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故事之海重新蓄满动荡的海水
关于拜厄特的《论历史与故事》
2012年9月里的一个下午，在上海日航酒店25楼的那间咖啡馆里，七十六岁的英国著名作家A.S.拜厄特女士在对我谈及她的思想与文学时，曾说道：“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完全只写自己，但我是不会读这样的书的，我宁愿去读历史或哲学。小时候我受贵格派教育影响，贵格派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提醒人不应该想‘自我’，要保持安静，让‘自我’消失……对这些观念我是认同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算新颖，但对于我来说依然足够耐人寻味，而且当时我也并没有弄清楚她作如是说的背景是什么。直到在今年，译林出版社出了拜厄特的文论集《论历史与故事》之后，我才看到了她更为详细的阐释：
“……自我建构，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绝佳主题。我相信后现代作家们回归历史小说是因为写作自我的想法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或者不稳固，或者因为作家们被这个观点吸引，认为我们或许并没有一个有机的、可被发现的单一自我。我们或许不过是一系列分离的感官—印象，记忆中的事件，一些移动的知识，观点、意识形态的片断和回复的储备库。我们喜欢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是可确知的，只有一部分可供想象，而且我们发现这种封闭的特质很诱人。在不朽灵魂消失之后，是发展完善而连贯的自我的消失。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都以与整合自我同样快的速度瓦解自己的庞大意识。”
从自我建构到自我解体，后现代小说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分野似乎就在这里。或许在拜厄特眼中，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所做出的种种强劲得近乎暴力的颠覆努力在开拓出全新领地的同时也在身后制造了与传统之间的巨大断裂和废墟，那么后现代的小说家们所做的并不是进一步延伸现代主义小说的轨迹，也不是掉头重返传统小说的那些早已固化了的写作范式里，而是要回过头去越过断裂地带、深入废墟，在残垣断壁之间被碎砖瓦砾覆盖的依然深厚的“历史与故事”的泥土层里发掘并创造出新的重组建构的可能。
《论历史与故事》共有七章，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父辈》、《祖辈》、《祖先》基本上是围绕“历史小说的复兴”探讨当代英语小说写作的各种有代表性的鲜活样态的，关键是指出面貌一新的当代“历史小说”所拥有的强大到令人震惊的重构和重现历史的双重功能;后四章则是全部用来挖掘研讨“故事”本质意义上的强大生命力，强调那些经典的“故事”至今仍旧是小说创新的最值得借力的浩瀚资源。
对于很多人来说，所谓的“历史小说”，似乎要么是大体符合史实的叙事，要么就是根本不考虑史实的戏说式叙事。他们通常都很难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待什么是“历史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拜厄特的这本《论历史和故事》是注定会让他们费解的。拜厄特要做的不仅仅是为当代英语“历史小说”正名，将其从“颇多的诟病(怀旧/传统/华服/古装戏产业)和(逃避主义的)苛责”中解脱出来，并嘲讽“各大文学奖终选名单评委们普遍所持的立场，他们不满地问道：‘严肃表现当下生活的作品在哪里?’”(这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质问简直就是当代文学评论界的流行病)她毫不客气地表明：“在我的一生中，‘历史小说’比许多与时俱进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更具生命力。”
在拜厄特看来，“故事”的生命力之所以始终未曾被现代主义潮流所真正消解殆尽，关键并不在于它更易读易懂或者更容易传播更容易打动人心，而是在于“故事不像小说，它们和死亡息息相关。”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经典故事集是“反抗死亡的大书”。而拜厄特还进一步强调，“永恒顿悟的现代主义愿望之后，在新小说反对故事讲述的高潮之际，那些相信叙事的人，比如米歇尔-布托指出，我们是叙事生物，因为我们生活在生物时间中。无论我们乐意不乐意，我们的人生都有开始、过程和结局。我们在酒吧和床上互相叙述自己。”
尽管如此，但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显然并非要对现代主义小说做出全然否定式的清算，因为她曾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自己对于普鲁斯特、卡夫卡的热爱，以及他们在她写作的关键时段所产生过的重要启发和影响。她要做的，其实是深入梳理“历史小说的复兴”和“故事”的强大生命力这两条线索，在“绘制出当代英文小说写作的新地图”的同时，揭示“故事”生命不息的秘密。在她的潜台词里，在现代主义小说抵达巅峰之后，后现代小说凭借对历史与故事的从题材到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再次开辟出新的更为自由的小说世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位全能型作家(既能写小说、诗歌，也能写评论，还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在此书的导言中，拜厄特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是个作家，并且总是将作家视为自己的主要身份，”尽管“教授文学，但我从来没教过‘创造性写作’。我们认为自己将教授优秀的阅读视为鼓励并实现优秀写作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尽管这是一本关于小说写作的书，但绝非学者式、批评家式的，更不是泛滥成灾的各种主义式的，不管当代小说理论与批评如何强悍甚至霸道地扰动着小说的写作，对于一个作者而言，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式阅读，才能在历史小说的复兴和故事的生命力中探寻到小说创新的基因和源头动力。
她提醒人们要警惕当时盛行学术界的关于文学研究的“各种强烈的政治化热情”：“只要小说看起来似乎对关于‘女性写作’或者‘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有所贡献，它们就很可能被选入课程。”她无疑清楚，政治化热情所导致的文学堕落跟商业运作造就的文学堕落，已然强势地占据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大片领土，面对这样的背景，她必须要提醒人们，还有很多“不适合任何课程”的“殊异的杰作”。同时她认为，“我们这些评论现代写作的人有责任让讨论保持开放、流畅并且基础广阔。我们需要创造新的范式，这会带来新书，新风格，读者注意力的新侧重。我们不知道今年或者去年或者十年以前的哪些小说五十年后依然有人读——如果存在这样的小说的话。我们需要不断想出新的——甚至是刻意暂时的——阅读方式，去比较我们读过的东西。”
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拜厄特对于“历史小说的复兴”诸多现象级作品的点评都是言简意赅而又富有启发性的，从中可以充分看出她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独到眼光和异常精准的艺术判断力。我们知道，判断一个小说家是否真懂小说，通常只要看他/她怎么谈论小说、如何点评别人的小说即可明了。因为即使是那些最擅长把模仿之作包装得看似原创的知名小说家们，也无一例外地会在谈小说时不知不觉露出马脚。相反，没有哪个真正优秀的小说家会在谈论小说时说不出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同时，拜厄特也再一次为我们验证了一个常识，创作力强悍的作家一定拥有同样强大的阅读能力。从导言开始，她就让读者有种要窒息的感觉——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英国作家及作品名单，其中至少有一半作家和作品是目前我们国内还没引进过的。但拜厄行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她能以闲庭信步、举重若轻的方式引领你漫步前行，并充分释放出自己的想象力。
在谈论那些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大量引用精彩片断，是拜厄特特别看重的一个环节。在她看来这也是那些优秀的作家式评论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典型特征。它们的精彩存在不仅能为拜厄特所论及的不同类型的小说方法提供鲜活佐证，并引发读者对它们背后的那部作品产生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这部谈论小说写作的著作创造出丰富的文本层次——它们就像美妙的彩色玻璃碎片，在这部谈论小说的作品的内外墙壁上拼贴出异彩斑斓的叙事图景和空间，让阅读者能够有种随意穿梭其中的另类漫游的感觉。
当然若是说到《论历史与故事》中最为出彩也最有启发性的部分，在我看来就是后面关于“故事”的那四章。从“真实故事和小说的事实”、“旧的故事，新的形式”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拜厄特将神话传说、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等等所构成的经典故事传统与当代小说写作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写作)的变化勾连对应，对故事生成的方式以及朴素叙事的丰富可能进行了精辟的令人脑洞大开的探讨。面对那些经典故事，她指出，“这些故事是谜语，所有读者都将它们改变了少许，而它们同时接受和拒绝改变。”面对自己的写作，她坦承：“我感到一种多感受少分析、更平实叙述的需要，有时候这反而更神秘。对于一个作家来来说，真正的兴趣部分在于一行一行文字选择的复杂。我发现自己删掉了心理描写，或者邀请读者进入角色思想进程的内容。我发现自己开始使用故事中的故事，而不是反复出现不断变形的隐喻来创造意义。”为此她吟诵着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句：“去寻找，而非强加/这是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必须是/可能的。”
显然，拜厄特认为被现代主义小说抽干了并填满沉默与黑暗的故事之海需要重新恢复饱满动荡的海水。因为在她看来，“高雅的现代主义(小说)用永恒瞬间的顿悟幻觉逃出时间的桎梏，想象出的时间在我看来总是勉强的，最后并不能提供任何足以对抗恐惧和死亡的东西。而优雅精巧的小古董，叙事好奇心的粗俗满足，却可以对抗死亡。”
201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