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也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和规律。人类区分为民族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漫漫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正是由于出现了民族区分，我们这个星球便开始出现纷繁多变的民族情况和民族关系，同时也向人类的智慧和科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探索的重大课题，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进行研究。
如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世界民族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资料积累过程。从中外历史记载来看，各族人民出于和平交往和战争防御的需要，对于周围民族的关注和了解很早便已开始。撇开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口头传说，最早见于文献史料而包含大量民族情况、记述比较翔实并流传至今的古代著作，在西方有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公元前1世纪G.J.凯撒的《高卢战记》，1世纪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斯特拉博的《地理学》和大普林尼的《自然史》等；在中国有公元前2～前1世纪司马迁的《史记》，1世纪班固的《汉书》，3世纪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历代正史、稗史和方志等。
由于古人的地理概念和时空观念比较狭小，对于四周民族了解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方由近而远逐步扩大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从而使各地民族情况的记载也得以日益丰富和翔实。例如，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远游天竺、中亚和东南亚所写下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以及明代马欢、费信和巩珍跟随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写的见闻录《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都包含有大量关于远方民族的情况资料，使中国人的视线逐步向西扩展，直达地中海和非洲东岸。再如，意大利旅行家M.波罗（即马可·波罗）于13世纪远游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所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诧为奇闻，他们深被东方各国的民族风情和繁华富庶所吸引。在15～17世纪掀起的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热潮中，欧洲各国的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纷纷到达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他们关于新接触到的各族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的报道，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世界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尽管其中有些报道带有种种偏见，但总的说来，在世界民族资料的积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代各国关于世界民族的研究，便是在以上各个时期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至19世纪中叶，以世界民族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著述大量涌现，引起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兴趣和关注。K.马克思和F.恩格斯为了论证他们的唯物史观以及人类成文历史以前的社会状况，曾仔细阅读瑞士、英、美、俄等国的民族学家J.J.巴霍芬、J.F.麦克伦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L.H.摩尔根、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引用了关于美洲印第安人、亚洲印度人、大洋洲波利尼西亚人和澳大利亚人、欧洲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资料，使他们对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推测得到了充分的实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还亲自对欧、亚许多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写出大量论著，如《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法兰克时代》（1881～1882）、《爱尔兰史》（1870）、《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1867）、《印度史编年稿》（1881）、《印度起义》（1857），以及关于中国、中亚、波斯、波兰、匈牙利反对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述。这些论述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对于世界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