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刚 | 文物学大树——王世襄

如果说当代有哪位文物学家成就最卓著，那他一定是王世襄。如果说现今有谁对老北京的民间游艺了解最全面，那他一定还是王世襄。

如此评价自有实在的依据。世襄先生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文章刊布则在百篇以上。其论著的学术内容已包括了漆器、家具、竹刻、书画、铜佛、匏器等等，而游艺的品类则涵盖着鸽子、蛐蛐、蝈蝈、大鹰、獾狗、摔跤等等。世襄先生不惟著述等身，论到学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宏、观察之细腻、讨论之严遂、描述之精确、文笔之优雅、感情之真挚，当代文物学家也无人能出其右。起码，我的见闻是如此。

说到文物学，不论世襄先生的哪种论著，都有重要的价值，而学术意义最大的，则当推《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这两部著作是他倾诚竭力数十年的心血结晶，他的学术风貌也在其中展现无遗。

在中国，文物学是门古老的学问。若从宋代金石学算起，已有了千年历史。入明以后，文物学却总与古董商纠缠不清，单调古旧的手段、陈陈相因的议论、贫乏干瘪的语汇令研究困顿难前，几乎沦落为学界嗤笑的对象。

20世纪40 年代以后，中国文物学终于展现出新气象. 探讨制作、研究材质、参证文献、注重考古成果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新作为。这新气象的萌生，全因若干前辈的身体力行，而在这不大的学术群体中，世襄先生堪称典范。

通常，文物学家总爱依据时代模糊难辨、来历不甚可靠的器物，臆造出种种莫名其妙的标准，断汉定唐，说真论赝，如此鉴定，年代错乱者不少，指鹿为马者更多。世襄先生截然不同。按说，以他深切的体认和渊博的学识，鉴定家具并非难事，但他却总在推拒，近年则尤甚。道理是以他旧有的积累，对当今的材质与制作已难一一辨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世襄先生芳嘉园旧居墙壁上，曾长期粘贴一纸，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

实物是文物学研究的核心，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他也深具作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明式家具研究·后记》 ），而明式家具却是他用心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昏头昏脑主观臆断和为牟取钱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最令世襄先生萦系于怀的是文物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更准确地解说实物，他下苦功，费大力，拜师求教，调查采访，揣摩分析，对所论列的古代漆木器的技艺、材质，积聚了远远超出前辈学者的深人认识。

为了解漆器，“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朱家溍《“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

为研究家具，他曾长年放弃国庆和春节的休假，在北京与其周边四出寻求，“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便请求准许拍照。拍不成，则请求准许量尺寸，绘草图”（朱家溍《明式家具研究序》 ）。

为认知家具榫卯，他还“请求匠师，用柴木仿制，乃至切削萝卜，摹拟榫卯”（《明式家具研究·后记》 ）。 对匏器，他曾手植、做模，以实践求真知。他1938 年的制作甚至被香港的文物家误断为出自清人之手。

世襄先生不尚议论，其学术建立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上，源源本本，有根有据，真切之极，朴实之极，是真正的求实之学，是既有著述、辞书里搜寻不到，却必将进入学术史、足以垂之后世的切实有用之学。而他所解说的《髹饰录》、校释的《鲁班经匠家镜》等更是以“动手动脚找东西”为重要基石，对文物基础研究的实质性大贡献、大突破，书斋学者绝对无从措手。

切身体验当然不会令世襄先生满足。既然研究的是行将消逝的文明，既然现存的孤立文物是在已经消逝的环境中产生，若怀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想，就必须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因此，他的著述又以充分的载籍为重要的学术支点。

或许读者不会认为世襄先生花费了太多的文献功夫，但如果认清古代手工艺的卑下地位，如果了解古代匠师多为文盲的历史现实，就该知道关于工艺美术，特别是关于其制作、材料的文献有多么珍稀。世襄先生绝无掉书袋的习气，但在其著作中，已经称引了出自经史子集的大量文献，其内容贴切翔实，数量大大超出既刊著述，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巨大的精力投人。

历史文献之外，世襄先生的研究还大量引用古代画迹版刻，这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而画迹版刻所揭示的内容，形象直观，又往往是古籍缺载或抽象的文字阐释易于引发歧义的。

真赝、时代是研究文物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尽管传世文物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多数终由于来历不清、时代不明，而科学价值较低。因此，问题的索解必须以来历可靠、时代明确的考古实物作基本的参照。

世襄先生的研究对象，大多属于明清时期，而考古学尚很少顾及明清，故其多数论著似乎对考古成果的关注不很突出。但漆器情况特殊，世襄先生的笔锋更多地指向较早的时代，故在以《髹饰录解说》为代表的漆器论著里，从撰著时搜得的一切考古资料中精选出典型，以为研究的依据。

现今的文物学家均已不同程度地关注考古学，故讨论文物参证考古资料，眼下并不稀奇。而但凡稍知学术史，就该了解世襄先生是如此作为的最早的少数学者之一，在他撰著的当年，多数专家还在依傍传世文物循环论证。这当然能充分说明世襄先生的识见深远，方法科学。

书无索引早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出版不大不小、又疼又痒的痼疾通病。可贵的是，世襄先生最重要的著作皆附索引，在无电脑提供检索便利的当年，真不知世襄先生仅凭纸笔，为编写那些附录消耗了多少精力，也不知他为说服出版社排印那些看似无关的内容，花费了多少口舌。

世襄先生的本科与究生教育都在燕京大学完成，难免有人会把这归之于他早年接受的西式教育，但还该想到，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著书者很多，何以只有世襄先生的国学著述如此。即令出版发达如今日，又有几种学术著作有了索引？除去严格的科学精神和力求方便他人的敦厚用心外，恐也寻觅不出更好的解释。

当今之世，“急就章”俯拾即是。匆匆撰著，讹误必多，某些作者虽明知其失，却总以种种说辞听任谬种流传。世襄先生的著述绝非如此，其写作已经反复推敲，成稿后，还要一再修改。如《髹饰录解说》，初稿写作于1949年冬至1958年秋，自费油印200册，听取意见后，1965 年和1977 年两作修改，到1983年方正式出版，1988 年再版，仍作了增补，还加入了何豪亮先生的97则订正。

《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于1989 年，其实自1945 年起，世襄先生便着手搜集资料，至1960年，已草成《中国古代家具——商至清前期》。1962 年，又截取其中明至清前期一段重新改写，1982 年改写完成，1985 年后再作修改补充。

由于家具各部件的咬合方式极多，为精确描述、科学总结，《明式家具研究》的结构一章甚至五易其稿。这种严谨著述、谦逊治学的态度令人高山仰止。倘若人人学习这种精神，今日比比皆是的学术堕落断乎不会见于世间。

文物考古著作的文字大多令读者烦厌不堪，尤其图版说明，每每干瘪乏味至极，仿佛非八股不成文章。但世襄先生笔下的这类文字却简净、准确、生动、优美、隽永，从不落窠臼、入俗套。如果说，文体所限，图版说明尚难充分施展，那么，收入《锦灰堆》贰卷里7篇记述旧京游艺的文章，特别是那原称《秋虫六忆》的《秋虫篇》，读时恍若亲临，读罢回味无穷，我和朋友至今还会回忆初读它的愉悦之感。《秋虫六忆》绝对是为世纪中国散文的上上之品。

对世襄先生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心人一定会惊叹。当然，这与他早年的优裕家境有关，同他家富收藏紧相联系，也和他精深执着又博雅善文的个性。但中年以来的超人勒奋也是成就他事业的关键。1958年起，黄苗子先生被请入世襄先生私宅居住，他这样回忆：早上“四点多，畅安（世襄先生号）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三、四年工夫. 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冲》、《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雅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其人其书(明式家具珍赏代序) 》）。

勤奋已经成为世襄先生的生活习惯，直到晚年，他仍旧坚持黎明即起，投入工作。勤奋玉成了他的事业，也挽救了他早岁的“荒嬉”，否则，人们无缘见到那许多出类拔萃的学术论著，也无由读到那些精妙优雅的游艺文章。特别是游艺文章，它们大多出自八旬老人的弊端，内容大多为青年王世襄“荒嬉” 的精彩实录，而写作的勤奋执着至少不减当年“荒嬉”的忘情投入。

在当代中国的文物学家里，王世襄的名字特别响亮，他受景仰，得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有大批卓越的著述、半生坎坷的经历. 还因为其言行、笔墨浸了爱。这爱直接表现为对学术、对游艺的执着和认真，而潜藏着的却是对朋友、对国家的诚挚和忠心。

在著述中，世襄先生一再表达对师长、朋友的真诚感情，他的师友中既有朱启钤、刘敦祯、梁思成之类的“大人物”，也有多宝臣、石惠、李建元、祖连朋等老匠师，还有一些迹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早年玩友。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启钤先生启发，因此，《髹饰录解说》用朱老题签，在《前言》中，表达了对朱老的深挚谢意。待正式出版，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承朱老长孙朱文相先生面告，出书后，世襄先生即持奉朱府，并面对朱老遗像恭行大礼。假如说抗战胜利后世襄先生为国家追讨回大批文物是职业行为，假如说世襄先生潜心研究、记述中华文明数十载是兴趣使然，那么，我亲见的一事足以深刻证明他的爱国之忱。

1999年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后不久，我到王府拜望。谈话中，电话铃响，世襄先生接听，交谈了几句，竟有些激动，还说：“这个时候，见面不合适。”见我好奇，便简述缘由。原来，一位美国专家早约好到中国拜访，如今，人已到，要定拜访时间。世襄先生说：“他们的飞机刚刚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我现在怎么能和他见面？” 2003年10月，世襄先生荣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唯一的年度主奖，与夫人商定后，世襄先生把奖金10万欧元全数捐给希望工程，用于重建武夷山区的一所小学。世襄先生要求，校名里不出现他的名字，而称“中荷友好小学”。

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搜剪纸，他80寿辰时，夫人曾以剪纸《大树图》祝贺。大树由汉画变形而来，枝繁叶茂，浑朴雄壮，剪纸又以器具、动物的形象巧妙表现了世襄先生的学术、喜好与经历，将漆器、家具、竹刻、绘画、铜佛、匏器、鸽子、蟋蟀、蛐蛐、大鹰、獾狗、烹调、干校放牛等等尽皆融汇其中。

《大树图》多贴切！世襄先生就是文物学的大树，因为根深，所以叶茂。因为有爱，所以顽强生长。2003年10月29日，可亲可敬的袁荃猷女士驾鹤西去。这是位纯真热情、善良勇敢的老人，她曾以瘦弱的身躯坚韧地支撑了世襄先生的人生与事业60载。从此，世襄先生将踽踽独行，人们再不会见到那两位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却同样仁爱、同样刚毅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欣然前行了。

所有热爱中华文明的人都在感谢王世襄，因为他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愉快，他在倡导朴实的学术，示范不挠的人生。

进入2004年，世襄先生便寿满90。安宁、健康！这是一切有良知的人对他的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