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理智》
去年，《小于一》出版，今年，是《悲伤与理智》，伟大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两部重要的散文集在中国大陆的接连推出让他如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这位20世纪苏俄时代最独特最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早已因《文明的孩子》一书而成为中国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启蒙，但如此大规模的、完整的译介，似乎来得也并不算快。据说，《小于一》的销售盛况空前，让出版社始料未及，数次加印，难道是文学阅读的春天又回来了?书评人乔纳森在他编写的2014年中文新书过眼录里提到这本书，说：“知道好，但有点喜欢不起来。”这话说得中肯诚实，喜欢布罗茨基的人本就不该多。听《悲伤与理智》译者刘文飞老师说，有次几个研究布罗茨基的美国学者到北京来，他拉上些喜欢布罗茨基诗歌的朋友，搞了个非常小型的朗诵会，把那几位洋教授感动得要流下眼泪来。大家都感慨，像布罗茨基这样小众(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应该叫高冷)的作者，能在异地他乡，遇到一二知己，甚至只是略知其名，或翻过几页他的作品，已能让人万般激动了。
图书销售和文学阅读本来就是两回事，文学阅读与理解文学也仍不能构成一件事，所以，处于文学金字塔顶端的布罗茨基自然是寂寞的。纵观这本《悲伤与理智》里收录的散文，似乎永远都只是在谈诗人与诗，语言与文学这类看上去熟悉得不行，实际上却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话题，也不是说他不谈别的，比如他也会谈到旅行，谈到历史，因为这些散文中有好多是出于一些需要，或者应景而作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放不下他诗人的身份，睁着一双诗人的眼睛，目及之处，都无一幸免地成了他身为诗人而要探讨的关于文明，文化和文学的一切。布罗茨基毫不掩饰地强调文学，主要是诗歌的优越性，甚至，他认为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而语言在他看来，是拯救者、是自由和解放，这些统统和人类命运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甚至能构成人类命运的全部核心价值。所以，再也没有比文学更重要的存在了。很强烈，很孤注一掷吧?实在让人轻松不起来吧?综上所述，大概可以比较明确地道出这集子的强度了，如果你要读它，那么请务必先试着去接受这种强度，这是一个太过精纯的作品，需要同样纯粹的对待。
如果要给作家划分类型的话，我觉得布罗茨基应该属于警句型的作家，这类作家通常对语言有着虔诚的信仰，他们深信语言的力度，深信它能带给思维的关键性影响;他们同时对表达有着一定的掌控欲，或者说他们善于倾诉和总结，善于挖掘与提升;对于简洁的力量的只是，区别于诗歌中的克制与理性，写散文的布罗茨基给人带来热情而恳切的印象，对面西方世界，他似乎是在寻找机会说出一些他没法用诗歌去言说的话语。诗歌是他心中的神，给了他语言的极致模式，给了他灵魂的最高向往，当然，也给他带来最沉重的负载。所有严肃的创作者都不可能带着一颗绝对轻盈的心去写作，即便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轻盈的，布罗茨基尤是，他的沉重还体现在他身后庞大而复杂的政治背景，他的犹太血统，他流亡者的身份。对于流亡的状态，布罗茨基有过十分沉痛而深切的自我开掘，他很清楚那种尴尬境地，流亡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终极悖论。上世纪七十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后，布罗茨基终生没有再回到他热爱的彼得堡，虽然始终坚持用母语写诗，但他又何尝不想让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他，接纳他?一手写俄语诗歌，一手着英语散文，语境混合着处境将布罗茨基推向一个更多元化，也更为繁复的写作现实。
西方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猎奇心觊觎着这个流亡者，希望从他嘴里获得些什么，而这个流亡者自己，却肩负斯拉夫文学根深蒂固的使命，他有自己的价值认同，并不愿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弃儿和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傀儡，于是他只能坚守自己的文学阵地，用兼顾深情与冷峻的笔调不断地自我提纯。看布罗茨基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集权的控诉很多时候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单从《战利品》一文中就可以看出，当布罗茨基处理集权、文明、现代性这一类问题时，是举重若轻的，他仍然是在用一颗诗人的大脑思考，他强调个性的重要性，强调语言的至高作为，强调回归传统的文学精神，他的准则与衡量的尺度都是文学的，而非政治或哲学的。分析国际局势，洞空大国关系这显然不是他的长处，也没必要成为他的长项，在不得不被问及类似的问题时，他甚至会显出些许窘迫来，这很好啊，这才能更能说明他就是个诗人，文学是他唯一可以长袖善舞的领地。布罗茨基的传记作者谢洛夫比较过他与流亡时期的索尔仁尼琴给美国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谢洛夫认为，比起严肃坚硬的索尔仁尼琴，西方知识分子更愿意接受和认可布罗茨基的观点，其原因与其说在于他们演说的内容，不如说在于他们演说的风格。布罗茨基，无论在外貌还是举止看上去都更是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不布道，不指望获得绝对真理，他只是恰到好处地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道出自己的思考。他的表达方式给了那些西方听众足够大的思考空间和自由度。在谈及他犹太血统时，谢洛夫也提到：“在文化方面，布罗茨基是倾向西方的俄国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直接传人。”当他用文学这杆标尺来衡量这个世界时，他的价值取向是恒定的，趋于统一的，于是也就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强大的兼容性。
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同时将文学的绝对性和包容力挖掘到这样一个深度，或者说，没有多少人拥有与文学这样一个极为绚烂又极具毁灭性的“怪兽”抗衡的能力。而布罗茨基对文学虔诚的信仰使他得以有机会真正走进文学最深邃的内部，触到它丰富的灵魂。最后，在他许许多多阐释文学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字中，我摘录一段结束这篇文章，因为只有布罗茨基自己，才能完整清晰地道出，什么才是“纯文学的力量”：
“促使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全然是关于他易腐的肉体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冲动，他欲将他的世界，即他个人的文明、他自己的非语义学的统一体中某些特定的东西留存下来。艺术与其说是更好的，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