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记录西瓜的第一人？真实的契丹族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场景？
这是琉璃河古桥，横跨一泓清波，旁边不远处是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高架路，再往南，是著名的燕都博物馆。在高架路没有建成之前，只有这座桥是沟通南北的津梁，人马车辆都要从这座古桥走过，如今，古桥卸下几百年以来担负的渡河重担，总算可以歇歇了。
站在琉璃河古桥边，如同站在一个时空交汇点，流水汤汤，古桥苍苍。岁月如刀，竟把这坚硬的花岗石桥面磨成了一屉馒头般的样貌，这可是人们的脚、骡马的蹄和木车的轮子摩踏碾压出来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宋辽时期，最初的样子已无考，明代嘉靖年间改为石桥，作为一道南北津梁，古桥和从桥下汩汩流淌的大河迎来送往，见证过平安岁月的男耕女织，见证过戟戈倥偬的兵荒马乱。这让人想起宋辽金时期往返于南北古道上的宋人们，他们越白沟，经涿州，进良乡，来到琉璃河大桥，再往前，卢沟桥在望，幽州城就不远了。
琉璃河古桥
胡峤：西瓜入史第一人
现存历史笔记中最早记录辽金行旅的是从契丹进入北宋的胡峤。胡峤是安徽绩溪华阳镇人，做过五代后晋的郃阳令（今陕西境内），后晋被契丹所灭后，会同十年（947），他进入契丹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帐下为掌书记，很受赏识。不料萧翰妻子出于争妒，竟出昏招儿向官家告萧翰谋反，致使萧被杀，连带得胡峤无所依傍，流落契丹各处，七年后才逃归北宋。如果不是因为他此后写了一部《陷虏记》，他这样的乱世微官不会被人知晓，然而正是这部书开启了宋辽金时期南北行旅笔记的先河。
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使臣往来非常频繁，每逢新年、君王寿诞、新王登基以及重要事项通报，双方都要派使臣出访致意。从宋这边讲，使臣要逐日写出里程和见闻报告，上呈朝廷，虽然有很多笔记湮没散失，但仍有一些文字散见于不同史籍，留下难得的历史记录。
通辽市辽墓出土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胡峤《陷虏记》也散佚了许多篇章，但即便如此，留传下的文字中所记契丹见闻颇多奇异之处，仍为人们展示出另一种风景。
《陷虏记》记录了胡峤的契丹见闻，举凡契丹制度、民俗风情和山川里程都有所记述。我们现在夏季所乐于食用的西瓜，最早就是这部笔记所记录的。“西瓜”一词出于《陷虏记》，可谓胡峤百般纠结中的意外收获。他写道：“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不但“西瓜”之名始自胡峤，就连西瓜传至中原的功劳，后来一些历史记载也归之于他。
精于校勘考辨的明人杨慎，也就是那位因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流行当世的词人，在其学术著作《丹铅总录》引胡峤《陷虏记》时，称“峤于回纥得瓜种”，进而得出“西瓜由峤入中国”的结论。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称“峤征回纥，得此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西瓜自五代时传入中原是获得公认的，未必是胡峤带入，但由他最早记录其名和种植方法则是于史有据的。
其实，胡峤自己并未矫功于己，他明言“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他是在由幽州北行途中，在辽上京（今赤峰巴林左旗东南郊）真珠寨以东处“始食”西瓜，并记下其味为甘、状如冬瓜。他的功劳是将塞外“牛粪覆棚而种”的方法透露给中原。
胡峤当时既没有像植物学家或农学家那样以专业眼光看待自己的这一“发现”，也没有像美食家那样得尝新味而怡然自喜，他完全是作为行旅见闻“捎带”一提，然而竟成为“西瓜第一人”。
宣化辽代墓壁画
这位胡峤一定是个喜欢交际爱聊天的人，契丹人给他西瓜吃，还被他一通夸赞套出了种植方法。
胡峤生于乱世，行于蓟北，丢了后晋的官帽，也失去旧主的庇护，无家无国，狼狈至极，完全是俘虏的身份。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他记下自己被挟持从居庸关北行，在幽蓟苍凉大地看到的悲惨景象，成为第一位撰写辽金行旅笔记的人。他走到张家口宣化地区的一座山时，同行契丹人告诉他：“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他写道：“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
好几位宋朝北行使臣都提到过这一“辞乡岭”，但不知最初何人为这座山起了这样一个令人泪下的名字。远行者路过此山，俨如走过传说中的奈何桥，就此告别故国亲人，怎不心悸魄动？
辽代陈国公主墓契丹引马图
从幽州至辽上京，胡峤才吃到蔬菜，也就是在那里“始食西瓜”的。到达辽上京后，他又去往东北地区，远至兴安岭一带，行幽州两千里之外，笔下所述之国有的甚为荒诞不经，契丹都不敢去招惹。他还到过黑车子、女真等部落，“野居皮帐，而人刚勇”，“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革为屋”，然而就是这“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的女真人，后来灭辽逼宋，酿成靖康之乱，把南宋朝廷挤至东南一隅俯首称臣。
各个割据势力之间互相征伐，下层百姓则往往仍然依据自己的生活逻辑，胡峤所遇的普通契丹人对他却是颇为友善的，给他讲过北方各国不少故事，甚而对他说：“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
可想而知，胡峤在极北苦寒之地很是遭罪，但也大开眼界，见寻常所不可见，闻寻常所不可闻，甚至有契丹人与之交心，未可一味视为暗黑。胡峤后于辽穆宗应历三年（953）逃出南下，重新开始他所熟悉的中原生活。
契丹的饮食服饰
我们对辽国也就是契丹的印象，受小说、戏曲、评书和连环画《杨家将》的影响太深了，“大辽国”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负面形象，一身裘装，面目狰狞，野蛮粗野，几如虎狼。不错，辽军南下抢掠烧杀是有的，战争期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汉族百姓遭受无辜磨难，然而，也并非总是那样。辽国自有其完备的行政方式和治理能力，是理智的，而非一味蛮力，否则，辽国无法有两百多年的延续，比五代十国任何一个割据政权都长久得多。
真实的情景，多部宋人行记告诉了我们，那是富有北方饮食衣饰特色的生活状态，其中尤以路振所记最为翔实。
这位路振绝非寻常人物，并非只会做官，他以文章名于一时，做过北宋朝廷替皇帝撰写文告的知制诰、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又曾修撰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实录》，授太常博士、左司谏，是皇帝身边最受信任的官员。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他奉命出使契丹，祝贺辽主生日，一路边走边记，道路、河山、驿馆、饮馔、衣冠、城池等无不悉心记述，成其《乘轺录》，归国后报知朝廷。后来还撰写出《九国志》，记五代时九国史事，惜乎原本散佚，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编，已无法窥见全豹。
河北出土辽墓壁画宴饮图
他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踏过两国界河白沟，取道涿州、良乡，过拒马河、琉璃河而入房山。他也是来过琉璃河大桥的，琉璃河之名就是他在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琉璃河也称刘李河，因刘、李两大姓居住而得名。路振来此时，幽州城已被契丹建为辽南京，契丹皇帝隆绪弟弟、辽南京留守兵马大元帅隆庆亲自接待他。接着北行，取道高梁河、古北口而至承德附近的辽上京，在上京，他几乎天天受到辽廷宴请，尝遍了契丹美食。招待他的大型饮筵，三次在武功殿，一次在文化殿，都是皇家的大场面，文武百官齐集。作为文士出身的官员，路振很注意器具、服饰和礼仪，在他笔下，进酒时有各种不同的玉制酒器，契丹贵族的生活讲究得很。
对待宋朝使臣，契丹以隆重礼数相待。路振抵达辽南京时，辽留守兵马大元帅隆庆派副留守设盛宴接待，接下去是一连串的好吃好喝和皇家排场。路振在《乘轺录》里展示了当时的契丹饮馔，他在文字中对辽一口一个“虏”：“虏王”、“虏政”、“虏食”等等，这是宋朝使臣的一贯做法。他写下的“虏食”尽为骆糜、熊肪等各种肉食，“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侍者衣着鲜美持刀割肉伺候宋使。看来，路振面对的是一场接一场全肉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北国气派。
北京八宝山出土辽代越窑刻花宴乐人物执壶
路振还介绍了契丹流行服饰。在辽上京武功殿，他受到“虏主”耶律隆绪的亲自接见，隆绪“年三十余，衣汉服，黄纱袍，玉带鞈，互靴，方床，累茵而坐。”其排场为“左右竖立凡数人，皆胡竖，黄金饰抷案，四面悬金纺，绛丝结网而为案帐。汉官凡八人，分东西偏而坐，座皆绣墩，东偏汉服官三人，首大丞相晋王韩德让，年约六十。次曰前都统相公耶律氏，次曰参政仆射，姓邢氏。胡服官一人，驸马相公萧氏。西偏汉服官二人，一曰秦王隆庆，次曰楚王。胡服官二人，一曰惕隐相公耶律英，次曰常温相公。惕隐、常温皆虏官。”
从这段详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辽廷穿戴服装是比较自由的，首当其位的辽主耶律隆绪竟穿汉服，大臣中丞相韩德让是汉人，穿汉服不足为奇，而前都统相公耶律氏也穿汉服。汉胡服饰杂处，可见辽廷已在相当程度上汉化。所用器物也与汉人无异，酒器有多种玉质，酒宴上颇讲礼仪，各大臣依爵位高低逐个向辽主敬酒，辽主则频向宋使致意。
内蒙古契丹墓室壁画
次日，契丹又于文化殿举宴，路振见到了萧太后。五十余岁的萧太后头戴翠玉冠，身着黄锦袍，束以白锦带，落座后以锦裙覆其足，身边十数婢女侍立左右，也都衣着鲜丽，耳佩金珰，五色缠发，彩衣绣带，排场十足。
腊月二十八是辽圣宗生辰，于是路振又逢第三次大型皇家饮筵，再次见到萧太后。武功殿前搭建彩棚，胡服官居东位，汉服官居西位，作为使臣，路振被安排在西南位。让我们看下路振笔下萧太后的装束，“冠翠凤大冠，冠有彩缨，垂覆于领，凤皆浮，衣黄锦青凤袍，貂裘覆足。”这样的装束几近于汉族衣冠，除了貂裘稍有北方特色，余者与汉无异。正月初一，路振再次受邀国宴于文化殿，同上次一样，萧太后三劝宋使酒，尽主宾之礼。正月初四，则于文化殿饮筵，“阶下列百戏，有舞女八佾。”一佾为八人，那就是六十四个舞女的规格，已是周礼最高规格。九日辞辽主之前，路振竟有八次受邀赴皇家饮筵，可谓日日笙歌了。
通辽市辽墓出土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此前三年，1005年宋辽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应该说，这是路振受到契丹厚待的政治前提。三年前，萧太后、辽圣宗等率军大举南进，直逼洛阳，宋真宗在主战派大臣寇准力劝下放弃南逃，亲往澶州督战，双方摆出决战架势，但最终还是走了务实路线，以谈判了结，签下盟约，即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件极富创举的历史事件，奠定了此后南北百年和平，最切近的实惠是北宋所拿银两财帛只占朝廷财政很小的一个零头，获得的却是百姓免于战乱和双方贸易往还。宋辽约为兄弟，北宋每年给辽20万两白银、10万匹绢布，另在雄县、白沟等地建立互贸“榷场”，任双方百姓自由贸易。从此南北通好，各守契约，辽有天灾，宋发粮赈济，而宋真宗驾崩时，辽朝亦举国行哀礼。最明显感觉安稳的是北方百姓，白沟为界，北为辽，南为宋，可以踏实生活了。
辽代库伦墓出土金铁鞍具壁画
白沟以北居住着很多汉族百姓，《乘轺录》也提到了他们，那些契丹统治下的汉民，是很难忘掉家国之念的。宋初，当宋太宗赵光义率兵攻下山西而围幽州时，辽南京城内的汉族百姓私下纷纷相告，“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当听说宋军撤走时，“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而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当有逃亡的汉人寻向导出境时，向导托其带口信说：“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
路振记录下这般殷殷情怀，而且，如同侦查员一般，他把辽国军事的四种兵员制度、政治文化上的汉化以及百姓心态、山川路径一一记录在案，收获颇丰。然而实际上，一战高梁河，二战白沟河，此后终宋之世，再也没有能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有这么一段艳情吗
当代某些电视剧里有萧太后与大臣韩德让风流韵事的展现，此事最早的记录就出于路振《乘轺录》。
路振第一次受到辽廷饮筵招待就见到了辽大丞相韩德让。他写道：“萧后幼时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即今虏主也。耶律死，隆绪尚幼，袭虏位。萧氏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德让曰：‘吾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既而鸩杀德让之妻李氏，每出弋猎，必与德让同穹庐而处，未几而生楚王，为韩氏子也。萧氏与德让尤所钟爱，乃赐姓耶律氏。”
路振的这一大段详述前因后果的文字，回朝廷时是要给宋朝皇帝御览的，相当于述职报告，影响可想而知。这段君臣失伦的韵事实则是对契丹的泼污，就像宋朝文牍里对契丹一口一个“虏”一样，是实力干不过人家而采取的精神胜利法。
辽景宗耶律贤35岁死时，皇后萧绰29岁，继位的隆绪刚刚12岁，孤儿寡母，难撑江山，完全倚重在辽世代为官的能臣韩德让。其实隆庆仅比隆绪小2岁，其父死时，他已10岁，很难说是韩德让与萧绰所生。辽景宗还有一个儿子隆裕，比隆绪小6岁。然而女主年轻，臣子壮年，宫闱之事，引人嚼舌，韩德让与太后萧绰则成宋朝君臣和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柄。
路振在记述辽廷第二次请他到文化殿饮筵时干脆把萧太后与韩德让之子也亮了出来。他写道：“有童子一人，年十余岁，胡帽锦衣，嬉戏国母前，其状类韩丞相，盖国母所生韩氏子也。”
其实，这一年辽主隆绪36岁，其三弟楚王隆裕已30岁，根本不是路振在文字中描述的那个十几岁童子。那么，这段宫闱秘事路振的信息来源在哪呢？他在文字中叙为在旅途中听一个叫刘迎的七十多岁汉人老翁所讲，于是信以为真。其实，韩德让终身无子，路振抵达辽上京时他已经六十多岁，辽廷几次命契丹贵族中的少年为韩义子。辽圣宗一直十分尊敬并倚重韩德让是事实，韩也为辽建立了不世之功，是死后埋入契丹皇室墓地的唯一的汉人和臣子，仅此而已，君臣失伦的“艳情”并无实证，而宋人宁信其有，出于何种心理是不难想象的。
韩德让本为汉族，世代在辽为官，辽廷赐姓耶律，979年，他在辽南京留守任上遇宋太宗赵光义亲率10万大军进攻。当时，辽已将幽州设为南京并在唐幽州城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位置就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成为方圆36里，城高3丈、宽1.5丈，人口30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西可把控太行山云、寰、应、朔、代、蔚等州，东可守御燕山蓟、幽、檀、顺等州，南可俯视涿、莫、瀛等州。如今尚存的天宁寺塔和白云观前身天长观那时就在辽南京城西北部。赵光义兵发太原平灭北汉后，被胜利所鼓荡，自忖收复燕云十六州即在此时，调集各路军马围攻辽南京。六月二十六他亲抵城北督战，在昌平清河一带小胜辽军，并从四面攻打辽南京城池二十余天，此际，辽景宗也命骑兵从各地驰援幽州。
七月初六，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大战在城北高梁河展开，赵光义亲临火线，辽守将韩德让与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轸等各率其部穿插冲锋，城内百姓登城墙呼啸助阵，杀声震天。这场史诗级的高梁河之役中辽军打败北宋十万大军，并以流矢击伤赵光义，使之卧驴车仓皇南逃，把自家兵马远远甩在后面。跑过涿州之后，得知众将离德，已有拥戴尚在幽州城下军中的赵德昭为帝之意。这一仗，是宋朝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大的一次努力，却使赵光义险些丢了皇位。北宋军心大伤，自此再无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可能。
正是在这次战役中，韩德让守卫辽南京立有大功。在政治上，他作为大丞相，压制不安分的契丹贵族，平等对待各族文武大臣，行汉俗，改旧制，兴科举，对各族百姓尽力安抚，契丹政权始终未出较大内乱。之后，他又与萧太后指挥辽军对阵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契丹再无南侵，韩德让是有大功的。
韩德让以汉人之身受萧太后信任，挥洒出极高的政治、军事才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但《乘轺录》开了这样一个辽廷宫闱秘事的发端，后世不断有人津津乐道，说说热闹也就罢了，真实的历史往往是另一回事。（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