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白塔寺重新开放，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周边胡同进行了整体设计，众多市民纷纷来此“打卡”。白塔寺甚至还开放了夜场，在灯光的映射下，古老的白塔散发出不一样的魅力。这座古塔有700多年的历史，它是北京城里非常少有的元代建筑。借着白塔寺重新开放，我们一起探寻这座古塔的风风雨雨。
极为罕见的设计
至元八年（1271年），正在紧锣密鼓兴建的大都城里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儿。
根据当时佛家典籍的记载，兴建于辽代寿昌二年（1096年）的永安寺遗址中，遗留下的一座释迦佛舍利塔总是在夜里放出奇异光彩，引得周边的居民纷纷来围观。这件新鲜事儿最终惊动了忽必烈，他决定亲自派人到宝塔周边勘察一番。
在打开宝塔地宫后，一桩桩颇为玄妙的事情接连发生。首先是地宫盛装佛舍利的石函前有两条“龙王”跪在那里守护，打开石函后发现里面有“坚圆，灿若金粟”的舍利子，还有一个铜瓶，瓶子里面装满了香水，其颜色如同玉液琼浆一般。铜瓶底部是一枚铜钱，上面铸有“至元通宝”四个字。这引起了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忽必烈认为这是“神龙扶持，以资社稷长久”，于是他决定出重金为佛舍利和其他出土的宝物修造一座新的宝塔。
和旧有石经幢造型的宝塔不同，新塔在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指导下，采用了覆钵式造型。《宛平县志》对此造型有形象的描述：“其足则锐，其肩则丰，如檐之倒垂然。肩以上长项矗空，节节而起，顶覆铜盘，盘上又一小铜塔，塔通体皆白。”
如今这座白塔历经750余年风雨，仍然矗立在北京城中。白塔通高51.9米，比太和殿和台基加起来还要高出16米，可以算是明清北京城内单体最高的一座建筑。和清代兴建的北海白塔相比，白塔寺的这座白塔也比前者高出15米左右。
白塔寺的这座白塔由基座、塔身、华盖和塔刹构成，从下至上，无不体现着设计者的绝妙用心。白塔的基座共有三层，最下面一层为护墙，主体为城砖砌筑，向上两层则是“亚”字形须弥座。三层基座之上便是塔身，尤为精巧的是，塔座和塔身之间设计了一圈由二十四朵莲花瓣构成的宝座，上面还有五道“金刚圈”所组成的“过渡带”，这使得方形的基座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圆形的塔身。
塔身也俗称“宝瓶”，其形状颇类似僧人吃饭用的钵盂倒扣过来，故而得名为“覆钵式”，这种风格的源头要追溯到印度佛塔。在这座白塔的塔身上方，有一层小须弥座，基本上是塔身下面须弥座的“微缩版”。
小须弥座上面，是十三层“相轮”，在相轮之上便是直径为9.7米的华盖，其整体呈盘状，以厚木做底，铜制板瓦做盖，周边则悬挂着三十六片铜制华鬘（mán，即装饰用的花环），每一片华鬘之下悬挂着一个风铃。华盖顶部的正中央，则是一座高约5米，重达4吨的空心铜鎏金塔刹。这座塔的不同组成结构，巧妙融合，浑然一体，这在我国古代塔寺中极为少见。
白塔建成后，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决定以这座白塔为中心兴建一座藏传佛教的大型寺院，这就是妙应寺的前身，当年这里称为“大圣寿万安寺”。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万安寺落成。据史载，这里的佛像以及门窗墙壁都用黄金装饰，仅是这一项就用去了黄金五百四十多两，水银则用掉二百四十斤。第二年七月，忽必烈汗亲临大圣寿万安寺，并命在此供奉旃檀佛。
元贞元年（1295年）继承汗位的元成宗在忽必烈周年忌日时于此“饭僧”，共招待了七万名僧人。
据《元史·祭祀志》的记载，万安寺在元代是一处重要的供奉元代皇帝御容的场所，庙内设置有东西二影堂。西影堂供奉元世祖，东影堂供奉元裕宗真金（生前未称帝，为元成宗之父），因此，庙内很多建筑等级都是参照皇宫的标准建造的。自元世祖去世之后，由于影堂的设置，寺庙也成为百官演习礼仪之处。
见证古都历史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即元朝灭亡那一年的六月，大圣寿万安寺遭遇了一次火灾。史料记载，当天下午2点左右，雷雨大作，有火球从空中降下，殿脊东鼇（áo）鱼口（即螭吻处）首先着火，紧接着殿内的佛身亦起火。元顺帝得知消息后，马上命人救火，但除了两座影堂之外，其余建筑皆被焚毁。所幸白塔在此次火灾中得以幸免。
元代灭亡后，这里处于荒废状态。明代天顺元年（1457年），宛平县的郭富奉命重建寺院，明英宗亲赐匾额“妙应寺”。此次重建基本形成了妙应寺今日的格局，在白塔塔院前形成了典型的汉式伽蓝七堂的格局，包括山门、钟鼓楼、天王殿、意珠心境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以及七佛殿等。成化元年（1465年），塔基周围一圈安置了铁灯108座，每当入夜，便燃起灯火，整座宝塔在灯火的映衬下，似金光四射一般。
清代的妙应寺白塔再次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为了团结蒙古和西藏等地，清政府特别重视藏传佛教，而作为藏传佛教重要活动场所的妙应寺，自然也就受到清朝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关照”，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曾斥巨资修缮该寺院。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修缮工程结束后，康熙皇帝在寺内树立了两块石碑，讲述了妙应寺的历史以及此次修缮的详细经过。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重修，此次修缮，乾隆帝特赐一些珍贵的经文，这些宝物作为该寺的镇塔之宝。修缮竣工后，乾隆皇帝特制《重修妙应寺碑》和《重修白塔碑铭》并勒石陈列于寺内。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所赐的这些宝物鲜为人知。1978年，因为修缮白塔时，得以重见天日。
打开元大都的地图，就会发现元初，在大圣寿万安寺北侧，有一组规模极为宏大的建筑，名为“社稷坛”，这就是元代的旧社稷坛。
据《元史·祭祀志》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即下诏每年在万安寺北侧祭祀太社（土地神）太稷（五谷神），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忽必烈采纳御史中丞崔彧的意见，在和义门内（西直门一带）偏南找了一块空地兴建新的社稷坛。新的社稷坛，设有祭坛两座，分别用于祭祀社神和稷神。
这与后来明代兴建的社稷坛不太一样。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兴建南京社稷坛时主张“五土生五谷”，因此自明代起，社稷坛便以一个整体而出现，如今北京的中山公园，即为明初永乐皇帝兴建的社稷坛，其主坛上为五色土，有别于元代的分坛而祀。
元代的这两座祭坛各高五尺，方广十尺。社坛在东，稷坛在西，中间相隔约五丈。社坛上用“五色土”（这一点明代社稷坛与元代相同），而稷坛上则是纯一色的黄土。两座坛均为北向，面对着北侧的七间大殿“望祀堂”，相当于今日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即明代的拜殿）。除了望祀堂，元代的社坛和稷坛还有神厨、牺牲房、执事房、馔幕殿、大乐署等附属建筑。
元代除了都城西部的社稷坛外，东部还建有太庙，其位置在如今朝阳门内一带，这就构成了元大都的“左祖右社”建筑格局。随着岁月的变迁，两座坛庙在明代就已难觅踪迹，其中旧社稷坛改建为朝天宫，而太庙则成为了明代的仓库——太仓。如今朝天宫和太仓也都无从寻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