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1918和1919年间，这一反对派的重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在口述自传中，胡适如是说。该书在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
胡适早年曾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林纾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可宽容如胡适，最终也给林纾打上“反对派”的标签，且“不堪一击”，实属遗憾。
林纾真是“落伍”者吗?真的“食古不化”吗?从他的人生悲剧中，不难读出时代裹挟的盲目与可怕。
因个人遭遇迷上《茶花女》
林纾是福州人，生于1852年。林家世代务农，祖父辈始入城，父林国铨贩盐为生。
林纾4岁时，父亲的盐船触礁沉没，致倾家荡产，父亲去了台湾。林纾在祖母和母亲拉扯下长大。5岁时，林纾婶婶去世，遗孤秉华交林母抚养，林母每餐必令秉华先吃，然后才轮到亲生子女，林纾等“面有妒容”，林母说：如果我不幸先死，你婶婶也会这么待你们。
林纾9岁入私塾，曾在墙上画一棺材，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林纾22岁时学画，虽患咳血症，10年不愈，却“一日未尝去书，亦未尝辍笔不画”。
30岁时，林纾中举，以后7次参加吏部考试，均未铨选成功。
1897年，林纾妻子刘琼姿病逝，林纾心情郁闷，在友人劝告下，去福建马尾友人处散心，结识了正在船政学堂任法文教习的王寿昌。王寿昌小林纾12岁，曾留法6年，好文艺，枕边常置《茶花女》，在酒席上，王寿昌聊起了书中内容。
王寿昌曾与琵琶女蟾月有染，蟾月后嫁给商人，双方仍有往来，事迹略近《茶花女》，而林纾也与一谢姓歌妓有染，迫于礼教，只好分手(该歌妓后来也嫁给商人，3年后抑郁而终)。
林纾被《茶花女》打动，但当时小说被视为邪书，不可公开谈论。王寿昌说，在法国，只有最优秀的文人才去写小说，希望林纾将其译成文言文。
一小时能“译”1500字
林纾不懂外语，但当时士林只接受文言文，而写好文言，绝非易事。
严复留学归来后长期不受重用，就因他文言太差，翻译《天演论》时，文稿经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改写，始得风靡，吴汝纶很欣赏林纾的古文，吴赴日考察时，伊藤博文曾问当下谁文言水准高，吴立刻答以林纾。
清末以来，翻译西书多取“舌人”法，即由懂外语的人口译成汉“语”，再由“撰述者”转写成“文”。
林纾下笔奇快，一天工作4小时，可成6000字。
王寿昌口译时，常泪流满面，林纾亦深受感动。二人此生只合译过这一本书，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出版，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轰动程度。为了这本书，林纾特别编了个“冷红生”的笔名，但2年后翻译《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大伯的小屋》)时，则不再藏头露尾，直接署名。
对《茶花女》，林纾并不特别看重，不仅将稿费全部捐出，助办福州蚕桑公学，且后来检讨自己译书“将及十九种，言情者实居其半”，决定转向外国探险小说，即“摭取壮侠之传”，“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并说“白人一身胆勇，百险无惮”，希望通过译书“俾吾种亦去其倦蔽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
在北京大学混得不开心
1903年，林纾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书局聘用，该局总办为严复，月薪300两白银，有说法称林纾是副总办，实属讹传，林纾不懂外语，职位比“分译”还低，只是“笔述”，月薪仅60两(分译为120或100两)。
林纾曾自叹：“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此真吾生之大不幸矣。”
1906年9月，林纾被正式聘为北京大学教习，但到1913年，与校长何燏时冲突，在私信中，林纾称“校长何某，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专引私人”，因北大经费困难，兼以学潮，林纾只好离去，结束了在北大的9年沉浮。
林纾收入不低，但开销亦大：一是再娶后子女多，计有七子五女;二是好友王灼三、林述安逝后，林纾将他们遗孤带回家中抚养成人。在北京，林纾利用知名度在各学堂兼职，并与出版商往来密切。
虽离开北大，但林纾“前已为政学大学延为讲师，每礼拜六点钟，月薪一百元，合《平报》社二百元，当支得去。唯搬入城内，屋租三十八元，稍贵耳。幸与铭盘、石孙、秀生三人译书，亦可得百馀元”。
对于被解聘，林纾曾说：“究竟余一生靠天，即无大学堂一席，亦不至饿死。”著名学者陈平原认为，从此言中可嗅出林纾硬争面子的味道，认为这是他后来“与北京大学诸君直接冲撞的远因”。
坐稳文坛领袖
从逻辑上说，民国文学史本从1912年1月写起，可到目前为止，仍多以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为始，留下整整7年空白，而这7年，恰是林纾领袖文坛时期。
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将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五小说家”，其中只有林纾、曾朴活到辛亥革命后。
林纾自称：“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证，故着意为小说。”1913年，他完成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庚辛剑腥录》，写戊戌变法，1914年又有长篇小说《金陵秋》，写辛亥革命，此外还有《冤海灵光》、《巾帼阳秋》(即《官场新现形记》)、《劫外昙花》等几部长篇。1911—1917年，林纾堪称是第一国民小说家，只是未脱传统章回小说窠臼，艺术价值不高。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起巨大轰动，一个月后，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回应。在文章中，林纾提出“文无所谓古也”，认为“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今译为拉丁文)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这本是寻常的文艺争论，却遭新派学人轮番嘲讽。
林纾本是清末白话运动的干将，戊戌年前出过白话诗《闽中新乐府》，1900年在杭州参与白话报工作，并写了数篇白话道情(一种民间戏曲)。
林纾提出异议，或有争正统之意，此外，林纾天性好辩。
林纾终于上了当
在《论古文之不宜废》后，林纾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涉此话题，可新派学人的批评声反趋激烈，甚至转向人身攻击。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观点不尽一致，唯有在批林纾上有共识，故彼此竞逐、层层加码;另一方面，新派人物初期社会影响低，常感寂寞，期待用争吵引来关注。
1918年，《新青年》4卷3号上，“双簧戏”正式上演，刘半农假借回应“王敬轩”(实为钱玄同)，称林纾“著作……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多少”。
刘半农、胡适还在《新青年》反复嘲讽林纾误译，林纾的翻译确实不够忠实原文，随意删改，但刘、胡举却举错了例子，把别人的误译安到林纾头上，称“这样译书，不如不译”。
傅斯年则撰文称，林纾“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
轮番轰炸下，林纾终于把持不住，掉入了对手圈套，先后写了《荆生》《妖梦》，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进行人身攻击。
《荆生》中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殴陈独秀等，陈马上将其附会为军阀徐树铮。其实，荆生为“经生”(书生之意)谐音，林纾少年习剑，自视为侠客，他与徐树铮虽有私交，但后半生从不入官场。
袁世凯复辟时，让徐树铮请林纾出山，林纾回以“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中华门也”，后段祺瑞祝寿，重金请林纾的画，林却予以拒绝。
林纾本光明磊落，惜一时修养功夫不够，从此名声扫地。
真的是千万富翁吗
林纾一生共翻译出版184种作品，郑逸梅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140种，别人稿费千字2—3元，林译为6元，如此算来，林纾仅翻译收入便高达20万银元，在今天至少是千万富翁。
林纾后期绘画收入已超译书，据他自己说，1924年时“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据说他的山水画每幅卖30块大洋，其好友陈衍称“琴南房中是造币厂”，并夸张地写道：“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
但林纾经济情况未必像传闻中说的这么好，因他翻译作品需与“舌人”分账，有时他拿3.5/6，“舌人”拿2.5/6。1913年，在给儿子的信中，林纾写道：“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从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
1918年，林纾致信商务印书馆称，译稿字数一直有漏算，应予重估，并补足差额。商务印书馆让实习生谢菊曾专门负责此事，果然漏算10 万字，补发了600元。
为了生计，林纾晚年笔耕不息，郑振铎曾说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直到去世前，林纾“犹日作画数事，自谓以分诸子也”。1924年6月，林纾一病不起，强撑至孔教大学授课，作诗说：“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
9月10日，林纾溘然而逝。他曾撰一联，称“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其中悲怆，何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