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 | 祝总斌先生印象记

“祝先生上课，一直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

2022年7月8日，祝总斌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92岁。据说北大历史系获得消息时，一切都已经结束。历史系设置一个灵堂，供人凭吊。家人说，一切都是按照祝先生的安排进行的。“不麻烦大家了”，祝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是说。

从来不希望麻烦别人的祝先生，最后真的谁也没有麻烦。然而，有多少人接受过祝先生的帮助呢？不能计数。

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我是从来没敢想的，但好机会从天而降。1991年9月，我到北大历史系进修，时间为一年。进修班是吴宗国先生具体负责，知道我来自新疆，就把我交给荣新江先生指导。祝总斌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从此就自认为是祝先生的学生了。

祝先生讲课，条理性极强。先从概念入手，比如为什么说这是门阀士族的萌芽期，特点有哪些。对比不同的说法，例举史料，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一节课下来，概念、学术史、史料清晰如洗。特别是历史发展，前后关系如何递进，逻辑怎样展开，如同亲历一般。祝先生一手潇洒粉笔字，特别能够激发同学记笔记的热情。多年之后，展开当年的课堂笔记，学术逻辑依然严整，祝先生音容笑貌一如眼前。

北大的助教进修班是天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助教，忽然有了如此天纵之机，人生忽如春雨沛然。我们那个班有好几个同学因此考取北大研究生，我是之一。很多课题，在北大属于常识，而我却几乎闻所未闻，所以振聋发聩。祝总斌先生讲宰相制度，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题目？吴宗国先生讲三省制，为什么我从来只把三省看作是皇帝的工具？朱先生、吴先生都要讲士族在魏晋和隋唐时代的状况，这是理解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线索，而我之前仅仅知道士族、庶族地主这个词汇而已。读书少是问题，不了解学界的基本研究状态是更大的问题。我们进修班的同学自然也会讨论，结论没有太大差异，北大毕竟是北大，钦佩之外还有严重的距离感。当然，更多的同学是望北大兴叹。

进修是一年的时间，自觉机会难得，一定得多下点功夫。学校对进修班是有点“歧视”的，比如教师研究生阅览室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入。记得有一次要用严耕望的文章，只好请求罗新帮我去复印。罗新当时是研究生，比我们这些进修生拥有更多的“特权”。好在先生们对于学生都一视同仁。我是很受益的，所以至今不忘。当时，我在进行高昌史研究，在进修班时写过两篇论文，而每篇论文都请三位老师指导——荣新江、吴宗国和祝总斌先生。荣老师的指导很具体，每每提供更多的资料。吴先生熟悉制度史，总能一眼看到我制度史背景的不足。祝先生给我的教诲特别实用，我从此牢记在心。祝先生发现我论文的问题，教我怎么在论文中写学术史：必须注意，写学术史是为本文服务的，不介绍学术史，不能证明自己的贡献，写得过于枝蔓，以至于掩盖了自己的观点，过犹不及。后来我自己也指导研究生，这一点是经常强调的。这应该也是薪火相传吧。

1994年，再回北大读研究生，跟老师们就算是熟人了。祝先生的制度史课，依然是必修课。祝先生看见我，就不再允许我听课，“不许浪费时间”。这理由也太强了。当时我跟姚崇新、刘诗平、雷闻住一个宿舍，每次他们听课回来，都会带来新消息。有一段时间，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在《世界历史》上连载，祝先生每次把杂志传递过来，我们轮流阅读，下周还给祝先生，再从祝先生手里接过新的一期。就这样，我们很有节奏地读完《毕竟是书生》。因为阅读的接力来自祝先生，有一种阅读的神圣感，十分美好。

有一次在图书馆读到了一篇奇文，因为与祝先生有关，我跑到课堂上向祝先生汇报。有人听过祝先生的课，显然笔记做得很认真，然后整理成文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我拿复印资料给祝先生看。祝先生没有生气，反而开心地笑了。“老孟啊，这证明我的观点被承认了，是好事啊。”（从最初认识祝先生开始，祝先生就叫我老孟，当时是完全不适应。现在叫我老孟的人多了，而第一位这么叫的就是祝先生。）多年以后，我确实听说过抄袭者的观点：“抄你，是看得起你。”这是什么奇谈怪论，是否因此要感谢抄袭啊。其实，祝先生的看法另有道理。祝先生认为，学生跟老师学习，袭用老师的观点很正常，是学习的模仿阶段，未来成熟了就不会如此了。这是多么开明的师道啊！如今，真见过另外一种“师道”：防火防盗防学生。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大学老师介绍经验：“上课从来不讲自己的新观点，一旦讲出来，就会被学生抄袭。”我立刻就想到祝先生，都是大学老师，确实可以有天壤之别。

登门拜访祝先生的次数并不多，祝先生对待学生的平等让人难以接受。每次告别出来，祝先生一定送你到楼下。祝先生一直是锻炼身体的，清瘦健康，但是一想到从六楼送你下来，还要再爬一次六楼，内心就不免要斗争。1998年8月，博士录取完毕，跟叶炜一起去拜访祝先生，内心的一个希望是获得先生的赠书，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出了第二版。希望当然没有落空，祝先生的字迹潇洒有力，“孟宪实同志指疵”，绝对是祝先生特有的风格。

课堂之外，祝先生讲过很多故事。我记忆最生动的是祝先生的枪。原来，祝先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调到北大当老师，他是有配枪的。解放初的环境下，枪的存在大概是为了震慑阶级敌人的，这是组织决定，祝先生不能拒绝。但是，阶级敌人是否受到震慑不知道，因为这支手枪，祝先生每天提心吊胆，日夜担忧，总怕不小心走火出事。从来没有开过枪的祝先生，确实被自己的配枪震慑到了。谢天谢地，终于有一天上级收回了配枪，祝先生长出一口气，能够睡个踏实觉了。

祝先生上课，一直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进教室的时候，刚刚洗过的中山装干干净净。上课的时候，全神贯注，写完板书通常也不放下粉笔。下课的时候，中山装上满是粉笔灰，好像刚刚粉刷过房子一样。祝先生经常穿一件蓝色运动裤跑步，运动裤的两侧镶有一道白色裤线，是八十年代的标准运动裤。偶尔会在未名湖畔见到祝先生的身影，微笑挥手之间，跟一位忙碌的工人师傅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历史系，祝先生被认为是最博学的教授，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尽藏胸中。平凡而伟大，不就是特指先生吗？

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是再读先生的著作，一部《材不材斋史学论丛》，不仅是祝先生的论文合集，更是祝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从黄帝传说的研究到戴震“理欲说”，还有董小宛的事迹考证，祝先生思考的空间辽阔浩瀚，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读祝先生论文，有时会发生时空错乱，感觉好像是祝先生在讲课，主题、资料、进展，娓娓道来。祝先生用粉笔敲敲黑板，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强证！”

然后是发自心底的笑声。学问给人快乐，祝先生用他的人生如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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