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论及苦雨斋内外，多会提起友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徐祖正、张凤举，弟子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等(乃至后期的文载道、纪果庵、周黎庵、柳存仁、谢兴尧，不过那时已是苦住庵)，而有一位重要的新文学作家却多半不在视野之内，虽然她是周作人的学生，且毕业论文也由周指导，即原名谢婉莹的冰心女士。
周作人自一九一七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后经胡适力荐，又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一九二二年)，所谓“独当一面”是也。在这个新的课堂上，日后最知名的学生应该当属冰心了。其时的文坛视冰心为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似给人造成的印象乃苦雨斋一脉，而事实上，大约并非如此。两人谈起对方的次数虽不算多，但也不至于全然无，或可以自这些话语中探究一下其中的某些意味。
冰心不太谈论这位老师，寥寥数次而已，言简意赅。一是在自传中回忆大学生涯(一九八五年所写)，说：“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须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另有一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子善想要编一本关于周作人的回忆文集(后成书《闲话周作人》)，“广邀海内外的周作人门生故旧新撰回忆文字”，其中冰心先生是重要的约稿对象。但冰心婉拒，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意思，其中有言：
“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看。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虽然是婉拒，但推辞中写出了对周作人的印象和看法，也算是不谈之谈。在这数语中(再加上前面自传的有关段落)或可揣摩出若干意思：周作人不善于讲课，与学生的交流极少，自然，和冰心也没太多交流，即使担任导师;未对毕业论文修改，可能出于周作人的宽容，也或许是冰心写得本来不错，还有一点，于元代戏曲，似非周作人的兴趣点，在其文章中很少提及，这大概也是缘由之一;另外，冰心婉拒写回忆文章，“没什么话说”当然可以成立，但若考虑一下，九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对周作人话题(包括研究)的微妙态度，大约也不是不可以的。
至于周作人如何回答他人问自己门生弟子(涉及冰心)的问题，我所见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前往日本东京访问，其间接受井上红梅采访(后发表于《文艺》(改造社)第二卷第九号)，有问曰“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请他介绍一下，周作人答：“俞平伯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园》、《枣》、《桥》(上卷)以及《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已经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前三个集子中的作品与铃木三重吉的风格类似。《莫须有先生传》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受到庄子的文章和李义山诗的影响，大量摄取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征手法的运用甚至会使读者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易理解，但我觉得那种作品很好。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另一次是一九六一年，香港的鲍耀明在信中问，“此地杂志文章谓平伯、废名、冰心三位乃先生入室弟子，然乎?”周作人后来复信：“承询三君，确系旧日学生，唯其学术造就，则各人固有，与鄙人则无关系，至于女士成名，不关学问，旧日女生中有冯沅君(原名淑兰，乃冯友兰之妹)文学学问颇有可观，现在青岛教书，为陆侃如教授夫人，其才似出‘先生’(现时名称与‘老师’不同)之上也。”
细读这两次答客问，虽隔了二十多年，却有相似之处，即凡涉冰心均一语带过。答井上红梅时，云“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之后尽是关于冯文炳的介绍，从在何处任职，代表作品列目且在哪家书店出版，与日本作家做平行比较，甚至详说《莫须有先生》之艺术特征，而前面讲俞平伯，介绍其家世，及在何领域所长;答鲍耀明，关于冰心，仅“至于女士成名，不关学问”，其后，反而介绍起鲍耀明并未问及的冯沅君，且揄扬其学问超出自己，可谓推崇。
从这些回答可看出，周作人谈起俞平伯、废名，甚至冯沅君，总禁不住要多说几句，而涉及冰心，却是惜字如金，简练至极，几乎一点都不多言。不免让人好奇，为何会如此?不妨可以溯源一下。
周作人与冰心是有交往的，在《周作人年谱》上有多处记载。如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得谢冰心来函”;七月四日，“得冰心函”;七月三十一日，“谢冰心来访”;八月二十三日，“得冰心自神户来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得凌淑华、谢冰心函”。周作人不仅在新文学课程中讲过冰心的文章，且曾将其诗歌及小说译成日文介绍到海外(“有日本的知人在北京刊行杂志，嘱我做点文章，我因为自己发不出什么议论，便改变方向，想来尝试译点小说。这个动机本是由于《爱的实现》的批评，因此便想翻译这一篇……”)，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收入冰心的诗集《春水》。从这些痕迹来看，似乎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不过，如果置诸文艺观念，大约是须再深入一些的。
除去答客问，周作人于所写的文章里，也曾提及冰心。在《志摩纪念》中，他说：
“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碑，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以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供献了。”
这是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评其散文成就时，顺带将冰心与其纳为一个派别，比喻为“鸭儿梨”，特征是“流丽轻脆”。在此文的语境中，这自然是好话，正面的表扬。不过，若联系周作人前后的文学思想，及对文章之美的态度，这“鸭儿梨”、“流丽轻脆”，其优秀程度或许就要打几分折扣了。
《<桃园>跋》中，他说：
“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炼的却很不多见。”
“流畅或华丽”，意同“流丽轻脆”，此特征的文章在周作人眼中虽不属“不大讲究”，显然有其优点，但语气间，较之废名的“简炼”之风，却是要下一格了。
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是在《<枣>和<桥>的序》里，“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 。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
流丽之特征的文学作品，大致同于公安派复兴，但“其过在轻纤”，这是周作人明确的批评。而简洁生辣的作品必要代之兴起，乃大势所趋。此时再想一想答井上红梅体提问时，于冰心一语而过，其后详说废名，可以相映成趣了。
而周作人对公安派的态度，可从林语堂写文章认为其与公安派一脉相承，周乃大不以为然，做《重刊<袁中郎集>序》一文，表示自己的辩驳之意。于公安派，周作人有限度地认可，而明确表明自己的文章之美学渊源与此无关(六朝才是源头)。
“流丽”之语，在周作人这里，未必是尽为褒义的词。《<燕知草>跋》里说，“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些。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我们可以看到，“涩味与简单味”较之“细腻流丽”(“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之语，颇耐寻味)，显然更上一层，而这才是周作人对文章之美的更高要求。所谓涩味与简单味，是他经过对新文学的思考得来的(“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扬鞭集>序》)，因之，周作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力行之，亦成为其小品文的重要特征。废名、俞平伯深受老师影响，审美趣味及文章风格逐渐靠拢，获得知堂的赞赏，乃至在答客问时多言几句，自然属情理之中。
同样的意思，有时周作人会不止说一次，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志摩纪念》那段话又表示一遍，不过更明了些：“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许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
话说得有点远，但这样子远一些，或可更好理解知堂老人答井上红梅、鲍耀明时，语涉冰心的三言两语惜字如金的缘由罢。冰心虽为其学生，但关系疏离，“没有什么话说”，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