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古装剧里，我们会经常见到富家公子于光天化日强抢民女，比如王老虎抢亲，比如《花田喜事》里的小霸王周通等，都是这种霸权逻辑的滥觞。《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也是个例子，他骄横跋扈，倚财仗势，强买英莲(即香菱)为妾，喝令手下豪奴打死冯渊。历史上此类富豪不在少数。西晋那位与王恺斗富的石崇，富可敌国，他可没少做欺男霸女的事。
当然，富豪的霸权逻辑，在官员的霸权逻辑面前不堪一击。石崇在位时，赵王司马伦即相中了他的小妾绿珠。等他失去官职时，司马伦便明目张胆地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逼得绿珠跳楼自杀。这种逻辑不光是具体行为的用强，寻常婚俗里也有它的影子。如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这样描写相亲：“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
富豪不能绝对主导婚姻
男尊女卑，固然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形态，体现在富豪相亲上，女性尊严被完全矮化。那么，古代真是这样吗?答案是，不一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古代婚恋自由，但女子在选择权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方想绝对主导婚姻，恐怕只是传说，否则也不会出现《列女传》了。有的时候，贵为天子的皇帝在选择后妃方面尚且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商贾富豪安能?这是一个历史认知的盲点。
一方面，古代男女之间其实没那么多禁忌。先秦时期，《周礼·地官·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政府非但不反对两性交往，还在春暖花开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相亲会”。秦朝之后各代，对男女之妨进行了立法，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授受不亲”等，但在每年的上巳节、元宵节和七夕节，政府并不反对女子抛头露面，游园聚会，包括“相亲”。另一方面，婚姻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男方是否有钱，是否想娶妻，而在于女方或女方家长对未来女婿发展前途及其家族背景的研判，选择权是公平的。我发现，越是礼教笃甚的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
比如北宋大儒程颐有个侄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发言虑事，远出人意;终日安坐，俨然如齐;未尝教之读书，而自通文义。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其父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25岁还没出嫁。以二程的地位与名望，找个乘龙快婿该不是难事，但能否让侄女满意，却是个难事。其中，女子的权利自觉或许起了关键作用。曾巩在父亲死后面临着为9个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坦言自己“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这已然是选择性纠结了，既怕耽误了几个妹妹的终身大事，又怕所选非人，让妹妹们未来不幸福。
“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古代富豪选妻子，可不会这么简单草率，婚姻大事，岂能钱情交易当儿戏?而是要考虑诸多配置，比如是否符合门当户对、联姻策略、聘礼与嫁妆对等、女方识字率、品貌等原则，“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传统戏剧里，像牛郎织女、陈世美与秦香莲等，之所以均是悲剧，门不当户不对恐是根源。我无意贬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只是就客观现实说一个道理，你让一个名门闺秀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她会幸福吗?
另外，儿女婚姻历来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种策略，上到皇帝用公主和亲，下到庶民“嫁娶先近邻”(白居易)，无不体现了多种登对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实际上，官员与官员家族联姻，官员与富商家族联姻，以及“亲上加亲”或“累世婚姻”等，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洪迈曾讲述黄左之的故事，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二人成为好朋友，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黄左之后来果然中了举，得到新娘和500万钱的嫁妆。这个故事既寓意婚姻投资策略，又寓意聘礼(中举进仕途)与嫁妆的对等。有500万钱嫁妆作保证，起码可以使新娘子不会因为是商人女儿而被夫家瞧不起。试想一下，若一个富豪单以“女貌”选择应选女子，而不考虑其他配置，那么，他的婚恋观就很难被人认同。
《新唐书》说：“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大唐新语》说：敬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子)”。“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之婚姻，曲为九陇叙其阀阅。”他将一个女儿嫁给富豪冯盎之子，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监门将军的新贵钱九陇的儿子，为儿子娶的则是名将之后，动机虽说都是贪图钱财，但不排除有门当户对、联姻策略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