足日军的日常需求。张啸林抓住了这次机会，
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伙同自己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安排人员从外地为日军采购了大量的粮食、棉花、煤炭、药品等各种军需物资，从中谋取了大量的利润。而日军则从中获得了充沛的给养，做好了继续侵华的各种准备。张啸林还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大肆胁迫上海的工商业者与日本人合作，大肆殴打和拘捕广大抗日爱国人士。张啸林这种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二、杀机四起
张啸林的卖国行为让蒋介石极其震怒，张啸林不但没有听从劝告离开上海，现在居然帮助日军对付中国军队，肆无忌惮的当起了汉奸。因此蒋介石向戴笠下令要制裁张啸林。
制裁令下达到上海，军统埋伏在上海的行动组负责具体执行。1938年，军统行动组掌握了张啸林晚上赌博的活动规律，在张啸林赌博回家路上必经的善钟路（现在的常熟路）和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埋伏下人马，待张啸林车队到达路口时，将绿灯变为红灯。车队看到红灯开始刹车，而埋伏的特务们则趁机一拥而上，向张啸林的汽车疯狂射击。幸亏张啸林的司机经验丰富，危机时刻及时加速逃出了包围圈，张啸林才捡了一条命。
军统当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不久之后，针对张啸林的刺杀再次上演。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得知，张啸林受亲家俞叶封的邀请，要去“更新舞台”观看京剧名家新艳秋的演出，于是在“更新舞台”埋伏下人手，在演出开始后，行动组的特务冲进俞叶封的包厢一阵扫射。可惜当天张啸林因为临时有事没来观看演出，军统特务这次暗杀仅仅杀掉了汉奸俞叶封。
逃过两次军统暗杀的张啸林心有余悸，从此以后深居简出足不出户，不再给军统特务伏击的机会。但是到了8月14日，张啸林终究还是死在了冰冷的枪口之下。
三、汉奸伏诛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叫来了门生吴静观，俩人在张公馆内有吃有喝，还叫来了妓女陪侍。张啸林正在兴头上，突然听到楼下院里有人争吵不断，张啸林非常恼火，来到走廊上向下查问具体情况。原来一个叫林怀部的保镖跟司机要求请假，司机说张啸林正在会客不敢打扰，于是林怀部对司机大骂出口。知道了缘由的张啸林劈头盖脸的就把林怀部骂了一顿，叫司机下了林怀部的枪，让他滚蛋。林怀部也不示弱，说了句“走就走，不用你赶”，然后拿出了手枪。就在人们都以为林怀部要交出手枪的时候，林怀部抬手一枪就射穿了二楼走廊上张啸林的脑袋，然后冲上二楼，将准备报警的吴静观一枪打死，接着又冲着挂在走廊栏杆上的张啸林连开数枪。等到其他人冲进来后，林怀部高举双手，坦然投降。
刺客林怀部
被逮捕后的林怀部交代，他在张公馆当保镖，然而薪水始终不尽如人意，当天家里有事想请假，没有得到批准，因此一时冲动杀了张啸林。林怀部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政府无罪释放。
始终有人怀疑，林怀部是军统收买的内线，瞅准机会跳出来执行了任务，而且根据当时具体负责暗杀任务的陈默的记载，当时军统确实已经在张府内安排了内线，却未点明是谁。时任军统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当时行动组确实已经策反了一名张啸林身边的人作为内线，但是明确否认是林怀部。因此林怀部真是一时激愤杀死张啸林，还是受到军统指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个谜。因此张啸林的死亡真相一直扑朔迷离。
然而作为张啸林而言，从他决定投靠日本人开始，他被杀的命运就已经确定了。
(2017-07-04)
韩国即将迎来中秋长假，朴槿惠将如何度过自被羁押以来首个狱中节日成为坊间关注焦点。
据韩联社9月30日报道，10月2日至8日期间，首尔拘留所将播放电影《钢铁侠2》、《钢铁侠3》、《国际市场》等电影，中秋当天将播放《国际市场》。
饮食方面，中秋当天早餐是餐包、沙拉、汤和牛奶，加餐则是韩国中秋节传统食物松饼。
首尔拘留所允许被羁押人员的探视日期是9月30日、10月2日及10月7日。中秋节是10月4日，但首尔拘留所为避免探视人员拥挤，规定10月2日为“中秋节探视日”。
朴槿惠的弟弟朴志晚与妹妹朴槿令仍在被朴槿惠拒见的探视名单上。同时，首尔拘留所于9月29日公布，将于中秋节当日举行共同祭祀，但未能确定罪行的“未决身份”不能参加。也即是说，这位65岁的老人既无人探视，亦不能参加拘留所内举行的中秋节活动。
对此，朴槿惠妹夫辛东旭表示：“想去探视，但没有办法去，到了中秋节感觉更加难过。”
(2017-09-30)
蒋介石为何替败军之将辩护？
史海轶闻
2017-10-07 18:29
豫中会战惨败，蒋拒绝严惩汤恩伯，还在参政会上公开为他辩护
1944年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部队，不敌10余万日军之攻击，全线溃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因此成为各界炮轰的对象。朝野舆论，更是将河南四害之“水旱蝗蹚”，换成了“水旱蝗汤”。①
然而，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却拒绝响应朝野舆论的要求，拒绝惩罚汤恩伯。不但如此，蒋介石还亲自出面，公开替汤恩伯辩护。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出席第三次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与会者要求惩处汤恩伯的呼吁，蒋介石回应道：
“河南战事究竟是失败的。整个的责任谁属?我们应该处罚何人呢?现在许多社会人士，差不多众口一词的以为非将汤恩伯置于重典不可!以为政府现在没有严格的处罚汤恩伯，有欠公允。其实我对于部下将领的处罚，向来主张罚自上始，愈是追随我十年二十年的将领，平时受我教育的机会既多，如果再不能达成他自己的任务，则其应得的处罚自亦愈重。以汤恩伯在河南的情形而论，迭据各方报告，他平时经营商业，包庇走私等等，当然应该澈底的查究。但这是依平时的执行纪律而言，应当处分，而不能与此次战役失利的责任混为一谈。
“讲到这次战役的责任，首先当然应该由我统帅负督导无方的全责，其次就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这次指挥失当，以致河南大部沦陷，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至于汤恩伯个人在地位上他是一个副长官，在指挥上他不过是秉承司令长官的命令与调度，就事论事，他应该与蒋司令长官负连带的责任。然而不能将他平时的过失就作为他战时的罪案，否则，就是责任不分，如果责任不分，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就要使抗战整个的失败。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在蒋鼎文已经革职，汤恩伯已受撤职留任的处分，要他带罪立功。其它还有许多失职的军长、师长，仍在继续调查审判，务要达到政府严明赏罚，整饬军纪的目的。”②
蒋介石的这番辩护，有些地方是不实的。譬如他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这次指挥失当，以致河南大部沦陷，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就不符合事实。虽然蒋鼎文的身份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但他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基本部队;第一战区的真正大权，是握在“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中的。文强回忆说：“蒋鼎文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应该是汤恩伯的上司，而汤咄咄逼人，使蒋鼎文几乎无权过问，令不出户。”③“令不出户”当然太过夸张，但在第一战区，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蒋长期处于下风，却是当时尽人皆知之事。所以，蒋介石拿蒋鼎文来替汤恩伯顶缸，并不能服众。
汤恩伯
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会战惨败的最大责任人，其实是蒋自己
其实，蒋介石也知道自己这番言辞不能服众。不过，他仍要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不处分汤恩伯的原因，他没法在国民参政会上说出口。只有在日记中，蒋介石才能说出真话：“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而“战略”，恰恰是在蒋介石的亲自指导下制定的。按蒋介石的意志，出面顶缸的蒋鼎文，则在去台湾之后，含蓄披露：此役胜败的关键，是“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④
关于情报分析与豫中会战的战略部署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研究与总结。简单说来就是：蒋介石和军委会判断，日军此役不过是一次有限的“局部攻势”;蒋鼎文和陈纳德虽然认为日军的攻势可能是“大规模”的，但并无足够的情报资源来坚持，因而选择了服从蒋介石和军委会的判断。汤恩伯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真正该为此次会战失败负最大责任的，是蒋介石本人。诚如学者总结的那般：“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⑤
蒋介石虽然身为最高统帅，但政敌颇多。抗战期间，重庆的倒蒋暗流从未休止过。蒋介石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给政敌提供口实，又不愿让爱将汤恩伯替自己顶缸——据黄仁宇讲，“我现今过目之蒋日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的赞许，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⑥——于是，只好处分蒋鼎文。
不过，蒋介石对汤恩伯的这番“呵护”，似乎并没有收到他预期的“报效”。1954年7月，在台北阳明山庄，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去世，表达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遗憾”：
“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个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到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的死的机会，我想他在平时如对革命哲学果能有彻底研究和心得，勘破了这一生死关头，那他又何至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⑦
蒋介石责备汤恩伯没有在1949年“殉职”于上海时，内心深处，或许也正浮现出1944年他不顾全国舆论所指，替汤恩伯辩护时的情景吧。
蒋介石
1961年，蒋介石在台湾官邸
注释：
①“蹚”，即“蹚将”、“蹚匠”，原是指活跃于豫西南地区的较大规模的一种介于流民和土匪的群体。②蒋介石，《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③文强：《“中原王”汤恩伯》。④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0日。中研院：《蒋鼎文先生访问记录》。转引自：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⑤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⑥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P420。⑦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1954年7月5日至12日在台北阳明山庄讲。
(2017-10-07)
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的关系比较微妙，不过在三鑫公司成立后，他们之间也曾度过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他们三人中，最有头脑的是杜月笙，也是最会挣钱和花钱的人。杜月笙的处事圆滑让他得到了不少人脉关系，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走的比较近，也让他得到了很多内幕消息，买了一笔公债，发了一笔横财。
1930年，黄金荣的势力渐渐下滑，而杜月笙的势力渐渐上升，黄金荣看着曾是自己的小跟班势力却超过了自己，心里极不是滋味，和杜月笙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张啸林看到杜月笙赚了一笔大钱，自己也通过杜月笙的关系购买了一些公债，并得到一笔不小的财富。
不过，张啸林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内心多少有些不服气，虽说是赚了钱，但毕竟是通过杜月笙的关系，一向自负的他，觉得是依靠杜月笙才勉强沾光，这让身份原比杜月笙高的张啸林很不平衡。
与黄金荣和杜月笙不同的是，张啸林因和北洋政府有过来往，所以和国民政府并不和睦。但张啸林一直想做官，可以说，想当官疯了，因此便投靠了日伪当局。事实上，张啸林的变化也跟民族文化有关，因为他不像黄金荣和杜月笙对民族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执著。
但这并不说，黄金荣和杜月笙就精忠报国，只是因为两人不像张啸林一样上过北洋学校，这也跟两人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有关。再者，两人平时喜欢听评书、京戏，受民族文化教育和熏陶，因此民族认同感比张啸林强烈。
由他们三人共同合办的三鑫公司，名义上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在经营，但背后老板却是黄金荣。杜月笙的精明魄力，再加上门下有得力助手的帮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所以杜月笙渐渐开始超越了黄金荣，显示出法租界第一大亨的气派。
在这个方面，黄金荣对杜月笙很不满，但是由于大局已定，黄金荣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在公司李独掌大权，张啸林同样心怀不满，但是他同时也责怪黄金荣不能控制杜月笙，给了他如此大的权力，所以对黄金荣也有所怨恨。
然而，对于杜月笙来说，虽然财大气粗，但是终究受到黄金荣的牵制，于是这种三角矛盾不断演变，加上法租界巡捕房中大小头目间长期分赃不均，对于黄金荣以及公司都心怀不满，于是复杂的关系合到了一起，各路矛头都对准了黄金荣。
杜月笙和张啸林还带头嘲笑黄金荣与儿媳妇的暧昧关系，诋毁他为“爬灰老板”，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人都希望黄金荣退职，以缓和矛盾。黄金荣四面楚歌，无奈之下只好发电报给当时在东北的季云卿，希望他能回到上海收拾残局。
或许是黄金荣气数未尽，就这这时，山东临城发生了孙美瑶劫车案件，被绑架的旅客当中有法国神甫以及意大利籍律师等。黄金荣一看此次案件正是他重新大展身手的机会，所以立刻派人联系山东响马出身的青帮“大”字辈高士奎，圆满解决了这次事件。
就这一下，上海的各个领事馆又认为黄金荣立了功，手段能力不减当年，再加上季云卿赶回了上海，出面劝说张啸林和杜月笙，要记得兄弟之间义气为重，这样，黄金荣在巡捕房的地位暂时得以稳固，三人之间的风波也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明争暗斗依然不断，尤其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之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杜月笙的地位迅速上升，加上他办事能力超群，人际交往广泛，对于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积极推广，声望已经超过黄金荣。
从此之后，杜月笙再也不称黄金荣为“黄老伯”了，而是彻底改了口，叫“金荣哥”，这一次不经意的改口，似乎也意味着上海滩第一霸主的地位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2017-08-20)
叶剑英原来是孙中山的护卫，在黄埔军校筹建的时候，他是20个筹建人之一，最后在黄埔军校建校的时候，他任副教育长，全部黄埔军校的课程，当时都是他制定的。
叶剑英制定完黄埔军校所有的课程之后，就去东征了。叶剑英在东征，在黄埔军校跟蒋介石就结下了非常好的友谊。所以蒋介石是最信任他的，所有的人不可以配剑和配枪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只有叶剑英可以佩戴短剑，可以佩戴枪进入他的卧室，可见蒋介石是最欣赏和最器重他的，后来还让他做了2师师长。
那个时候叶剑英是非常非常风光的，他同时还兼着两广的盐务管理的官员。广东广西的收盐岗位是一个肥缺，用这个挣钱不费吹灰之力，半年一百万美金就有了，收入非常丰厚。
后来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不抗击外边的侵略者，来杀自己的同胞。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认为继续跟随蒋介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没有出路的。
蒋介石不是一个为民族，为国家利益的人应该选择的跟随者，因此叶剑英毅然决然地脱掉皮鞋穿起草鞋，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上和我们好多的革命前辈一起共同肩负起要解放自己的人民和祖国的大业。
(2017-10-11)
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安全问题一直受到挑战，尤其是在早期的东征和北伐中，曾经三次遇险，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三次遇险竟然都是我方的人救的。
第一次是在东征时期，救他的人是大将陈赓。
1925年10月，蒋介石亲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讨伐陈炯明。一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和第三师因为冒进，被陈炯明主力部队包围，形势非常危急。蒋介石这个人还是有点血性的，年轻时还曾担任过敢死队队长，这个时候为了不被活捉，蒋介石就举起了枪，准备自杀。
陈赓当时是蒋介石的贴身护卫，一看老蒋竟然想自杀，太没骨气了，连忙上去把枪抢下来，说：“你不能死，你死了，让大家怎么办？”
蒋介石叹道：“不死难道让我当俘虏吗？”
陈赓望了望周围的形势，说：“咱不用死，也不用当俘虏，我来背你出去！”说完，背起蒋介石，迈开大步就冲了出去。
要知道，在黄埔军校读书时，陈赓就以“腿”著称，所谓“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就是说陈赓的腿非常灵便，如果转行踢足球，中国足球肯定早就冲出亚洲了。
正是这次勇救老蒋，让老蒋对陈赓的印象非常好，成了他面前的大红人，连出入他的住所都特许不用禀报。
可惜，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陈赓只好跟他割袍断义。1933年3月，陈赓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蒋介石还亲自来试图说服他归顺自己，但见陈赓意志坚定，也没太为难他，把他放走了，作为当年救命之恩的回报。
第二次遇险，是在北伐时期，救他的人，也是我军的名将——韩练成。
说起韩练成，也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蒋纬国称他是“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毛主席也赞赏地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1955年授衔时，韩练成官拜中将。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5月31日，蒋介石亲自到河南归德的朱集车站督战。这时，冯玉祥“五虎上将”之一的郑大章率领上千骑兵，包围了归德机场。而蒋介石所在的朱集车站，就在机场的旁边，蒋介石的身边也只有200个卫兵，形势非常危急。
蒋介石的参谋长杨杰得知情况后，急忙给驻扎在附近的韩练成打电话，让他火速去救驾。可是不巧的是，杨杰刚说了两句话，电话线就断了。韩练成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蒋介石就在朱集车站，因此火速调兵遣将，赶往朱集车站。
正是韩练成的及时赶到，才解了蒋介石之围。否则，以郑大章的上千骑兵，蒋介石很可能成了冯玉祥的俘虏，中国近代史肯定又将重写。
老蒋这个人还是挺有感恩之心的，事后把韩练成调到了自己身边担任要职，始终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当然，也不能说韩练成是错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大家各为其主，也是应该遵循的道理。
蒋介石的第三次遇险，也是在这次北伐时期，救他的人叫杨杰。
今天的人对杨杰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在民国时期可是大大的有名，与蒋百里、白崇禧并称民国三大军事家，还被英国国防大臣称为“军学泰斗”，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军事著作，是当时每个高级军官的必读书目。
不过，跟陈赓、韩练成有些不同的是，杨杰的身份不是共产党员，但后来看不惯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愤而反蒋，成了我党的重要盟友。
杨杰这次救蒋介石，跟韩练成那次差不多，也是蒋介石在一个车站指挥，被对方一个骑兵集团发现，眼看危在旦夕，蒋介石就给杨杰打电话求救。杨杰当时赶不过去，便在电话中指挥，让蒋介石把车站的火车两头各安上一个车头，先往北开二三十里，再掉过来往南开，如此反复，定会让敌军的骑兵疲于奔命。
这一招确实很见效，但敌军的指挥官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发现了蒋介石的伎俩，就派兵去轰炸附近的机场。这时，杨杰又给蒋介石定下一计：将轰炸机的重型炸弹卸下来，当敌军赶到机场的时候，引爆炸弹，让敌军误以为中了埋伏，我军的大军已到。
就这样，敌军指挥官闹不清蒋介石究竟有多少部队，只好撤退。
事后，蒋介石激动地对杨杰说：“不是你在此，我一定当了俘虏了！”
可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让杨杰对他极为失望。1948年，杨杰策划了几起国民党军的起义，投奔到了我军的阵营。
蒋介石得知后，派毛人凤将杨杰暗杀于香港，时间为1949年9月18日。
3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杨杰的名字赫然在列，不过加了一个黑框。
（来源网络）
(2017-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