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与古文字释读工作艰难繁重，相关工作者在不断的曲折中摸索前进。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期我国的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者就开诚布公地解决了一次“误会”。
中国文物报社旗下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2月17日刊发文章《夏文化 | 李维明：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2000 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Ⅲ区二里头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一块不规则形残陶片（2000ⅢT4⑩：40），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物。笔者仔细观察这块陶片后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陶片，因为在这块陶片表面存有多个字痕。对于探寻二里头文化文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陶片特征为夹砂灰陶，素面磨光，陶胎较厚。表面显示字痕似不少于4个字。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照片）（采自《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临摹）
在文章中，李维明先生将陶片上的四个“符号”释读为：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中蛇（龙）字与镶嵌绿松石龙造型比较参照郑州二里冈出土商代早期牛肋骨刻辞“又乇土羊”和 殷墟商代晚期卜辞“……在南土……告事”（合集 20576 正）辞例，试将四个字排序成文：
对于“符号”的组合意义，李维明认为，文句试读，“土（社）六蛇（龙）告”。按殷墟卜辞中告祭辞例， 告也可以前置，试读为“告土（社）六蛇（龙）”。文句记事，在土（社）用蛇（龙）六（数量或次数）举行告祭。
李维明认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地层出土祭祀陶文，对探讨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这块存有祭祀陶文的陶片曾断为两块，经粘对修复后显示其上陶文字数至少有四个字。这一现象启示，以往有些二里头文化残陶片上所存单个或残缺字，存在因陶器破碎导致文辞分离的可能性。
其次，陶文简要记述地点、用牲、数量、祭祀等叙事内容。从而证明二里头文化有记事文字，按照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说， 夏文化有文字的学术判断因此得以证实。
最后，上述陶文与郑州二里冈早商文化牛骨刻辞，殷墟晚商文化甲骨卜辞文句结 构近似，显示二里头文化文字与商文化文字具有传承关系，确认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不过，李维明的上述研究成果仅发布一天后就被证明为“乌龙”。
2月18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说明《关于二里头遗址2000ⅢT4⑩：40陶片标本的情况说明》：“文博中国”公众号2021年2月17日发表了李维明先生的大作《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我们看到后立即认真拜读，并找到《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中的文字、图版、原始照片和陶片实物原件核对有关情况。
二里头工作队对于李维明文章中认为的“符号”做了解释：该件陶片系由两件残片拼合、粘接在一起的，原来的两片陶片分别出自2000ⅢT4⑩和2000ⅢT1H22，两个堆积单位的时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因能够拼合，技师当时用黑色记号笔拉一条长线划掉了其中一个单位号“00ⅢT1H22”，并在接合处划了6条短线。
“将李先生大作所认定的4个字与《二里头（1999～2006）》图版二四二：4对照发现，此陶片上所谓“字痕”，系整理过程中记号笔的笔道和原器表裂痕等。我们早年整理资料过程中用记号笔划线，确有不规范之处，对大家使用资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误导，在此深表歉意，将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规范。李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存在文字，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将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更加关注有关细节。”二里头工作队方面解释。
公开资料显示，李维明（1956.11— ），男，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从事考古与文物学术研究。2003年4月曾在3000多年前的一段商代牛肋骨刻辞上发现第11个残存文字。
李维明的主要著作论文：《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先商文化的异同看其性质归属》、《再议东下冯类型》、《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发掘简报》、《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简报》、《夏年新证》、《河南新密曲梁遗址发掘报告》、《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卜辞新识》、《亳辨》、《乇辨》、《郑州出土战国陶釜陶文初识》等。
2月19日，国家博物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李维明在研究时所依据的是公开发布的图片资料，因此造成“误判”，整件事系一次“误会”，希望今后研究机构和考古队方面加强沟通。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程沛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