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上限问题已有百年历史，为何这次是“史诗级”？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有一家神奇的酒店里有无限多个房间。某天晚上有几个客人想来投宿，但酒店经理被这个客人难住了，因为酒店已经满了，没有多余的房间——这家酒店已经住满了无限多个客人，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客人。希尔伯特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经理要求每个客人都向前挪一间房，房间1变成空房，可以给新来的客人使用；原先在1号房间的客人安置到2号房、2号房原有的客人安置到3号房，依次类推。这样一来，新的一批客人就能找到自己的房间，尽管酒店本来已经没有空房间了。

这是数学史上有名的“希尔伯特旅店悖论”，由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用来讨论数学上无限的概念。而现在，这个“酒店”就是美国的国债，“新来的客人”就是美国财政年度需要新增的国债，只是现实中“酒店经理”拜登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并不是无限多。

2023年1月19日，美国触及31.5万亿的债务上限，债务上限危机开始。上限被触及就要提高上限，这事得美国国会立法批准，但是国会嫌政府开支太大，拒绝无条件提高上限，于是这成了国会内部就联邦政府支出和美国政府累积国债进行的漫长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作为回应，财政部长耶伦开始实施临时“非常措施”支付联邦债务。5月1日，耶伦警告称，这些措施最早可能在2023年6月1日用尽；这个日期后来被推迟到6月5日。之后，美国将不得不违约。

悬而未决的妥协方案

截至上周日，经过半年的扯皮，白宫宣布拜登与议长麦卡锡达成初步协议。据CNN透露，协议要点有以下几个：

总结来说，美国国会施压拜登政府，通过减少民生福利来换取政府继续借债的能力。

但是这份协议远远不意味着这次危机解除，国会内部的激进派议员，特别是共和党激进派议员已经公开表示对协议内容的不满，他们觉得开支削减得还不够多。而且，任何一个议员都有可能利用议事规则，把立法过程推迟一周。6月5日是美联储定下的最后时刻，如果协议不能以立法形式通过，那美国将很可能历史性地第一次违约。

留给拜登和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拜登26日启程度假时接受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当然，技术上拜登还是有办法绕过美国国会去借更多的钱的。美国法律赋予了他三种比较奇葩的方法：

一是，拜登援引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宣布债务上限不符合宪法。虽然它可以避免违约，但可能会导致宪法危机，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是判决结果可能对拜登不利。

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财政部可以铸造任何面额的铂金纪念币。一个戏谑的办法就是铸造一枚面值1万亿美金的铂金币并将其存入美联储；然后，美联储将钱存入财政部的账户，从而使其能够不受债务上限的限制举债，而美国人将“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当然，这种黑色幽默式的支付方式，美联储不见得买账。

三是，美国财政部发行超高利息的债券。因为只有债券的票面价值才能计入债务限额，理论上，财政部可以以两倍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出售价值10万亿美元、利率为105%的一年期债券。这样美国财政部可以筹集20万亿美元的资金，但只增加10万亿美元的国债。代价是，如此高昂的利息会导致市场全面恐慌。

可见，以上三种办法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理论上都能一时避免美债违约，但也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显然拜登既不想带着第一个任内违约的美国总统的帽子参加下一届总统宝座的角逐，也不想被指责扰乱市场、引发宪法危机。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拜登的第一选择依旧是与国会妥协。

事情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实际上，美债上限问题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两党之间，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也不是第一次为了债务上限提高打架，所以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一次危机来的这么“史诗”？

主要有三大原因：

短期财政原因，即新冠后的刺激政策带来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俄乌冲突后局势动荡带来的额外军事开支及持续的加息政策提高的融资成本；

党争，即美国两党分别控制了参议院与众议院，导致立法一致通过法案的障碍变多，同时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朝野政见日趋分裂，反映在朝堂之上便是更多的党争；

以及长期原因，即美债规模遵循指数规律已经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见下图），债务规模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财政赤字也已经达到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的规模。

美国近40年来的历届政府与债务上限变化（图/BBC）

美国财政不断恶化，连续20年赤字（图/usafacts.org）

对于短期原因来说，政策上的妥协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能谈出结果。虽然这次的初步协议能否通过尚未可知，但至少这说明谈判空间始终存在。然而对于长期原因来说，债务背后的财政赤字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财政问题无非是收支问题。就联邦支出而言，其最大部分是社会保障、健康保险等方面的强制性支出，这些都是由美国法律规定的，不受年度预算制定过程的影响。这些支出已经很庞大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这些支出会越来越多；到2033年，每年用于老年人收入支持的支出将与教育、环境、国防、科学和交通的所有支出一样多。

而在国防开支方面，两党唯一的共识恐怕就是越来越高的军费支出。遏制中国需要钱，维持航母战斗群需要钱，买新的F35需要钱，向乌克兰源源不断地供应军火依旧要掏钱。钱自然得从美国GDP里来，然而，美国军费支出占全球一半以上，但美国的GDP却连全球的四分之一都没到，“力不从心”显然是对这种野心与能力错配的最好形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提高债务上限的初步方案里，军费开支和老兵退伍医疗基金支出都明确列为保护对象，显然这方面的利益集团，两党都不敢得罪。

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以上（图/Visual Capitalist）

美国GDP却只占全球的24%（图/Visual Capitalist）

支出节节升高，而GDP增长乏力，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自然就无法避免，而且非但无法避免，甚至还连年恶化。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美国历经20多年的财务赤字历史，终于把债务/GDP比值从冷战结束后的50%以下，拉到了疫情初期的140%。从忽略不计到31.5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积累花了100多年时间；而据经济学家估计，美债上限突破100万亿美元的情况，将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发生——指数函数铁一般的规律。

美债规模（左轴）对比债务GDP占比（右轴）（图/ING）

所以说，无论结果是新的债务上限顺利产生，还是拜登政府使用别的方法绕过国会，都不会是美债危机的最终结局，它只会是美债危机高潮的序幕。

毫无疑问，目前美债有失控的趋势，一次次矛盾的积累只是把雪球越滚越大。债务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已经不是某届美国政府所能解决得了的。

如何应对

假设美债一旦违约，美债的问题会随美元向全球扩散，以下冲击是大概率会出现的：

金融市场方面，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冲击。投资者会转向规避风险，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股市大概率会出现暴跌行情。它还可能影响美元的价值，而美元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广泛使用的货币，换言之美元贬值很可能会冲击国际贸易。

利率市场方面，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可能促使信用评级机构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这不仅可能增加美国的借贷成本，也可能增加其他国家的借贷成本。而更高的利率可能影响全球贷款和投资，影响世界各地的企业和个人。

全球贸易方面，美元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经济的任何中断都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债务上限危机有可能导致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减少，这可能会抑制全球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那些依赖美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国。

信心和情绪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债务上限危机可能破坏全球对美国政府有效管理其财政能力的信心。它可能会削弱对美国经济稳定和美元作为可靠储备货币的信任。这种信心的丧失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抛售，投资者既需要承担美债减值的损失，又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安全资产压舱石。

此外，金融市场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有可能引发蔓延效应，影响到其他财政状况脆弱或经济基本面薄弱的国家。投资者可能会对新兴市场更加规避，寻求避险资产，导致一些国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而中国作为美债的主要外部持有者以及国际贸易的中心成员，显然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以应对美债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具体来讲，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措施。

分散投资：中国可以继续分散其外汇储备，降低美国国债的占比。通过减少对美国债务的暴露，中国可以将潜在违约的直接影响降到最低。

加强国内经济：中国可以专注于加强国内经济，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中国可以减少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同时中国也应该控制内部债务的规模，保持地方和中央财政的健康。

加强金融稳定：中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压力测试，加强风险管理系统，以减轻美国债务危机的潜在溢出效应。确保国内金融部门的稳定是管理外部冲击的关键。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和区域伙伴密切合作，加强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以帮助抵消美国贸易和投资的潜在干扰。

监测和管理货币汇率：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密切监测货币汇率，并实施适当的措施来保持稳定。管理货币波动可以帮助减轻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

做好针对性预案：中国可以建立应急预案，其中可能包括稳定金融市场的措施（资金准备），支持受影响的行业，并确保贸易和投资流动的顺利运作。

中文里“危机”这个词，既包含了危险，又暗示了机会的存在。美国财政和债务危机的恶化，背后本质是其野心和实力的不相匹配。同样，在可能的机会面前，一个良好的内部市场和健康的财经金融体系，是确保中国能抓住机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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