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不才，读汪有年，在这个事儿上偶有所得，写出来，请高明指点。
汪曾祺汪老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自有风格，有极高的辨识度，只要你对汪老的风格熟悉，在一堆文章里，很容易就能看出哪篇是汪老的。汪老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文体家，少有的创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
我以前一直以为，“风格”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想学汪老的风格并没有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做法，只有通过反复读汪，来感受，来深入，来浸染，最终化到自己笔下。后来悟到，“风格”虽虚，但其实有其构成的要件。就像一个人的气质，最终是由这个人的长相、衣着、谈吐、修养、行事作风，构成并呈现出来的。
想要学习模仿汪老的风格，也有几个很具体的着手处。
一、语言
汪老是现代汉语的大师，而且他本人对语言的重视在当代作家中无出其右。汪老曾说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风格同样也很虚，但也可以落到实处上。比如句式的选择——长句短句?整句散句?比如词语的选用——多用外来词还是尽量选用本土固有的词?雅驯的词还是通俗的词?动词?形容词?哪个用得多?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等。
从语言的外在形态上，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多用短句——“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有时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
第二，多用散句，少用整句，偶尔会用对仗。汪老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老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第三，少用形容词——这倒不稀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告诉你形容词是大敌。少用成语，尤其不要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谈到他和他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第四，在汪老的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老还喜欢用叠音词，拟声词……
第五，汪老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最后这一组四字句，既有文言文的内在韵律，又很有表现力。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
以上只是撮其大要，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后来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话，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有意学习汪曾祺语言者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
二、叙述模式/行文结构
简单说六个字，“随便，顺其自然。”
王安忆说过，“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
确实如此,汪曾祺在叙述模式上几乎从来不玩什么花样，除了早期的几篇作品用了些意识流手法之外，他绝少用倒叙,插叙,也很少用闪回,蒙太奇, 拼贴等现代派手法,很少打乱叙述的时间线.他总是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
线性叙述可以说是最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叙述方式,线性的叙述不在叙述时序上设置任何障碍,这样的叙述当然是最容易进入的.
如果说叙述是一棵树,汪曾祺总是从树根讲起,到主干,再往上讲.讲着讲着,主干上会分出些小的枝杈,长出些旁枝.汪曾祺在叙述时绝对不会为了主干限制这些枝杈的发展——有时他的小说甚至没有真正的主干——他总是饱含深情地凝视他们,抚摸他们.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方最特出的例子有：《大淖记事》，前面一大半都是讲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后来主角才出场，基本上看起来一半是散文，一半是小说。再比如《异秉》，就是一个散点透视的保全堂风俗画。再比如《八千岁》《岁寒三友》，很像一个册页，都三个主要人物接连出场，最后收拢。还有《侯银匠》，谁是主角，是要的情结线索?是侯银匠，还是侯菊?都是。花开两朵，两枝都有表表。
三、观察和表现生活角度
汪曾祺对他笔下人、事都是平视的，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视角。他并不有一般作家居高临下，也不会刻意仰视拔高笔下的人物。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总体来讲，汪曾祺对生活是抱着一种温爱的——并不是热爱——热字太过份了。
他对故事里的人物绝大部分是爱的，但也不是没有批判——比如《黄油烙饼》《天鹅之死》——但他褪尽了火气和躁气，把隐痛藏得很深……汪曾祺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抒情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把握他的小说散文，庶几近之。
最后我要说，本文标题党了——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跟他自身的脾气秉性，天赋才华，成长环境，人生遭遇，时代环境，文学追求密不可分，更不可重现。
我们只能学汪老，但最终还是很难学到他的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