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沉郁顿挫”词风是如何形成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从屈宋到老杜，由诗歌而词赋，辛弃疾词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与其思想观念，心态经历交织调和，相伴相生。辛弃疾的词豪情中怀有深沉，雄放处孕育悲凉，真正继承了唐代杜甫以来“沉郁顿挫”的情感艺术特质。辛弃疾“平生塞北江南”的人生阅历，词苦心危的精神世界，潜气内转和摧刚为柔的情感表现，在现实层面上深化了“沉郁顿挫”的底蕴内涵。

杜甫天宝十三载《进雕赋表》首次将“沉郁顿挫”带入文学批评领域:“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此后，“沉郁顿挫”被广泛地用于评价杜诗。

辛弃疾词中即常可见词句语汇脱胎于杜诗:“杜陵酒债曲江边”(《最高楼·庆洪景卢内翰庆七十》)，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之意;“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接受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意;《上西平·送杜叔高》一首中就有“江南好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文”两句，分别接受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和《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句。辛弃疾被称为“词中杜甫”。

辛弃疾自幼受祖父辛赞熏陶教育，抱定恢复中原，统一河山的伟大志向，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表南归，至68岁卒于铅山，却始终没能实现复国理想。他以“归正人”的身份仕宦南宋朝廷数十年，时时被“以异壤视之”，辛弃疾是寂寞难言的：政治上备受排挤打压，处境恶劣；统治阶级的倾轧孤立投射进他文人特有的敏锐诗心，忧谗畏讥、隐忍怨艾当属必然。他对上层的不满只能深藏于内，曲折表达。辛弃疾本横竖烂漫，成词却沉郁顿挫，正源于满怀平生不平事的矛盾心理。“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夙愿一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寝听金月，因风想玉珂”(《春宿左省》)般虔诚和执着。博大深沉、广远厚重的忧国忧生情怀在杜辛二人作品中有相似体现，配合奇崛雄深、铿锵拗仄的章法句式，赋予作品离合顿挫之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大举攻宋，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辛弃疾率众举义，奋然南归。他年仅23岁便在万众之中生擒叛将，“如侠毚兔，束马衔枚”“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极富政治谋略，复国决心坚定，曾为朝廷提出《美芹十论》等奏议，体现出远见卓识的军事眼光。但此后南渡数十年生涯，宦途辗转，他却再也没能真正施展过滔滔大略、磊落雄才。青年时代南归前夕，这段气势凭陵的光辉岁月成为辛弃疾此后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南归后的词作，辛弃疾频频追忆少年壮举，慷慨悲壮，凌厉无前。“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这些词一再追忆昔日英姿，除却这段往事本身具有的非凡意义外，更多是对词人收复河山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种补偿。这种补偿也只能通过不断“追忆”或“梦回”的方式接近复现，岂不沉郁悲凉!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那刀枪铁骑、弓弦雷鸣的英雄战场只能出现在梦境，往昔壮美沙场的回忆正凌空直上，一句“可怜白发生”，顿时让万丈豪情陡然下跌、戛然而止、回归现实。北方战场旌旗蔽空，精锐战士骁勇杀敌的梦境赤裸裸地映衬着现实中功名未就、满腔遗恨的南渡衰翁。今昔对比，梦境与现实反差强烈，郁怒之词只能化为悲凉之音。

辛弃疾空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在失志英雄的悲恨里，自然山水也化为热血战场，与军旅生活相关的“长剑”“惊弦”“笳鼓”“胡沙”意象常现笔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灵山斋庵赋，时筑偃湖未成》);“门外苍官千百辈，尽堂堂，八尺须髯古”(《贺新郎·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相访韵》)，其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付诸草木，在兀自营造的想象中指挥军队，驰骋疆场，辛弃疾痴态何等悲哀!

北宋国都在建康西北，辛词每每连用“西北”“神州”传递家国情怀:“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送施圣与枢密帅隆兴》);“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送杨民瞻》);“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神州”蕴含了家国理念，华夏情结。诗词创作早有以“神州”代家国的传统:“动天金鼓逼神州”(韩偓《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男儿西北有神州”(刘克庄《玉楼春·戏林推》);“神州正在干戈里”(吴潜《满江红·送陈方伯上襄州幕府》);“梦断神州故里”(吴文英《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这些字句间饱含英雄衷肠。辛弃疾词正运用了这种联系，屡屡铸熔深沉的家国情怀于“西北神州”的北归愿望中。“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生长西北，仕宦东南，对辛弃疾而言，地理方位的主客差别十分明显。

秦汉至隋唐，国土建都选址多在长安，受汉唐气象影响，“长安”在古人诗词中常化身为联想指代故园国都的文化语码。辛弃疾词“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郎中赴召》);“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长安路，问垂虹千柱，何处曾题”(《沁园春·答杨世长》);“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甲辰岁寿》)。其心犹恋阙，言情沉郁，陷绝失望，何复可道?

“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辛辛弃疾深沉的家国情怀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化成英雄恨，将铮铮之音转为哀哀长歌，是其沉郁顿挫词风的形成基础。

辛弃疾平生辗转塞北江南，归来已然华发苍颜，郁怒悲凉盘亘于胸。失意英雄心危词苦，拍遍栏杆，见证今古兴亡的历史古迹成为他沉郁感怆情绪的触发点，或登临咏史、或怀古述志，古今观照中成就的怀古咏史佳作，是辛弃疾沉郁顿挫英雄词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建康府“东滨瀛海，西接楚湘，北连齐豫，南引江浙而大江贯其中”，四面邻水、群山环绕，自古就是江防要地。历史上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及南唐都曾在此建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漫游吴楚，乾道三年(1167)返回建康;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通判，三年后迁司农寺主簿至临安。淳熙元年(1174)回到建康，任江东安抚使。建康在辛弃疾多次往返间承载了深沉厚重的怀古词情。

建康有赏心亭在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昔日帝王之都，如今只有兴亡满目。廉颇老矣，大宋故土仍收复难期，登亭遥望，怎能不引得“闲愁千斛”?《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中，辛弃疾不禁回忆起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大破苻坚数十万大军的宰相谢安。风流人物如今难再，南宋君臣亦不能乘时发奋、致力恢复。“宝镜难寻，碧云将暮”“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看似写景，实则暗指南宋风雨飘摇的政治时局。从无情之景到有情之景、运密入疏，辛弃疾与世龃龉的无奈悲愤在无声笔墨中宛然呈现。《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辛弃疾于落日楼头登高望远，悲凉地感慨“无人会，登临意”。千里清秋，水天一色，浩荡苍茫的景致中，辛弃疾仿佛一时间与自然融为一体，却又渺小孤独，抵拄叹息，与天地格格不入。一如陈子昂“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李义山“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悲愤沉郁却没有叫嚣，含蓄蕴藉、荡气回肠。

长江下游南岸的京口，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城内外东南西三面环山，地理形势颇似建康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辛弃疾南归途中经过京口，嘉泰四年(1204)差知镇江府。早年与范式家族在京口结缘，晚年又于此镇守，京口无疑是辛弃疾仕途行迹中的重要地理坐标。

自古灵山秀水出英雄。辛弃疾与友人陈亮论镇江地理形势:“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三国孙权即将政治中心“自吴迀于京口而镇之”，并筑铁瓮城于北固山，以其雄险巩固东吴霸业。宋南渡后占据江左，地理形势颇似三国、东晋。辛弃疾览京口北固亭，曾几次赞叹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北固楼头的感慨中，交织着辛弃疾老成谋国、忧深思远的矛盾心怀，逢楼登览、鉴古观今，悲郁难平是英雄常情。

北固楼于晋朝始建，这控楚负吴、襟山带江之地见证了今昔盛衰，必然给人以人事沧桑之慨。“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神州陆沉殆五十年，岂无忠义之士奋然自拔，为朝廷快宿愤，报不共戴天之仇，而乃甘心恃江为固乎?”北固楼头，骋目遥望，满眼风光涤荡着兴亡旧事滚滚席卷而来。如今金兵四起，烽火狼烟中，东南战未休。辛弃疾因景生情，抚事寄慨，思接千古，沉郁顿挫。

南朝开国之主刘裕，小字寄奴，长于京口，后灭南燕、收巴蜀、败后秦，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称帝，建立刘朱王朝，成就一代伟业。辛弃疾词饶有气势地描绘出往昔英雄形象:“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如今英雄老矣，往事不堪回首，今昔对比，辛弃疾词悲慨英雄迟暮的同时融自慨、忧时为一体，郁勃悲凉。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文帝刘义隆北伐失利的史事，更促使辛弃疾忧愤地回忆起四十三年前亲身经历的那场宋金战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当年辛弃疾率表南归，眼见战争形势对南宋军队有利，朝廷却无意北伐而失去良机。词人感慨孙权、刘裕式的英雄人物“气吞万里如虎”，实际返照南宋朝廷不能自坚其志，“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是家国现状，亦是辛弃疾忧心痛苦的根源。自靖康之难徽钦二宗被金兵掳走后，宋金长久对峙，战争不断，大宋江山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状态。辛弃疾空怀一腔壮志，直到年迈体衰，仍无用武之地，作词融入忧时伤世的感怆，家国忧思油然而生。悲神州沉陆，痛山河破碎，肝胆欲裂、发之为词，如冷月哀弦、沉郁顿挫。

江西隆兴(即今南昌)，地处长江以南，形势险要，水陆交通发达，所谓“襟三江而带五湖”。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任江西提刑至隆兴，淳熙四年(1177)去往江陵;淳熙七年冬(1180)再任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次年罢官，归带湖。

追忆往昔壮举、感慨历史兴亡，辛弃疾在南北异域、今昔迥然的对比中反观时代，审视自我而壮志未酬，英雄迟暮而悲凉感怆更与何人说?南地的古迹名胜见证了一代代江山流转，英雄起落，失意如辛弃疾，最能清晰地闻见历史低沉哀凉的回声。辛弃疾怀古咏史的过程中，见证世事兴衰的南地古迹自然架起了辛弃疾词沉郁顿挫的情绪支点，摧刚为柔，辐射出辛词核心处悲郁深长的情韵。

宦途二十余年，辛弃疾足迹遍布建康、江阴、广德、滁州、江陵、隆兴等地，“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是他夹杂着沉重无奈的感叹。复国理想迟迟不得实现，他又因“归正人”身份，屡屡受到南宋朝廷排挤轻视，几番辗转，辛弃疾词中渐渐出现“宦游吾倦矣”(《霜天晓角·旅兴》)，“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失落沉郁语。游览名胜时，他甚至高呼“明日五湖佳兴，扁舟去，一笑谁知”(《满庭芳·游豫章东湖再用韵》)，似乎属意归隐。

辛弃疾宦海沉浮，悲欣交集，“世间喜愠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哨遍·一壑自专》)。他一生曾有四次投闲置散的经历，其中时间较长的是淳熙八年(1181)至绍熙二年(1191)于上饶带湖，庆元三年(1197)至嘉泰二年(1202)于铅山瓢泉。赋闲期间，辛弃疾常在词中书写闲适情致，将与鸥鸟忘机的快乐自得娓娓道来，而在这旷逸佯狂背后，深藏着他壮志满怀、不得而用的无奈悲哀。词情表象与内在感受存在激烈矛盾，优游之趣暗藏被迫隐居的落寞忧叹和孤愤壮慨，仕隐矛盾下故作轻松的词章是辛弃疾词沉郁顿挫的现实体现。

带湖位于信州府城北门灵山下，“信州城，初置四门:南曰广信，北曰灵山……”，因“枕澄湖如宝带”而被辛弃疾命名为“带湖”。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避祸初次寓居此地，“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此处投闲寓居处山环水绕，地理位置优越，已见辛弃疾复出期许。

闲居带湖时，辛弃疾曾于铅山访得周氏泉。《铅山县志》载，当时共有两泉，“其一规圆如臼，其一规直若瓢”，辛弃疾以《论语》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立意命其名曰“瓢泉”。绍熙五年(1194)，辛弃疾因左司谏黄艾论列，于闽罢帅，到瓢泉继续修建居室，庆元二年(1196)举家从带湖搬迁至瓢泉，与此地结缘深厚。

带湖瓢泉寓居时期，辛弃疾词赋此间山水，表达欢欣爱赏，几度流露出“忘机”心意:“为爱琉璃三万顷”(《贺新郎·觅句如东野》)，赞美自然的本色可爱;“功名浑是错”“好山千万重”(《菩萨蛮·辛弃疾日向儿童说》)写摒弃功名的安贫之乐;“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描贞洁自守之趣，饮酒煮茶，看山听泉，路险山高，仍可避世独处。赋闲之地的山水似乎已将辛弃疾的出仕壮志转为隐逸闲趣，看起来他此刻仿佛无意于济世功名，而此类“旷逸之语”背后，实则满载着去留无处的无奈:“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临江仙·老去浑身无着处》)，充溢着知音难觅的凄凉:“南云雁少，锦书无个因依”(《新荷叶·和赵德庄韵》)。

细看辛弃疾的隐逸词，几乎每一首都在故作轻松的表象下隐藏了郁郁不得志的悲哀。他调笑着对鸥鸟说“来往莫相猜”(《水调歌头·盟鸥》)，看起来是单纯地对鸥鸟表达喜爱友善，但为何要有“莫相猜”的嘱咐?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置身的政治环境多是恶劣黑暗，辛弃疾时时被排挤猜忌，他往往“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只能深藏于心，借与鸥鸟对话，委婉曲折地表达。而被他托付了真心的鸥鸟却“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自顾自地飞翔嬉戏，并不理会辛弃疾的一片赤诚。功业难成、知音难觅，是英雄最大的悲哀。

辛弃疾不曾一日放弃恢复河山的壮志，闲居带湖时，亦无时无刻不在出处之间犹疑，笔下的景物自然被赋予了他内心的志意。写啼鸟，则“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南歌子·独坐蔗庵》)，怨怒哀伤，读来令人色变齿冷。写归耕，却“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欲湖上闲行，却无奈上天“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行香子·三山作》)，变幻莫测的天气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风雨飘摇的南宋时局。

功业难成的忧愤郁积于胸，垂垂老矣仍“两手无用”的辛弃疾甚至成为了他笔下南地风物的嘲笑对象。“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鱼鸟笑他奔忙一世却“两手无用”，碌碌无为;“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灵山笑他年世已衰，却未戎马复国，只得归耕;“白发还自笑，何地置衰颓”(《水调歌头·和赵景明知县韵》)，他嘲笑自己潦倒衰颓，再无用武之地。无论被嘲抑或自嘲，这故作诙谐的“笑”，实则蕴含了无尽悲哀。他胸中情绪本郁勃，所以万千风物入眼，随手写出即如是悲凉。没有拔弩张，沉郁顿挫已熔铸进信笔调笑间，格调苍劲而意味深存。

面对官场浑浊、世运衰颓，英雄感怆往往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辛词“流连光景，志业之终”的言语表面与辛弃疾内心真正的沉郁愤懑相互矛盾，构成不和谐的画面，寓哀沉之调于激越之声，遮掩在超旷下的悲凉愈发沉重。他置身南宋宽忍委弱的政治环境下，仕途数起数落，复国大业愈发遥远艰难。“功名只道，无之不乐，那知有更堪忧”(《雨中花慢·旧雨常来》)，辛弃疾故作避世姿态，语出旷逸，实则是为了遮掩悲凉心绪。沉郁之情不得发，遂转为放归求隐辞，情绪实质仍沉郁顿挫，可谓超旷其外、沉郁其中，而且这份有意的“欲盖弥彰”，更越发令人觉其情沉思郁。

未能戎马报国是辛弃疾一生永远的“意难平”，归耕时，他面对朝廷的排挤，只得苦笑自嘲，是似笑实悲。赋闲词中，他赞美鸥鸟是“来往莫相猜”的盟友，歌颂泉声是“清佩琼瑶”的仙音，对归隐生活中的风物看似无比亲近，实际却始终疏离。南宋于辛弃疾而言并非家国;辛弃疾“归正人”的身份对南宋来说也只能是“客”。辛弃疾的避世始终与他的愤世相依存，内心怨愤不曾真正排遣，仕隐之间从未真正安于后者。赋闲时期故作旷逸的词章是辛弃疾不平心事的外在表现，实则语缓情烈，骨力绝遒，充满沉郁壮慨，涤荡顿挫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