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资料:抗战黄埔军校20万学生受训 战后仅余1万

　　“黄埔”联结着中国近代战史上绝大部分军功显赫的名字，除国民党军中的3000多员将领外，也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这所在因陋就简的条件下建成的军事学府，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一起，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开之时，一班年轻军官冒着炮火聚集在上海江湾某隐蔽所，站在台前训示的，正是被委任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前黄埔总教官张治中。

　　张治中的话在年轻人头脑中嗡响，不亚于日军炮火的一次次叩击。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到后方扩军，大家升官，我升集团军总司令，你们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另一条是到前方作战牺牲。两条路走哪一条，请各位自决!”

　　9月，黄埔系大佬级人物胡宗南受命率蒋介石最依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驰援淞沪战场，在杨行初接敌，即展开血战。

　　胡宗南率部白天隐蔽在竹林村庄，任敌机投弹扫射，不轻易出击，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阵地逾一周。直到战区副司令顾祝同接通第一军军部电话，告胡宗南当晚派部接防时，他才吭气：“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拔枪上火线顶替了。”

　　淞沪抗战功亏一篑，全国各地的部队蜂拥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挤踏，狼狈不堪。胡宗南实在看不过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黄埔六期)：“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此前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

　　“无坚守阵地之羁绊，反觉海阔天空”

　　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三、九战区各部队指挥人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这抗战以来首度召开的军事检讨会，阵容相当整齐，每位与会代表均按号次入座，并佩挂识别证。

　　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把中日战争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论，宣布中国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曾担任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团长德国将军塞克特的影响，其在1938年5月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就得出了“只有时间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此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把“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方控制区之扰袭”列入了指导方针，明确了将“三分之一的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布置。

　　故而在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地区，不仅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盘踞着大量游击化的国民党正规军。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后来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马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14军军长升任33军团军团长。

　　1937年9至11月间发动的忻口会战，以黄埔四期学员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最为耳熟能详。彼时参战的部队主力实系李默庵的14军，在其所镇守的左翼战场上，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阻击对战日军之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忆：“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是坦克车，第10师28旅57团的一个连，遭敌坦克攻击，横碾该连的临时战壕。官兵被碾埋一半，无一退避。”

　　在这场歼敌两万余人的大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两倍于敌方伤亡的代价。给这批黄埔系军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其战术法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中条山区，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李默庵与中共军队合作无隙，收获了“土岭大捷”等一系列游击战成功战例。李默庵的部将、黄埔三期的石觉曾在作战总结中写道：“我各级官兵，对于敌后之游击战术，较抗战初期——晋西蒲县游击时，大有进步。无坚守阵地之羁绊，反觉海阔天空。”

　　“中国军队有能力独自发动攻势”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扭转，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精锐部队则被推向了国门以外的滇缅战场，这支部队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入伍，当时的国人“为百年来首次出境作战”而鼓舞。

　　第一次远征缅甸的统帅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但比起胡宗南等同期老大哥，他因与顶头上司关麟征(黄埔一期)相处不睦，而在黄埔系中一度处于边缘状态。但是，他当年赌气之下随徐庭瑶去创建的“快速机械部队”，到了上世纪40年代却已然上升为国军中的精锐。

　　事实上，早在台儿庄战役时，杜聿明就曾率所部驰援过外围战斗，但因苏联支援的战车(5吨级炮战车87辆)与从意大利购买的战车(3吨级枪战车200辆)尚未运到，可供他实际调配的仅一个战防炮团，中国战场上的“装甲大战”终未发生，但日军在台儿庄抛下的几具战车残骸，亦打破了此前的作战常态，“日军未有遗装备予敌的陈迹，因弹尽油绝，而弃车战场，足见其溃退之狼狈。”

　　担任史迪威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初见杜聿明，即留下了这般印象，“看起来好像不像一个将军，没什么大的威严，像个教书先生一样，讲话慢条斯理，分析问题很中肯。”

　　杜聿明和未来的上司的初次见面，即给史迪威留下了良好观感。他一走进作战室，发现墙上挂有二十万分之一和百万分之一的缅甸全图，系英军于1941年航测而制，十分详细新颖，顿时眼睛为之一亮。还未落座，他就转身对史迪威发难：“地图对战地指挥官何等重要!我们军中却还在用30年代中期英军测制的老图，这种过了时的军用地形图早就应当销毁了，岂能发给作战部队使用?”

　　不想，史迪威非但不尴尬，立时迎面握住他的手，主动历数起此前杜聿明在古北口与昆仑关作战中树立的声威。杜聿明的实干作风让史迪威一改轻视国军将领而不假辞色的常态。

　　此后的作战中，杜聿明敢于放言“能以一师兵力抵挡日军一师团(相当于两师兵力)”，颇得性喜“攻势作战”的盟军指挥部赞赏。直至制定曼德勒会战计划时，盟军参战各方的战略目标分歧，导致杜聿明当场与指挥过诺曼底撤退的英军名将亚历山大翻脸，“贵军既然决心放弃现阵地，继续撤退，那就请你们自便吧!中国军队有能力独自发动攻势。”

　　结果到了战场上，英国人临阵退却，致使杜聿明手下戴安澜之二百师虽在同古作战英勇，但几遭覆灭之灾;廖耀湘之新22师在曼德勒以东孤军难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殒命缅北之日，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只隔了一天。而与左权同为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与陈赓，在1949年建制之后，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之衔。

　　两位黄埔高材生饮恨疆场，也是抗战中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黄埔师生缩影。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1000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系”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

　　1945年末，杜聿明部被从滇缅调往东北战场，可谓二战末期最远程的跨纬度军事转运。此时他要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在抗战中闪亮登场，此后却几乎被外界遗忘的师弟——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