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2016年5月《小说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讲得最好的故事之一，是关于青蛙的。
“下放在农村，没有好东西吃，几个医生聚在一起想办法打牙祭。夏天晚上，最容易弄的是青蛙。”父亲语调轻缓，眉目生动，神情飞回星光萤火下的水田，听取蛙鸣一片。
捕蛙只需两件物事：竹篓和手电筒。三五个人挽起袖子、裤腿，腰间挂着宽进严出的窄颈竹篓，手里攥着沉甸甸、用两节2号电池的大号手电，快步走过田埂，径往蛙声响亮处去。青苗茂密，月色朦胧，青蛙藏身禾底石旁，本不易发现，但它们鼓腮聒噪，把自己暴露得一清二楚。
捕蛙不同于其它的捕猎，无需追击，不用搏斗，甚至连诱饵也不必。一来青蛙本身没有爪牙，伤不了人，二来逃脱时虽然相当能跳，却有致命弱点让它迈不开腿。捕蛙人赤脚下到水田里，借助月光看清猎物位置，然后轻轻靠拢，举起手电对准青蛙双眼，猛地拧亮开关——就像走夜路时迎面而来车辆的远光灯足以把人闪懵一样，被强光手电突然袭击的青蛙呆立当场，大嘴微张，哑口无言，两只圆鼓的眼睛茫然失措，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捕蛙人拣起、扔进竹篓。
“青蛙为什么不跑?”我问。
“眼睛照花了，不知道往哪里跑。”父亲说。
如此这般，手到擒来，不多时便能装满一篓，在腰间蹦跳不止。捕蛙人心满意足地扯叶子抹干净脚底淤泥，屋前空地上已经生起火来。宰杀青蛙的过程十分迅速：从竹篓里捞出一只，用左手摁在案板上，右手一刀剁下去，将将斩下头来。这一刀力道恰到好处，喉部的皮肤并未完全断开，依旧连着，这样一来青蛙便被钉在了案板上。这时用左手揪住青蛙后颈背上的皮肤，往下一拽，整张青蛙皮就被完整地剥了下来，像脱袜子一样。熟手为之，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月明星稀，几篓青蛙足够年轻医生们吃一顿烧烤宵夜。青蛙本是科研中常用到的实验动物，科研人员下放农村，写实验报告的手变成水田里捕蛙的手，实验对象成了盘中餐，固然是无奈的事，但父亲关于青蛙的回忆总是快活的。每当讲起，脸上便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愉快。
青蛙在城市里也容易买到。每到夏天，菜农们在自家田里、塘边捉了青蛙，用网兜装着到集市上卖。青蛙肉嫩，撒盐烤吃鲜美无比，用花椒油炸香辣扑鼻，如果有紫苏那就最好，先用香蒜爆炒，再用紫苏叶和青椒加水略煮，又香，又辣，又鲜，山林河湖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是我童年最爱吃的菜。青蛙肉最多的地方是大腿，然后是小腿肚子上挂着的那一块。身子瘦小，前肢细碎没肉，肩胛部位有两片薄薄的软骨，此外脊椎两侧的肌肉可以略微塞塞牙缝，唯有胸腹部那块皮肉因为较薄，尤其容易入味，掀下来吃味道很好，每每吃得两只手咸津津的，欲罢不能。因为吃过许多，我对青蛙们的解剖结构都十分熟悉了，父亲很高兴，常指着盘子里的森森白骨补充讲解。他还曾将清蒸鱼的眼球取下，教我认眼球结构，或者拿着一只鸡胗、猪肚讲解胃的消化原理。他一直希望我能继承衣钵做一名医生，可惜最终没有如愿。
每年夏天总能吃到几次青蛙，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一来人们听说青蛙生在水边，爱长寄生虫，而且高温烹饪也未必能尽除，买的时候多了几分犹豫;二来青蛙利薄，不宜养殖，农闲捕蛙无法批量供应，市场上开始流行更上档次的高级替代品：养殖牛蛙。牛蛙是九十年代兴起在菜场上的明星，人们新奇地议论：“一只牛蛙要一块钱还不止”，“据说一只就有一斤，跟一只鸡差不多”。父母在家中好奇地谈论了多次，最终母亲狠下心来买了几只，深灰黑色，好像两块岩石。因为花了大价钱，全家都有些焦躁。十分重视地买回来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个头太大，像青蛙那样炒是不行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反复担心做得不好会毁了昂贵的原料，想来想去，决定切成小块，用剁椒蒸熟——这是她平时做排骨的方法，用在水产上，自然不好吃。万分期待地夹了一筷子到嘴里，结果大失所望，味道和肉质都远不如廉价青蛙。这唯一一次吃牛蛙的经历，虽然谈不上愉快，印象还是深刻的。再过几年，牛蛙的风头过去，便也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到北方以后，和新认识的北方朋友讲起青蛙的美味，对方一副惊讶又嫌弃的表情。原来他们那里黄土高坡，只有上得席面的黄河鲤，绝没有这些“泥洞石缝”里的妖怪。但青蛙在我的家乡并不是奇怪的食物，除了青蛙，我们还吃黄鳝，贝壳，螺蛳，泥鳅，甲鱼等等，当然也吃鱼、虾、蟹。我们那里有河有湖，水网密集，吃水产是我们的习惯。而且不同于沿海城市吃海鲜讲究白灼原味，河鲜土腥气重，往往要加辣椒、紫苏去味，有的还要与香料共同熬煮，做出来鲜辣可口，是寻常人家下饭的好菜。
我爱吃的另一样“妖怪”是鳝鱼。鳝鱼的模样很可怕，深棕黄色像条小蛇，滑溜溜分不清头尾。菜市场有专门卖鳝鱼的摊位，活杀现卖，地上总是一滩深红的血。小孩子不知道害怕与残忍，觉得剖鳝鱼的过程有趣，远近围着看。只见围着脏围裙的摊主从水盆里抓起一条黄鳝尾，高高扬起手臂到半空，然后啪地一声将黄鳝头用力甩在案板边上，一招毙命。刚刚还快如闪电的黄鳝瞬间成了案板上死气沉沉的一条，摊主拿起铁锤，将黄鳝用专门的长钉钉在案板上，然后飞快地抓住身子一撕，一条完整的鳝鱼肉就撕了下来，只剩被钉在案板上的头和下面挂着的一串内脏。案板不是平放在桌上，而是斜着立起的，本意是方便血水流入下面的盆里，看上去却像故意把活剐的现场展示给人看。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高效又专业的收拾鳝鱼的方法，令人目瞪口呆。
鳝鱼的湖南做法和青蛙类似，也是青椒炒，加紫苏叶去腥。炒鳝鱼很好吃，很下饭，我记得在幼儿园唯一一次主动要添饭，就是因为那天中午有青椒炒鳝鱼。要求添饭的小朋友排了长长一队，我一共吃了三碗。成年离家又许多年后去到沪上，得知上海人弄鳝鱼的做法是响油鳝糊，弄成细细的一条条，甜甜的。据说这个菜做起来很麻烦，馆子里吃一盘，价格挺贵。我向来喜欢上海菜，唯独这一样不太接受，鳝鱼怎么能做成甜的呢!在上海的朋友听了也很生气，说，黄鳝怎么能和青椒一起炒呢!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吃过鳝鱼，传说养鳝鱼的过程中要放药才长得肥，家人也就不敢再吃。过了最初想念得厉害的那几年，如今竟然也不馋这一口了。
与鳝鱼差不多的是泥鳅，不是细细的炸得酥脆、当做零食的那种小泥鳅，而是肥肥白白、足有20公分长一条的大泥鳅。大泥鳅并不常见的菜色，市场上也少见，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冒出来一些卖的。母亲心血来潮买了两回，还专门问卖家打听了做法，说是要烧汤，鲜嫩赛过蛇肉。
泥鳅样子有些凶，身体粗壮，还有两条嚣张的长胡子。泥鳅煮汤讲究活着下锅，不能提前开膛剖肚。但它们爱钻泥洞，肚子里往往满腔泥沙，得先在加了生姜的清水里养两天，把肚子里的泥吐干净才行。泥鳅的滑溜劲儿，没有亲手抓过的人难以想象，想要把它们一条条捉住扔进锅里是绝不可能的事。无论你把手握多紧，它都有本事从你的指缝间溜走;如果欲擒故纵，更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从掌心消失了。何况泥鳅腮边长须硬得很，硬抓的话几乎一定要刺破手，疼上好几天。对付这个难题，母亲的方法十分干脆：换过几次水后，把整盆清水和泥鳅一起倒进铁锅，盖上锅盖，压上砖头，开火活炖。炖出来的汤是灰白色的，果然大鲜。
然而我总对那锅泥鳅汤心有余悸。一条条完整的泥鳅在汤锅里若隐若现，用勺子搅动时跟着上下摆动，似乎还在水中畅游，叫人不敢下手。畏手畏脚地让大人捉了一条肥的放在碗里，大着胆子学大人的模样整条拎起，一缕缕撕着背上雪白的脊肉吃，直到露出脊骨，再转过去吃肚子。一条泥鳅吃完只剩中间一副骨架，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被汤姆猫吃过的鱼骨头。
泥鳅我只吃过这两回，第二年还想再吃，市场上没有寻着卖的了。大约是利润低微，养殖不便，便没人再做这门生意。听说泥鳅还有一种著名的吃法，就是和豆腐一起炖。水温升高，泥鳅怕热，纷纷钻进豆腐里，炖好以后汤锅里只有一块整的豆腐。这种烹饪方法想想都觉得怪异可怕，叫人一点食欲也没有。而且我一点不觉得这种吃法有什么巧妙之处，无非是从捉弄泥鳅当中获得一些残忍的乐趣罢了。
“妖怪”里也有贵的，比如甲鱼。甲鱼是高级水产，大补，寻常见不着。九十年代初，如果谁谁下海挣了大钱，留在原单位拿死工资的旧识们就说“某某顿顿吃甲鱼”，好比过去贫农揣测地主天天吃鸡。我读小学，常听父母说到甲鱼二字。母亲买菜回来说：“今天看见卖甲鱼的了，那么点点大，100多块一斤，不知道有什么好吃!”早上起床找不到拖鞋，父亲会说：“你把甲鱼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湖南方言里“甲鱼”和“脚鱼”同音，所以也就成了鞋子的代称。管鞋子叫“脚鱼”，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如此这般，“甲鱼”常挂嘴边，却从没有真的吃下肚去过，成了一件与尼斯湖水怪媲美的神秘物种。彼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邻里之间热门的谈资是哪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高。胆大的人开始炒股，谨慎的人也不甘心把钱存银行，卡着报纸上公布的国库券发行日期排队买国债。我父母在大学教书，本来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忽然之间世界变成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海鲜酒楼夜总会，进口汽车BP机，天价高级货越来越多，甲鱼便宜时没有抓紧吃一口，之后便愈发吃不着了。
住在楼上的陈会计是个胖胖的时髦女人，在糖果烟酒贸易公司做事，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她告诉我们，银行要在某天开售利率高达14%的存款，名额有限。父亲是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炒股票也不是他能冒的险，只有把对抗通胀的希望放在银行。到了开售那一天，他中午一下班便冒雨牵着我去存钱。两个人打着伞，急匆匆地从坑洼不平的菜市场抄近道，深一脚浅一脚，鸡飞狗跳，捉在网兜里的甲鱼被扔在湿漉漉的地上，伸出半个尖脑袋，两只绿油油的暗淡眼珠打量过往路人。
“死掉了吗?”我问。
“怎么会。甲鱼骗人的。你妈生你的时候，别人送了我们两只，家里没有冰箱，只能暂且养在厨房水池里，第二天再杀。看它们半死不活的样子，怕闷死了，就没把网兜扎紧。第二天一早磨好刀去看，水池里只有一副空兜子。”父亲说。
银行门口人迹寥落，“热烈庆祝本行开通高息储蓄业务”的大红标语湿漉漉地挂在雨中，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父亲到柜台前去存钱，我打着伞在一旁走来走去。
“14%那个早就放完了。”柜台后面的人说。
“不是今天才开始吗?”父亲问。
“是的唻，八点钟上班，六点钟就有人排队，半个小时就放完了……哎，小孩不要在屋里转伞!搞得到处是水。”
柜台后面的人突然提高声调，大家都吓一跳。我停下手里嗖嗖飞转的伞，四下望一望，没看到哪里有水。父亲回头看我一眼，又转回身去，沉默片刻，对柜台里面说：“那就办普通五年定期吧。”他从公文包里拿出薄薄一个信封递进窗口，随后传来机器数钱的声音。
父亲将红色的新存折打开给我看，指着名字一栏说：“看，你的。”把我抱到膝盖上，又说：“不要担心以后没有钱读书，爸爸给你存好了。”
我们从另一条好走些的路回家，不必再赶时间穿过菜场。闷闷地顶着伞走了半截，抬起头来问：“甲鱼呢?”
“跑了啊。就在前一天夜里，两只甲鱼钻出网兜，从下水道跑了。”父亲说。
“然后呢?”我忧心忡忡。
“谁晓得。”父亲说。
无法想象从幽暗的下水道钻进去是怎样的经历，必定充满令人战栗的恐惧;而比艰险的过程更毛骨悚然的，是下水道前方未知的去向。如果是现代住宅完善的下水系统，这条阴森潮湿的管道必然通往污秽封闭的化污池，甲鱼们断无重见天日的可能，但父母当时住的是筒子楼，下水管道暴露在外且并不密封，我曾亲眼见过里面跳出一只蛤蟆来。如此推断，它们俩九死一生、曳尾涂中也并非全无可能。
我不由自主地去想它们的选择和命运。最初觉得逃亡之路凶多吉少，肮脏惨烈，一旦踏上便不能回头，还不如在原地坐以待毙。但倘若真是如此，第二天清晨便只有引颈就戮一种结局。没有勇气孤掷一注的人，只怕也没有勇气坦然面对断头台。刀锋寒光，一样是吓人的。与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还不如豁出去投奔那一线生机。
我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午饭，有小炒青蛙吃。舌头卷着纤细透白的腿骨，我含糊不清地说：“青蛙眼睛被手电筒照花了，腿又没有瘸，一样可以跑啊!”
“青蛙哪里知道。手电一来，它看不到出路，就以为自己动不了了。实际上只要随便往旁边一跳，到处都是活路。手电一开，人的眼睛也是花的，何况周边都是黑漆漆的水田，又没带网兜工具，哪里还抓得到?闭着眼睛都能跑脱。”大人说。
如此说来，还是甲鱼高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