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一张物理试卷，上面让我举出自然界中的三种大型热辐射，且是在真空中传播的，我想了很久，只能想出太阳。突然发现verla就坐在旁边，于是叫他“快帮我百度!”但过了一会儿，他的回复是：“百度今天挂了，搜不到什么。”然后又问我：“写太阳还不够么?”
我怒火中烧，很想揍他一顿，心想我的高考砸了全怪他。但又开始心虚，第一道题都答不出来，之后该咋办。仔细掂量了一会儿后，我到客厅找到正在吃饭的我爸。这套房子里面的陈设和我12岁时搬进来时毫无二致，但我爸已经成了个小老头了。我平静地跟他说：“爸，今年高考我就不参加了，没什么意义。”
他也很平静地说：“是啊，你都上班好多年了，参加高考有什么意义，再考进清华北大，工作能比你现在的好吗?”
听到了这句，我松了一大口气，心中巨石放下后，一股巨大的委屈翻了上来，我说：“而且我现在要参加高考还得上个补习班，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和一班高中生在一起上课，学些三角函数力学原理!根本看不懂，还很难堪。”
他说：“那就不去了三，多大事。”然后继续吃饭。
几分钟后我醒了过来。时间是2016年春天一个周末早上的11点，地点是深圳南山区。上一次做关于热辐射的题至少是10年前，梦中我和我爸对话的那套房子在地震后已经被拆毁了。除了这些细节之外，这个梦的主要情节，和过去十多年间数个关于高考的梦没太大不同：突然坐在考场,或者是即将上考场的课堂上，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做题，或者看不懂课本上的任何东西，然后立刻慌了。有时老师会开始催促，嘲笑，或是发脾气，有时同学开始和我一样干着急，或者反过来，他们轻松地开始做题，反衬我的干瞪眼和慌乱。
《小团圆》一开头，张爱玲就说她最害怕的梦就是梦到在香港念书时的考试。但我读到《小团圆》是高考结束十多年后，虽然非常理解这种感受，但并未产生多少的同袍感——因为这十多年里，我已经认识了一万个做这种梦和怕这种梦的同袍，明白这是一种常态。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只有我会做这种梦，因为我参加过两次高考。那些第一次高考就很顺利，求仁得仁上了满意的大学和专业的人，应该不会梦到这种破事。直到我认识了一万个这样的人，他们为这些梦痛苦不堪。再后来，我想可能这和考了几次没关系，大概我等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的弱鸡，才会在这种梦里吓尿裤子，直到我又认识了一万个强大坦然的精英，他们在夜晚一样被困在这样的梦里。再再后来，我觉得顶天在高考结束一年后，我就不会在梦到任何关于高考的事情，后来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工作N年了，我的侄女都参加高考了，我依然在梦里做着三角函数题，虽然一边做题一边想：“等下去上班迟到了，得跟老板解释下我是去参加高考了咧。”——在梦里都知道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却还是摆脱不了它。
前几年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每次梦到高考，必是最近遇到了什么压力很大的事，于是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可能会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梦了：大脑已经把高考当成一个最典型的压力过载事件，存在了某个神秘的库里，一遇压力，大脑就会习惯性地又把这模型从库里薅出来，琢磨一番。这一切不由理智决定，在梦里的慌张和窘迫，也不是理智能消解的。如果没有意外，到80多岁，我可能还是会梦到。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小团圆》的结尾，已经进入暮年的张爱玲，还是一直做着，且怕着这个梦。
虽然不可能逃离这个梦，但这些年来，我还是尽可能在梦里发挥了一些主观能动性：这么讲虽然非常怪，但是我在这个梦里的表现，不谦虚地说，好像还是有点进步的：早一点我只会对着试卷心乱如麻，最后在心悸中醒来。过了几年，我在梦里开始慢慢丢下试卷，偷偷跑出来，回避梦里的老师的羞辱，当然这还是在逃，有点小慌。再过了几年，我开始在离开考场时，跟自己解释：我现在有份很好的工作，不必再做这些东西了。没有这些，我也能过得很好。到了最近一两年，梦里的我已经开始跟其他人正面冲突起来：把试卷撕了，或者反羞辱考官，煽动其他考试的人一起离开，或者像文章开头那样，比较平静地跟别人说我不考了，我没有义务承担这个。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几种状态经常间插在一起，只是某一种状态相对较多。
随着经历增多，一些别的东西也被加进了这个压力模型中，比如除了高考试卷，我也偶尔梦到拿不到大学毕业证，KPI完不成等。但后两者比较少，其实我的经历中，还有一些比这些更险的事情，但他们甚至连压力模型都没资格进入，噩梦主要还是以高考为主，它还是最大心魔。想来是第一次高考失利的时候我还太弱太嫩了，一个今天回看不算多大的事，压伤了本来就很脆弱的芦苇。
我今天还能很清楚记得第一次高考分数下来时的场景，听了后简直不敢相信，其他成绩是意料之中，但数学低的离谱。我的数学是不好，但平时基本都能及格，考试那天并未特别发挥失常，成绩却只是及格线的二分之一不到。高考试卷算是某种高度机密，且盖棺定论后再无翻供可能，只能承认事实。事隔好几个月，我都开始复读了，才突然想到一个可能：为了防止高考黑产业链，除了答卷的名字要封住外，所有答卷上还不能出现任何和答案无关的内容。而我有在卷子上打草稿的恶习，这种草稿会被认为是做记号，据说见一次扣20-30分。应是遭了此劫。
我的同桌是学霸，江湖排名是班上第二。不幸此人有跟我一样的恶习，也是满卷子涂鸦。此人平时考数学接近满分，可高考数学成绩刚刚及格。考前我们班主任觉得此人能上清华北大，结果上成都本地的电子科大都不行，最后上的是电子科大专科。我们虽是同桌，但交情十分淡薄，事实上我们都有点讨厌他，因为他实在太高冷太跩了，当然学霸都这样。知道我们俩可能都在这个事情上栽了一跤后，我竟然第一次对这个有点讨厌的人产生了一厢情愿的同袍之感，很想在开学前和他聊一聊，也许能一笑泯恩仇啥的，但后来发现根本没人家联系方式。然后我就想，也许能在复读时遇上。因为觉得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人，怎会愿意屈尊去读专科。但后来听同学说他还是去了，因为思前想后，觉得“专科也就是多读一年，就可以专升本。都是多花一年，总比复读好。”原来复读是更看不上的。大概在很多人心中，这就是一种留级。
我父母也有想过不让我留级，而是进个差不多的学校就行了，因为栽跟头归栽跟头，在大学死命扩招那几年，别说只是数学考砸了，就是全科都考砸了，照样有学校要你。我后来收到了一所二本的通知书。之前家人对我的预计是上一本，毕业后好好找个挣钱点的工作，让我不要像他们一样穷困潦倒。既然这次主要是乱打草稿造成，只要不再犯，那再考一次，进一本可谓十拿九稳，多复习一年怎么都会有点提高，应该还可以进个更好的专业。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我父母颇为犹豫，对穷人来说，长远的目标常输给眼前的成本，到底该在我的教育上花多少钱，是我贫穷的父母必须要精确考虑的。复读就意味着还要多养我一年，这看上去颇不划算。不要小看这养一年的成本，事实上，我们家已经穷到在高考前，我妈就想让我只报考师范专业和军校的地步——因为这两种不需要学费。连大学学费都想能免则免，何况多养一年复读生。对我贫穷且心力交瘁的父母，过去十八年里每天都在盼着“等你上大学了我们就要轻松些了”，结果绷了这么多年，到终点了却发现还要再熬熬，颇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感。
我爸是一个穷人思维深入骨髓的人，在他脑中只有省钱二字，又爱说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所以在那个做决定的夏天，他老在家里说些“女孩上那么好的大学干什么，又不可能再读研究生，赶紧上完大学找个工作算了”之类的话，让人听了又恼火又无力：自己考差了，落人话柄，没有顶嘴的权利。而我妈的想法则比较复杂，她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只要有可能，这辈子她做什么事情都不甘落于人后，对我的要求也是如此，所以我爸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也让她挺恼火的。但我们家又实在太穷???所以一开始，她的态度比较模糊，哪条路都不说死，还在尝试各种可能性，比如托关系，搞名额，或者让我去上网络分院之类的。时间一天天过去，死线越来越靠近，我决定要和她好好谈一谈。
我找的理由是这样的：大学既然在死命扩招，那就说明大学只生会越来越多，你现在觉得有用的大学文凭，会越来越不值钱，最后优胜劣汰下来，只有好学校的文凭才值点钱。现在上一本二本其实学费根本差不多，到我毕业时，就业行情却可能天上地下，不是更不划算?所以还是复读更好点。我也不知道当时这些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是自己分析的，也可能是看报纸上的社论，也可能是和别人聊天听来的，总之我煞有介事地跟她讲了一通，她不置可否。几天以后，她走了决定：同意去复读。我不知道是我说动了她，还是别的路径比如网络学院等被堵死。我从来没问过她，这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谜，但现在也没有机会问了。
复读是同意了，但她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不想你去补习班，因为听说补习班的气氛很不好，你最好是插班，但你们学校没有插班制度。”我想也没想，说：“这个我来解决。”之前我在学生会当个小委员，和校长之类人物说过一两句话，虽然不至于能混个脸熟，但最起码知道办公室的大门朝哪开。开学前一天，我和我妈去了学校。我敲开了一个脾气最好的周姓副校长的门，跟他自我介绍，问他可记得我。他说记得，我不确认是不是客气话。然后我说我想插班，希望他能帮我，他问我可有中意的班，我说我已经打听过了一些情况，想去高三一班邓老师那里。他手写了一张纸条给我，说：“给邓老师看就可以了。”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慌忙中给他鞠了个躬，就出来了。
我妈在门口等着我。大概因为她也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我们都很沉默。可能一个成年人看着未成年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办成了她觉得很难办的一件事情，内心既有欣慰又有窘迫，她没有夸奖我一句，而是挑了我一个错：“你以后不要那么给人鞠躬，太生硬太做作。”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氛围，几乎从来没有赞扬，永远只有问题。多年后我看药家鑫案的报道，看到那个说“他越喜欢做什么事，我也要给他泼冷水”的父亲，几乎要掉眼泪，我太了解这种家庭了——但这都是很后面的事了，我当时沉浸在事情终于解决的大喜中，对我妈就应了一声。
之后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复读一年后上了一本，但也不是什么多好的大学，专业更是调配的莫名其妙的专业，到了班上才发现，除了一个女生外，全班均为调配来的。毕业后找了和专业对口的设计工作，但干了三年就烦了，遂转行。今天干的已经是和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了，但仅仅因为PS用得熟，经常要帮同事改图，自己出书也是自己画的插图。高考对人生轨迹造成的影响，正在逐渐远离，最近几年我的生活中的各个鲜活的，切实的元素，几乎全是由“转行”这件事情造成和驱动的。高考，和与之紧密相关的青春期啦，学校生活啦，已经面孔模糊得像晾在海滩上的白色巨鲸骨架，也许曾经很重很了不起，但今天只宜放进博物馆，来研究昨日与今天之间一些隐秘的关联时用。
我一直很讨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里把高考称为改变命运的大事。每次听到我都想冷笑，因为按照巴尔扎克还是谁的说法，人一天中就能遇到至少三次改变你命运的大事，“改变命运”这一属性，根本就是不值钱的常态属性，事件无论大小，都在矩阵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未来，单把高考拎出来说挺浮夸可笑，也挺没有说服力——在今天，拆迁只怕比高考更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这种说法着实肉麻。不过现在仔细想想，高考那年我的生活起的最大的变化，倒不在高考本身，而是因高考而起另一件事：我妈第一次把一些事情的决断权和处理权，交给了我。比如是否要复读，或是怎么解决插班问题，他们难得地尊重了我的意见，交了一部分给我处理。
在我那个主张强控制的原生家庭，18年内，我和我父母之间是没有任何议价可能的。他们对我的意见和诉求几乎没有任何听取的兴趣，只要他们决定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更改的，无论我做任何反抗。甚至很多时候，我越反抗，他们会更加坚持，就是要让我明白服从乃是唯一活路，这是他们控制狂的粗暴本性造成。但在成年和高考失利双双到来时，我妈出于各种今天我已经不知道的原因，放了一些权给我，可能她觉得，该是做这个的时候了吧。当然这个放权也不彻底，第二年高考填志愿时，她依然全权掌握了整个过程，不给我任何选择的机会。上大学和上班后，她也曾经试图插手过我的恋爱和职业规划等，当然，会越来越乏力，毕竟我的自主，在她那里是“既有欣慰又有窘迫”的，就像某年她在那个校长办公室门口感受到的一样。总之我开始在那个时候逐渐接管自己的人生，虽然过程中充满了拉锯战。
等我上班后，我妈流露过几次对当时选择了复读的庆幸，因为从她收集到的几个案例来看，之前那个二本的毕业生好像真的挺难挺难找工作的，但考虑到她顶天也就听了不到五个案例，所以跟统计结果可能有很大偏差。她甚至用我的例子去劝说过一两个她遇上了同样困境的朋友，这些人也在让孩子复读或读差一点的学校之间摇摆。她用了一些类似破釜沉舟之类的词来鼓励他们，并刻意夸张和美化我们当时的经历，让我十分难堪。说多了她自己也信的深，以至于后来我告诉她我老是做关于高考和复读的噩梦时，她十分惊讶，说“你如果当时不复读，不再考一次，会过得很惨吧。”她奇怪这个选择做的这么好，为什么还在梦里折磨着我。
但其实不能这么假设，人生没有如果，但是有很多但是。事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了当时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深深自豪，但大脑是不骗人的，它记录下了你当时所有的惶恐失措，那里面非但没有一点点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可以说服自己的判断，还满满的都是对命运的无力感：在意外和变化迎头打来时，自己所做的努力，好像都是蚂蚁在巨浪中的挣扎，只剩焦躁和绝望。白天醒来一抹脸，强行告诫自己要顶住，要坚强，不要沉溺于痛苦和害怕中，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现在用自己能集结的最大智慧和勇气去处理事情吧少年，也许还因此为契机，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成年人。而在晚上，那个弱小的自己，却被困在在永远无法逃脱的噩梦里汗如雨下，即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战胜，却从来没有一次胜过——因为你并没有胜，如果胜了，这个事件最后根本就不会进压力模型来。也许这件事情最后解决得还不错，但大脑很清楚，是时间，他人，社会，运气，概率论或是别的什么因素解决了它，而不是你——不过，世界上大部分问题，好像都是这么解决的。这么一想，好像稍微好受点了。只是那个弱小的中学生，和她面对的巨型灾难，被当成了人生的某种苦难标本，钉在了记忆的某个匣子内永不出来，直到心脏停止跳动，脑电波消失。
不过，那个随着年龄增长，在梦里开始逐渐学着逃离和反抗高考的人，更像是两个自己的结合：一个是那个永远逃不了的高中生，另一个则是后来不断长大的成人，她随风潜入夜，掉进了记忆的标本匣子里，和高中生共用着同一个身体，高中生继续惶恐，而她则更多是不解：“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个高中教室里啊?”在这个表达不解的过程中，她像个信使一样，给高中生传来了这些年的各种信息：自己大学毕业了，工作了，转行了，恋爱了，蹬了王八蛋前男友，给妈妈送了终，自己30岁，40岁，50岁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高中教室啊?”她救不走这个高中生，但这里也困不住她，天亮后她就会离开，直到下一次，她们再在这个不太愉快的场合里重逢，她给她带来更多的信息。
我希望那个永远停留在17岁的，弱小的，已经很陌生的高中生，是为那个成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