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一天：艾滋病村"讨债人":1天收费100元 有人主动染艾滋

　　姜飞提供当年的监控，称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阻挠营业

　　在帮别人讨债的时候，赵义只要摊开“艾滋病就诊证”就像亮出一张护身符，让对手心里一阵“膈应”，不敢靠近。常年侵蚀赵义健康的HIV病毒此时此地成了一种武器。

　　河南商丘周边，有人看到了赵义这类艾滋病感染者的“商机”，一条以出售艾滋病讨债服务为主的经济链渐成气候，已存在了多年。

　　赵义心里有一条线，他知道拿自己的病当作砝码去和别人谈判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讨债时他想尽量“以理服人”。但赵义的个人原则并不能守住整个“行业”的底线，因他们而起的冲突、骚扰事件时有发生。

　　日前，商丘市虞城县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被警方逮捕，起因正是因为他以“中介”身份组织联系感染者参与讨债、滋事。虞城县公安局打黑大队透露，李建民已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次批捕背后涉及的案件多达四五十起。

　　一个涉黑案件背后的“一线生产力”群体若隐若现，组成者正是艾滋病感染者、残疾人以及老年人这些人们眼中的弱势群体。

　　来堵门的艾滋病感染者称“有人出钱让我们骂你”

　　“头号”感染者

　　2015年11月，商丘虞城县城内，姜飞经营的照相馆里来了二十多个不速之客，包括一些手持拐杖的残疾人，艾滋病感染者和年纪不小的“大妈”。

　　一群人堵门、辱骂、阻挠客户进门，有人高喊“我是艾滋病感染者”，甚至有人当众脱裤在店门口撒尿。“有人出钱让我们骂你，让你必须关门，一天也不能干”，对方说明来意，并且一来就是两个星期，姜飞怀疑，他们是竞争对手雇来的。

　　交谈中，姜飞得知对方不是虞城县本地人，多数来自商丘其他地方，其中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受雇于商丘一个名叫“乔四”的“头号”艾滋病感染者，姜飞听朋友说过乔四，“据说他没什么亲人，因为怕被欺负，自己用针头注射艾滋病感染者的血，主动感染的”。这样的传闻，让姜飞对乔四产生了恐惧。

　　眼看生意快被搅和黄了，姜飞想起了虞城县的“头号”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她给了李建民1000块钱，让他请乔四吃饭，希望李建民从中调和，劝说乔四这一帮闹事的人离开。

　　李建民之后承诺，只要照相馆肯拿出一万块钱平事儿，保证让对方闹事的人离开。姜飞本已经打算花钱息事宁人，次日李建民却改口要三万块钱，姜飞拒绝给钱后的十分钟，闹事的人又来了，姜飞恍然大悟，“我猜他们都是一伙儿的”，无奈之下，姜飞只能不断报警，但照相馆最终还是关门了。

　　据虞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介绍，姜飞受到骚扰的那段时间，当地警方也接到了不少同类案件的报警，前前后后有几十起案件都与李建民有关。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信息，在2015年12月虞城警方对李建民等人涉嫌组织、领导、绑架黑社会性质案件立案侦查。到2016年9月开始陆续对李建民、乔四等人实施抓捕。

　　公开信息显示，抓捕过程中还有一名协警泄露了消息，帮助两名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这位协警在之后的证词中坦言，虞城的李建民与商丘艾滋病感染者的头目乔四关系密切，算是同伙。

　　这证实了姜飞之前的推测，不同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总有一些像李建民和乔四一样，乐意“出头”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有生意找上门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召集身边的患者，逐渐铺开一张大网。讨债工作算是他们的主营业务，赵义曾经是讨债生意的一个小小参与者。

　　出门讨债时，就诊手续成了艾滋病感染者对自己身份最好的证明

　　两条烟和三万欠款

　　在照相馆遭遇连番骚扰的时候，姜飞听说，不少艾滋病讨债者来自商丘柘城县双庙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卖血，这里成为了感染艾滋病最严重的村子之一。

　　当8月初，深一度记者来到双庙村时，大部分感染者眼里，“讨债”这件事不值一提，但也有感染者看不惯病友的行为，“干这事的，都是平时不注重脸面的人。”

　　感染者赵义今年60多岁了，问起他有没有参与过讨债，赵义先是摆手否认，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说：“其实，我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嚣张，也没有赚那么多钱，是讲道理的。”

　　赵义始终认为，自己参与讨债从某个角度讲，算是“正义”的，有时候甚至不收钱。

　　大部分讨债者都是通过熟人找到赵义，最近一次帮人要钱是去年，赵义决定出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打工的工资要不回来”。赵义叫上两个同村病友，坐着债主的车，一起去了打工的工地。为了防止对方不相信自己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赵义揣上了他取药用的本子作为证明。

　　赵义三人到了工地，堵住了工头，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给工头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赵义多半会跟欠债的人说，自己是债主的朋友，并且是等着债主还钱看病的艾滋病感染者。

　　赵义很多次都发现，一亮明自己艾滋病的身份，对方就会露出一脸“膈应”的表情，“他们恨不得你赶快走，别在他家坐着”。

　　耗了大半天，工头终于表态要还钱，结果对方借取钱的名义躲到了亲戚的工地上，赵义三人见工头骗人，一气之下把对方工厂的电闸给拉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动手，不捣乱，只讲道理的”，只有对方耍无赖，赵义等人才会采取一些其它措施。最终，工头如数偿还了赵义朋友的工资。

　　由于是朋友的“生意”，赵义没有要钱，债主朋友请他们三个人在饭店搓了一顿酒肉，再每人给两条好烟，就算是报酬了。

　　艾滋病感染者长期服药，抵抗力较差，这也成了他们中一些人参与讨债的理由之一

　　“有理不怕报警”

　　按照河南商丘当地的标准，每个月，像赵义一样的艾滋病患者，可以从政府领取260元的生活费，以及115元的补助，这每月375元的政策性补贴，是赵义唯一的稳定收入，儿子还会不定期地给一些钱。

　　由于身体的免疫力低下，很少有艾滋感染者有足够的体力出去打工，或者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些女性感染者会去服装加工厂剪线头，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只能赚十来块钱，相比身体的消耗，得不偿失。

　　帮陌生人讨债，赵义一天的收费标准是一百块钱。

　　前几年身体相对硬朗时，赵义接到的讨债生意会多一些。在选择生意上，赵义会先问清债主有没有欠条、对方承不承认。确认债主“有理”，他才会参加。“只要俺有理，也不怕对方报警”，警察来了，赵义也能跟警察讲道理。

　　2015年，赵义出了一次“入行”以来最远的差，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到新疆帮搞建筑工程的远房亲戚讨债，与他同行的有5位村里的艾滋病患者，他们以参与工程的农民工身份讨要某单位拖欠的三百多万工程款。

　　忍受着异乡不同的气候饮食，足足“活动”了八天，赵义和对方终于达成了打款协议。他说，即使如此折腾了几千公里，每个人算下来也只拿到了四百块钱的酬劳。

　　一些村民看不惯赵义他们的这种生意，也有一些人暗中“羡慕”赵义。

　　四十出头的林美是村里年轻的艾滋病患者，长期的按时服药让林美看上去气色没什么异样，“我想去要债都没人找我”，林美坦言，自己看上去不像是感染者，到了要债现场，对方很可能会对她动手，加上自己嘴笨，不会说话，更没有人叫她一起去讨债，“去要账的，都是有材料（口才）的。”林美说。

　　讨债公司

　　讨债者中不只有艾滋病感染者的加入，其中一些生活中的“弱势者”也加入其中。

　　2015年11月，到姜飞照相馆闹事的人里除了艾滋病患者，也有残疾人和年纪较大的老年人。赵义也听说过，残疾人讨债“同行”的存在。

　　在商丘虞城县火车站附近，深一度记者找到了腿部有残疾的陈力，他曾参与过讨债活动，如今靠卖饮料为生。

　　陈力六七十岁的年纪，据他介绍，已经一年多没有到现场去讨债了，在此之前，他与多名残疾人有过一只“队伍”，很早之前这些残疾人还成立过专门的讨债公司，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生意不多，但成功率挺高的。”后来，由于政府部门管控严格，公司也被政府取缔。他们又以“地下”的方式帮人讨债，一年前，这只队伍也最终散伙不干了。

　　“工作”的那几年，每单生意陈力能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债主负责吃、住、行等一切费用。

　　据陈力说，原来讨债公司头目是一个叫任春华的人，此人现为虞城县“残联主席”，之前帮人要过账，也认识艾滋病感染者要账的那帮人。

　　查找“任春华”的相关信息，在一篇2010年发布的“商丘市残疾人爱心互助中心”博客宣传文章中，任春华以“虞城县肢残协会主席”的名号被提到。深一度记者以债主的身份拨通任春华的电话后，他承认了自己“虞城县肢残协会主席”的身份。

　　但任春华称，已经有快10年不做要债的生意了，任春华说，这几年不少残疾人都自己找到了工作，也有人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讨债的活儿现在不接了。

　　让陈力放弃讨债工作的原因，也是因为想过稳定的生活。近两年，相关部门一边清理欠债的“老赖”，一边也在管理他们这样的讨债队伍。

　　就在近期，商丘睢阳一批50岁到70岁年龄不等的“大妈”，因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拆迁纠纷被法院判处2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陈力看到曾经的“同行”尝到了恶果，也不愿再冒险去讨债了。

　　双庙村里的感染者渐渐老去，“讨债”的生意也在减少

　　消失的“生意”

　　艾滋病感染者赵义也发现，从去年开始，要债的生意已经少了很多，愿意参与讨债的同行也越来越少，除非朋友所托，否则赵义也不想再去。

　　赵义所在的双庙村，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时候有600多人，如今只剩下200人左右，这批感染者的年龄在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当年那批靠卖血赚钱的人已经步入中老年的行列，赵义的孙子孙女都已经快要成人，他逐渐度过生计最为紧迫的年纪。

　　赵义强调，就像当年卖了十几次血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最终感染艾滋病。而后他以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帮人讨债，也是被生活所迫。

　　邻村的王丽夫妇和赵义的处境不一样，他们才四十出头，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曾收到过“讨债”的邀请，但并没参加。王丽觉得有了孩子，得要些“脸面”，而且日子还没窘迫到那个份上。

　　村里的同龄人都出去打工了，王丽和丈夫终日守在大房子里无所事事，王丽和丈夫在客厅中间铺上一张凉席，没事的时候就坐在上面发呆，“有一种吃饱了等死的感觉。”

　　为了省些电费，即便是天黑了，王丽和丈夫也不怎么开灯，如果只是政府增加艾滋病患者的补贴也解决不了她和丈夫的问题。王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在家做一些能够销售的手工艺品，那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

　　赵义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活到六十多岁，政府免费提供的药物基本上可以控制住病情不再恶化，为了防止抗药性的出现，每过几年，病人们服用的药物就要更换一次。“每天早晚一次，一天也不能落下”。

　　一些年老者去世，村里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少了，来村里寻求帮忙的“债主”也越来越少。赵义说自己年纪大了，也折腾不动了，即便日后有人来找，自己也不想去了，相比一百多块钱的收入，好好活着更加重要。(文中除李建民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