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今年上半年播出的剧,除了极少数剧如《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之外,似乎都是大制作的古装剧,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楚乔传》、《醉玲珑》,都是大IP,却也让观众有些审美疲劳。看了看下半年要播出的剧,有这么一部被给予了不少好评和期待:《那年花开月正圆》定档8月30开播。
这部剧似乎也是一部大女主戏,着重讲述了孙俪饰演的女主角周莹成长为秦商首富的故事,但是除了这条主线之外,支线讲述的故事也相当丰富。有陈晓饰演的男主角沈星移从前期的富家公子变为后期的稳重少年的成长经历,有大家族的喜怒哀乐
之前,剧组就放出了好几版预告片,每一版都展示了剧中人物的命运
今天,《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组放出了最终版预,孙俪饰演的周莹原本只是个天真浪漫的少女。
天不怕地不怕,打起架来也是好手,却因命运使然,变为大家族的少奶奶,一步步成长。
看着孙俪的眼神,就能清楚看到她从少女到女强人的变化
除了有孙俪、陈晓、胡杏儿加盟,这部剧的剧组成员也都不可小视。导演曾拍过《玉观音》、《大秦帝国》,服装师曾指导过《橘子红了》、《大明宫词》、《卧虎藏龙》,厉害了
看着目前放出的剧照,色调和质感也都很合观众心意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部剧?
乔叟
乔叟的传记作家往往面临重重困难,因为关于乔叟生平的鲜料几乎没有。不过相较于其他中世纪作家(比如和他同时代的高文诗人[Gawain poet]连名字也没有),乔叟已经算是留下大量公共印迹了。除了他的作品外,这些所谓记录无外乎以下几种形式:法律文件,承诺与收到货物的通知,租赁财产的通知,以及在羊毛关税处的出勤记录。哪里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泰德·休斯那些个猛料。
此外,乔叟也没有莎士比亚那种人为的神秘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是英语文学巨兽,但也得有个游吟诗人来四处传播神话才能持久保鲜。乔叟的作品不太有归属争议。但人们又常常陷入两难:对于官僚乔叟,我们相对知道得多一些,而对诗人乔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是一长串迎接乔叟挑战的谦虚传记作家中最新加入的一位。《诗人的故事:乔叟和造就〈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那一年》(The Poet's Tale: Chaucer and the Year that Made The Canterbury Tales)的写作方法很时髦:挑选传主生命中的一个关键年份,围绕这一年大做文章。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曾挑选了莎士比亚的1599年;汤姆·瑟戈夫(Tom Segev)挑选了以色列民族的1967年。斯特罗姆所选的关键年是1386年。
《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内页。
不幸的是,1386年对乔叟而言更像个灾年。四十岁出头的他是个郡骑士,当了十二年的羊毛交易管理员,监管着“这个星球表面某些最富有、关系最多的骗子的活动”。是年,他被迫辞职,搬到蛮荒化外的肯特郡。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逆转,与其说是乔叟自己的原因,不如说是乔叟身处的庇护网出了问题。这张复杂的庇护网直抵当时已四面楚歌的国王理查二世,还包括手脚不干净的伦敦市长尼古拉斯·本柏(Nicholas Brembre),后者正是羊毛的征收者。乔叟依附于本柏,但按职责又该对他进行监管:多荒唐的利益冲突。
羊毛在1386年不仅仅是羊毛: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出口品,并且,伴随着相关的税收和“津贴”(即本质上合法的敲诈),它还是国王“最要紧的摇钱树”。本柏狠狠赚了一笔,得罪了维新派。“因此便倒转了财富的车轮。”乔叟笔下的僧人说道。这句评论无疑适用于本柏,他掉了脑袋。所幸乔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而肯特郡最终恰恰成就了他。
斯特罗姆的诱人说法是:正是远离了他曾经唯一的“公众”——那一小群朋友、熟人、私下的崇拜者——乔叟才构思出了“他自己发明的听众”:处于《坎特伯雷故事集》核心位置的那群不守规矩、活泼好动的朝圣者。
《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书中插图。
贫困对于乔叟而言意味着创造。在肯特郡之前的岁月里,他写出过许多极为成功的诗歌经典,这些作品皆为私人口头表演而作,其中就包括《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但故事(Tales)则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序列。许多篇故事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斯特罗姆正确援引了薄迦丘的《十日谈》,乔叟至少很可能知道这本书——但《坎特伯雷故事集》标识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展。
相对来说,斯特罗姆并没有就这些故事本身说很多。他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点燃创作火花的那些“火药桶”似的条件。伴随着乔叟境遇的变化,斯特罗姆指出了其时文学氛围的转变。英语写作开始生根发芽,阅读大众正浮出历史地表。除了乔叟本人,同时期亦有一代天赋颇佳的作家,其中就包括乔叟的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和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后者是《耕者皮尔斯》(Piers Plowman)的作者。
独立抄写文化生机勃勃,纸张(比羊皮纸或牛皮纸便宜)的获得日益便利:两者都意味着流通量的增加。虽然图书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制”(按需印刷的抄写版),但是前古腾堡革命正准备就绪。斯特罗姆推测,由于对大众文学形象这一理念的不信任——对那个时代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乔叟正开始考虑他的遗产问题。
不可避免的是,传记中存在了很多的假设。乔叟很可能是个“书虫”,但又或许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大概是本柏的“傀儡”,但更像是他的“帮凶”。和但丁不同,他蔑视自我推销,但却沉迷于声名。他和妻子分居(他的诗句也嘲笑婚姻),但夫妻两人“貌似维持了某种合作关系”。
尽管强调1386年的重要性,这本书的跨度还是贯穿了乔叟的一生,包括他早年作为皇家侍从的生活,他和菲利帕(Philippa)的婚姻(菲利帕的姐姐凯瑟琳·斯温福德[Katherine Swynford]接着嫁给了理查二世的叔父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以及他不情愿地成为一名公务员。斯特罗姆描绘了更为宏大的政治环境:理查二世政权的颓势,冈特的军事失利。
他也执著于地方风情:伦敦街道生活的“肆意喧闹”,恶臭和肮脏,进取心和抱负,“游击市场”(pop-up markets),还有乡下的移民潮——他们会路过乔叟位于城门边阿尔盖特(Aldgate)那“狭窄、寒冷……照明很差的住所”。斯特罗姆的当代语言读起来也不费劲,比如他写道:凯瑟琳·斯温福德被发现“大捞了一笔”(raking it in);英格兰的“财政破产了”(fiscally tapped out)。
尽管有这一切,这本书在市面上的表现仍然难以预料。虽然角度十分新颖,但斯特罗姆学术语言的精确性可能会限制该书在普通市场上的成功。不过对于那些愿意坚持读完的人,收获将是巨大的。就叙事的推进而言,《诗人的故事》可能不敌富兰克林或巴斯妇人的故事,但是,它的确为那个创造了这些故事的世界投下一抹亮色。 ■
俊卿译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四合书院”:本人学英语的,感觉得出来本文翻译的努力,但是翻译的痕迹太重,对读者理解有不小障碍!
网友“2309487509”:“ 羊毛在1386年不仅仅是羊毛: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出口品,并且,伴随着相关的税收和“津贴”(即本质上合法的敲诈),它还是国王“最要紧的摇钱树”。”什么标题。。。羊毛不是羊毛。。。那是什么啊?
网友“马虎麻花”:看完觉得自己小学毕业了
网友“こんにちは”:澎湃应该多一点娱乐休闲的稿件,总是什么打虎记啊人事风向啊,除了ZF工作人员,谁看啊?
网友“上世纪女人”:华丽地留言
网友“椰子果”:我已收藏
网友“归去来兮”:看看评论会不会被吸
网友“こんにちは”:祥瑞御免
网友“吉娃娃”: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罗格萝卜丝”:心头一万只草榴羊路过
(1970-01-01)
罗中立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本文图片均来自 央广网
再过17天,2017年高考将如约而至。炎炎暑热,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更令我们铭记。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纪念“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这是一次充满感情的回望,每一位讲述者的高考故事,是个体生命的刻度,也是我们社会不断前行的映照。“恢复高考”,开启了每一个人公平上升的通道,激发着一代又一代英才的自由生长,更奉献出了当今中国的光芒时刻。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身处大时代的一个人,共同感知,中国梦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生长。
罗中立说,“如果我没有高考,现在退休了跟以前的工友师兄弟、师傅,坐在一起打打麻将、喝喝小酒。我们每次进城都是走河边,大雾聚集,听得见摆渡桨的声音,但看不见人,船上有一个马灯,河水清澈见底。”
高考前:达钢厂作,右一罗中立
罗中立画过很多过河的场景。1977年他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年他29岁,已经在达县钢铁厂当了十年锅炉工。“那时很荣耀,穿一身劳保服,有劳动皮鞋、手套,每个月还有白糖、还有一点猪油,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是稀缺物资。那时觉得我终于脱掉知识分子的皮,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为他们的一员。非常高兴,在车间里面干活是非常卖力”,罗中立回忆道。
附中时期,罗中立写生。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择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
罗中立介绍,77级恢复高考,四川美院来招生,那时的他已经准备成家,当时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打电话表达了父母的建议,“机会送到家门口,达县这么多画画的,你的学生都去考了,你应该去报名”。她妈妈是达县唯一的一所高中的校长,文革受冲击,剃阴阳头。但一旦有这种春风吹醒,一旦有这种机会出现,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抓住学习、读书机会,所以马上去报名。
报名的那个黄昏、那个夜晚的每一个细节,罗中立至今清晰如昨。从锅炉房下班,背着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县城的招生组,报名却截止了。幸好招生组里有一位他从前就读四川美院附中的老师,网开一面,他成为考区最后一名报考者。
四川美术学院77级油画系毕业照。
1977年冬天,罗中立和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一道,走进了尘封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谈及当时的感觉,罗中立表示非常紧张,“紧紧张张地进去,非常焦虑地走出来,总觉得自己的答卷没有答完美,时间不够,到发通知之前还非常焦虑。”
浩劫过后,春风扑面,四川美术学院宽松自由的环境,让日后中国画坛炙手可热的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一批画家在长江之滨的重庆黄桷坪纵情成长。“文革结束重新回到学校已经是一种大开放、变天的感觉,可以自由地画画,可以高声说话,没人说你是‘白专’,是很痛快的四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大学时代在画室。
八十年代初,各种艺术流派随着国家的开放涌入中国,山城重庆也不例外,年轻的艺术家们迫切想要证明自己。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灯火彻夜不熄,罗中立和同学们都在为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挥洒激情。大巴山,一次次浮现在他的眼前:“我住那一家姓邓,邓开选老人。第一次吃他们那红薯洋芋,只有一点点米,他们叫我要多舀一点白米。这种深刻画面感,从那时候起就是一颗种子在我内心深处播下去了,这一次我想画个农民。”
作品《父亲》
嵌在内心深处,淳朴、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形象,此时渐渐清晰。他要画一幅极度写实的农民头像,并且用领袖画的巨幅尺寸。罗中立最终将这幅画命名为《父亲》。“文革结束了,我下意识地不能再重复标准化、模式化、假大空的‘红光亮’了,一定要画很真实的。每天把同学画完的颜色板都去拿过来做肌理,用馒头干掉的渣渣和在里面,做得很粗糙,做底之后再在上面慢慢的一笔一抹地画出来。”
高2米、宽1米5的画布,金色背景上,一张古铜色的老农面庞,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残缺的牙齿、干裂的嘴唇、稀疏的须发纤毫毕现,双手捧着一只粗瓷茶碗,指缝中还残留着泥垢,眼神在幽暗的光影里朦胧不清。
罗中立工作照。
罗中立说,“很多朋友说,那画即便是画了也不要参加展览。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大家心有余悸。把那个时代只有领袖可以画的大尺寸的、肖像式的转换成普通的衣食父母,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个尺寸的转换来说出我们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真正的改革开放,一个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时代。”
《父亲》以无可比拟的优势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罗中立说,当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得知获奖消息的瞬间,和那天他敲开县委招待所的门报名高考一样,永生难忘。
如今,油画《父亲》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展览,成为中国“最忙”的老人。已经退休的罗中立,依旧在他挚爱的校园里画着他挚爱的画。即便40年过去,那场考试,像刀一样刻在罗中立的记忆中:“我在达县第一高中主楼教学楼底层进门的第二间的前排靠左边的窗口,我的座位我记得很清。”
有人说,1977年没有冬天。恢复高考,像春天一样,孕育了无数青春的梦想,这,也是一个国家充满力量的重新出发。
(原题为《罗中立,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河》)
(1970-01-01)
二零一二年的秋季
来自不同地方的我和你
共同走进这个陌生的城市
携手演绎象牙塔里专属我们的故事
谁还记着曾经与谁第一次的相遇
谁还想着曾经与谁相处时的甜蜜
谁还忆着曾经与谁共度过的风雨
谁还念着曾经与谁分别时的哭泣
谁曾为谁在面前朗诵优美的诗句
谁曾为谁在耳边唱着动听的歌曲
谁曾将谁视为纯真爱情中的伴侣
谁曾将谁当做生活学习里的知己
谁的笑容曾在谁的眼中是甜美无比
谁拒绝的言词曾扼杀谁表白的勇气
谁悄悄把对谁的爱恋深深藏在心底
谁的名字在谁脑海变得陌生又熟悉
谁曾迷茫分不清校园的南北与东西
谁曾羞怯而将自己的内心紧紧封闭
谁曾跑步锻炼迎接崭新一天的晨曦
谁曾亭旁闲坐欣赏天边的余辉落日
谁曾在军训时的匍匐前进中磨破了手指
谁曾在不经意之间将风筝挂落在杨树枝
谁曾在图书馆十楼顺带帮忙刷英语学时
谁曾在真题中钻研力争考过四六级考试
谁曾因外出来晚了班级的首次会议
谁曾因没有灵感无聊地转动着画笔
谁曾因情感的破裂流下深沉的泪滴
谁曾因火灾铭记下宿舍搬迁的经历
谁曾在闲暇时于学校附近做起了兼职
谁曾在朋友圈偶尔发表对生活的情绪
谁曾在实验室忙碌地洗刷着实验仪器
谁曾在考研室埋头翻动着各类的书籍
八号楼前的桃花曾映衬出谁涟涟的笑意
操场上跑步的身影曾彰显谁青春的活力
宿舍中忘我的呐喊曾是谁对游戏的痴迷
教室里老师的教导曾时常萦绕谁的耳际
柳荫下谁曾在湖岸的石头上安静地学习
桥栏旁谁曾驻足观看水中的睡莲和游鱼
石柱前谁曾在细细琢磨刻纹蕴含的哲理
图书馆谁曾任心在知识的海洋尽情游弋
谁曾在迎接新生的台上身袭华丽的服饰
谁曾在会场伴随音乐跳动着轻盈的舞姿
谁曾在春冬的运动会上挥舞着院系红旗
谁曾在同学们的面前挽臂宣誓激动不已
谁曾在老师的课上偷偷地玩弄着手机
谁曾在书本里密密麻麻写满课堂笔记
谁曾在考试中轻松填答考卷上的难题
谁曾在得知挂科之后表现得追悔莫及
谁曾用电子显微镜探索微观世界的神秘
谁曾认真地将采来的植物做成标本收集
谁曾仔细地默默数着各色的杂交玉米粒
谁曾为完成选修课作业而四处寻找黄泥
谁曾照着曲谱尝试吹响自己捏做的陶笛
谁曾端着杯想起酿造啤酒时忙碌的样子
谁曾拿着亲手培育的蘑菇嘴角露出欣喜
谁曾对着染菌枯萎的文心兰轻轻地叹息
谁曾结伴骑车去田野探寻春风吹过的足迹
谁曾带领室友将长发推掉高喊着从头做起
谁曾戴着小红帽出校门微笑着将爱心传递
谁曾用照片保留下短暂韶华中瞬时的美丽
谁会记得校园每一条小路的名字
谁会记得夏初时空中飞舞的柳絮
谁会记得雨晴后蓝天云朵的飘逸
谁会记得满树红槐花展现的新奇
窗外的雨水曾洗涤了谁梦里的孤寂
耳畔的音乐曾激起了谁忆海的涟漪
昨日的诺言曾牵动了谁眼睛的迷离
西天的彩霞曾寄托了谁心田的秘密
那年,蝴蝶曾展开薄翼迎接春雨带来的洗礼
那年,知了曾树上隐匿鸣唱夏日枝叶的葱郁
那年,大雁曾一字群归映照秋天湖水的静谧
那年,飘雪曾漫天飞舞编织冬季洁白的希冀
曾经放学之后餐厅里的拥挤
曾经对某些窗口饭菜的挑剔
曾经每周与父母电话的联系
曾经和室友胡侃滑稽的笑语
曾经无聊时搬凳围坐玩象棋
曾经操场边看老年人打太极
曾经为某些琐事而相互争执
曾经为考驾照每天身心俱疲
当回忆在岁月里轻轻喃呢
当往事随着时间慢慢远去
已长大的我们也即将面临着
终要为理想而四处奔波的结局
也许,大学四年的历程
并不如我们曾想象的那样丰腴
也许,大学四年的时光
在今后的繁忙中变得不再清晰
但它终是我们曾经最美的年华里
最难以替换的往昔
最灿烂青春的寻觅
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愿我们共同来珍惜
感谢在最美好的年纪,遇见最美丽的你!
作者:适逢
2016.7
(原创文章,转载请授权,抄袭必究!)
(2017-08-07)
【编者按】
欧洲人的最后一个大幻觉是:战争将是短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处在繁荣之中,欧洲人和美国人会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但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接踵而至。“二战”是横亘在现代人心头的一场梦魇。因为它,有关人类进步的观点悉数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它的阴云一直未曾消散。
2015年,时值二战七十周年,一系列关于二战的出版物陆续出版。诺曼•斯通的《二战简史:黑暗时代》(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就是之一。斯通是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撒切尔政府顾问、首相演讲稿撰写人。曾获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写作个人奖、方塔那欧洲历史奖,出版过《大西洋的的敌人》《东线1914~1917》《欧洲转型1878-1919》《血与火》等多部历史著作。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二战简史:黑暗时代》中关于德军溃败前的章节。胜利来之不易,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
“二战”结束后,有一个问题被经常问及,那就是,到底有多少德国普通民众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的时候,德国普通民众认为这是德国残杀犹太人而招致的报应和惩罚。在德国东部,民间也在传言,德军正在实施可怕的暴行。在被英军所俘虏的德军指挥官当中,这些消息也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有时候会感到震惊,但并不总是这样)。
对犹太人进行“最终处置”的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德军对它们严格保密,比如使用“特别对待”这样的词汇来混淆视听。大多数残杀行动都需要各方的配合,有时还包括犹太居民委员会。
比如,在荷兰,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有6人。在接收了100万囚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的看守也不过只有3 000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如果党卫军遇到了问题或者遭遇了抵抗,他们所受到的干扰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就连反犹的民众也开始保护犹太人,以便让他们逃离恐怖的厄运。
1945年年初,在苏联红军对布达佩斯的包围中,一些德国军官故意对一座由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创办的犹太难民营视而不见,而这座难民营就在城堡区的一座防御工事下面。不过,从整体上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难以想象的。
1942年8月1日,在“二战”的中立国瑞士,当德国的一位工商业资本家向犹太人居民委员会愤怒地揭露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包括犹太人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消息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直到1944年,随着苏联人披露了纳粹想要毁灭痕迹的集中营,事实才变得清晰起来。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得以解放。这时,成队成队瘦骨嶙峋的囚犯正在皮鞭的抽打下,在冰天雪地里迁往德国的其他营地。
希特勒的核心信念是雅利安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优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德国对古希腊的浪漫崇拜。这种人种上的优秀可以转换成为“意志制胜”,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智慧和愿望能够在雅利安意志力的帮助下无往不胜。
莱尼•里芬施塔尔(祖辈中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她的电影里讲述了这个主题。其中一部电影的名称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它记述了1934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另一部电影《奥林匹亚》(Olympia)记录了1936年举办于柏林的奥林匹克盛会(在这当中,非裔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回击了希特勒的白人种族优越论)。
希特勒自己的经历已经体现了意志的胜利,而且他确信,德国的科学家终将制造出神奇的武器,打垮陈腐的西方世界和劣等人群集的东方世界。即便到了最后,当苏联人抓获普鲁士财政部部长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久就能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死亡射线,扫清敌军。
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德国官员仍然在学校里测量儿童的脚,以便判断他们在种族上是否可以算作德国人。最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在1945年2月亲口说道,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工夫,种族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但是,他已经让整个德国都着了魔,尤其是年轻人。许多青年军人十分憎恨和鄙视本民族以外的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德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对希特勒的尊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希特勒在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空中、海上、西线、南线,到处都是威胁。而他的盟国却在不断地倒下,或者像日本一样逐渐收缩。不过,德军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希特勒终于能松一口气。他意图凭借这一胜利和军火库中的新式武器重新发起对苏联的攻势。于是,他命令德军发起了代号为“堡垒”的攻势,目标直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
“堡垒”行动所基于的情报并不十分可靠。情报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然而,尽管苏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1 200万人,但他们在战场上仍然有570万人,用以对阵德军的270万人。据估计,苏军已经损失了2.1万辆坦克,但德军的坦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德国坦克的生产正在恢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
在1943年,德国生产了6000辆坦克,其中2/5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和中型的豹式坦克。这些坦克一露面,苏军的坦克手就吓得弃车而逃。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能够看出,苏军可能会进攻第聂伯河的大拐弯处。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无论从北还是从南进攻都比较容易得手。而且,这里有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各类资源—顿涅茨克的煤矿、扎波罗热的水电厂(已经于1943年1月再次开始发电)和尼科波尔的锰矿。
负责纳粹煤炭供应的保罗•普莱格甚至说,如果缺少了顿巴斯煤田的六七百万吨煤,德国的武器产量就无法增加。“堡垒”计划的最初设想并非没有根据。希特勒频繁地往返于德军在扎波罗热的指挥部,并与曼施坦因就作战计划进行争辩。曼施坦因主张机动防御,但希特勒认为,有些阵地是不能丢的,而且由于空中的打击、游击队的袭击、桥梁的破坏、火车在掉头时的不便,调动部队需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
4月本来是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然而,德军的战斗行动却被一天天拖延了下去。此时,苏联人已经从很多条渠道了解到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英国人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他们知道德国人要干什么。他们也知道,苏联人不会相信英国人自己的话。于是,他们再次使用了巴巴罗萨计划前夕用来假冒共产党间谍组织的“露西”间谍小组。这个小组设在瑞士,据说,他们从一位德军参谋手中获取情报。英国人让这个间谍小组假冒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并直接为斯大林提供情报。
然而,斯大林通过他的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凯恩克罗斯(1940—1941年,他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知晓了英国这一精心谋划的骗局。但是,德军的意图确实太明显了。德军的战线远远地伸向西部,最西端是库尔斯克。同时,德军还占据了北侧的奥廖尔和南侧的别尔哥罗德,对库尔斯克形成了夹击之势。
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并且成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参战兵力达到了300万,同时配备有6.9万门火炮、1.3万辆坦克和1.2万架飞机。德军对进攻的设想是错误的,他们在正面发起的进攻毫无意外性可言,这与他们在1940年时的作战有天壤之别。从1918年的闪电战术开始,古德里安大力发展了装甲进攻,一路所向披靡,鲜有抵抗。
但是现在,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被敌人所知晓,而且苏军已经提前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仅在沃罗涅日一线,苏军就挖掘了4000多公里的壕沟,并在重点阵地埋设了近100万颗地雷。德军甚至在坦克方面处于下风,尽管德军的坦克部队名声很大,但在2500辆坦克里,最新式的坦克只有328辆。
战斗在7月5日凌晨3点打响,苏联空军首先发起进攻,但起飞的400架轰炸机绝大部分都被德国空军打了下来。库尔斯克北侧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只派出了少量的坦克,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留出更多的坦克抵挡苏军随后的进攻,他知道苏军要发动进攻。一部分重达70吨、自视坚不可摧的费迪南坦克陷入了苏军的壕沟,动弹不得。半数的虎式坦克被地雷击毁。
7月13日,莫德尔不得不全面停止进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挡住苏军坦克部队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库尔斯克南侧,曼施坦因在进攻中投入了全部的坦克,包括100辆虎式坦克和200辆豹式坦克,这次进攻确实让德军在攻击力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这些坦克尚未完成测试,导致1/4的坦克在开始行动前就退出了战斗,有些坦克还因为油泵出现故障而起火。
由于地雷没有清除干净,25辆坦克被地雷炸毁,工兵不得不冒着炮火扫雷。在南侧,德军向东进攻普洛霍罗夫卡的战斗比较顺利,因为苏军在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面前出现了恐慌,这两种坦克无法从正面击穿,而且装备有高速火炮,能够从两公里之外摧毁苏军的T–34坦克。
7月6日,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获得了战略预备队,他似乎要发动反击。瓦图京手握2924辆坦克,但他命令其中的大部分不得参与进攻。
7月8日,大批苏军坦克对德军的一处后勤基地发起进攻。德军只有一辆正在修理当中的虎式坦克,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结果,这辆坦克以少敌多,摧毁了22辆T–34坦克,并且打退了其余的苏军坦克。
7月12日,苏德两军在普洛霍罗夫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坦克会战,该地也因此战而闻名。但是,苏军的指挥官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才发起了这场战斗。在战斗中,德军仅仅损失了30多辆坦克,而苏联红军却愚蠢地投入了大约1000辆坦克,这些坦克中了德军的埋伏,不少都掉进了反坦克壕沟,德军则放手对苏军其余坦克的薄弱部位发起攻击。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才大白于天下。
实际上,希特勒中途取消了库尔斯克战役,部分原因在于,德军已经把飞机调往了南部战场,尤其是,盟军已经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曼施坦因表示反对,认为他应当继续前进,因为苏军已经损失了1800辆坦克,而且他还没有动用自己的预备队。他确实已经在准备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但是希特勒在16日终止了德军的进攻。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士兵31.9万人(德军损失5.5万人)、坦克2 000辆(德军损失250辆)、飞机2 000架(德军损失159架)。曼施坦因说,苏联红军是一只多头蛇怪,刚砍下一个头,接着又会长出两个头。随后,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
从7月12日到8月18日,莫德尔在奥廖尔的部队不断地遭到苏军的攻击。随后从8月3日到13日,南部曼施坦因在别尔哥罗德的部队也遭受了苏军的攻击。此外,为了缓解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苏军也在列宁格勒以东的沃尔霍夫沿岸和特维尔(即今天的加里宁)一带对德军发起攻击,这里的德军仍然威胁着莫斯科的安全。此时,曼施坦因只剩下240辆坦克,第四航空队的800架飞机也被调去掩护南线战场,而东线战场全线战火纷飞。8月23日,哈尔科夫再次易手,城中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成为废墟。与以往相同,苏军遭受的伤亡仍然十分巨大,他们损失了1/8的士兵。斯大林希望苏联红军能在1943年年底打到东普鲁士,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军只能处于守势。他们只能在个别地点小规模出击,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不只如此,此时的德军油料短缺,只能用马车运输,行动极为艰难。而苏军却获得了美国的车辆和罐装补给,这使得他们在严酷的冬天里也能迅速行军。希特勒必须把部分兵力从东线调往地中海战区,将来,他还得继续分兵支援法国战区。这样一来,德国东线的部队就暴露在了苏军的攻击之下。
除此之外,德军整条战线的状况都十分艰难。库尔斯克一役过后,德军大致上占据第聂伯河一线。曼施坦因的指挥部还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这是德军东部战线最突出的部分。随后,曼施坦因再次将战线东移到了连接顿涅茨盆地和亚速海的米乌斯河一带,一边保护克里米亚,一边使德军的A集团军群得以侥幸地从罗斯托夫和刻赤半岛后撤。曼施坦因主张撤退,随后再发动反击,但希特勒需要他守住顿巴斯煤田,双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集团军群集结得较为顺利,但问题也大同小异—战斗力低下,通信器材短缺,运输保障无力。
到1943年8月,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已经非常弱小,无力再抵挡苏军的进攻,于是,他们只能一路撤退,穿越顿巴斯煤田回到第聂伯河沿线,丢掉了顿巴斯的工业资源和已经占领的半数农田。随着10月的到来,德军发现即便想保住第聂伯河也不可能做到了,因为苏军的桥头堡在不断增加,重要的城市也在不断陷落,首先是扎波罗热,然后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最后,在11月初,苏军从基辅南北两侧的桥头堡出击,收复了基辅。苏军继续沿铁路线向西推进,并于1944年1月3日抵达了1939年时的苏波边界。德军预计大雪和泥泞会阻挡苏军进攻的脚步,但是这一次,苏联人只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借着一丝侥幸,德军才免遭覆灭。1943年,苏军的战线前西推进了800公里。
1944年4月10日,苏联夺回敖德萨,一个多月后又收复塞瓦斯托波尔。9月25日,德军丢掉了布良斯克和更为重要的斯摩棱斯克,从此丧失了德军整个东部防线的基石。在接下来的1945年1月,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突然对列宁格勒发起进攻,将德军逼退至了诺夫哥罗德和爱沙尼亚边境。德军的溃败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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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