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阅兵的天安门，竟是50年前新建的！
在经历了十一大阅兵之后，10月3日，历时一年多修缮的天安门城楼重新恢复对公众开放。新开放的天安门城楼每日限参观游客9000人次。
去年6月，鉴于天安门城楼施工维修需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安门城楼于2018年6月15日起进行封闭施工。这是建国以来天安门城楼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大修。
然而，甚至连很多老北京人都不知道的是，今天的天安门城楼并不是明清时期的老建筑，而是1969-1970年重新修建的，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亲历者讲述
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 会长马炳 坚
北京房地集团古建工作室专家委员会顾问
最近，我针对网上流传的博文《40年前天安门曾秘密拆建，竟然发现了这些?》中十多处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写了《必要的更正》（附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关于上世纪1969-1970年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工程，媒体有许多报导，但这些报导都有一个通病：它们只讲了后半段——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组装，没有讲前半段——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
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是完全模数化、装配化的建筑，是事先按照模数制度、权衡尺度、榫卯结构将木构件制作出来，然后再到现场进行安装。没有前面的木构件制作，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木构件安装。
我是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亲历者，非常了解天安门工程前半段的情况。今天专门来谈谈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前半段的故事，补上四十多年来被忽略的这段历史。
01
天安门城楼重建的主要原因
天安门城楼重建的原因，不同版本有各种说法。
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每年五一、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需要保证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据有关史料记载，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初建时完全仿照南京的承天门。明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承天门遭火灾，被焚毁。1465年重修，1644年承天门再次毁于兵火，1645年再次重修，并正式改名为天安门。
如果从1645年最后一次重修至1969年，天安门城楼已有324年历史。其间除风雨剥蚀，自然损坏之外，还曾遭遇过八国联军炮击以及地震等破坏。
清末天安门老照片
建国以后，北京市曾对天安门进行过多次修缮。
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政府对天安门进行了简单修缮，包括屋面拔草，瓦面查补打点，清理鸽粪，修补门窗等。
1952年，北京市政府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缮，包括更换腐朽的木构件，更换破损门窗，重新油饰彩画。
此后，每逢五一节、国庆节，都要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例行检查，对不安全的地方进行加固。如1956年，对东北角的翼角和角梁进行了修缮，同时安装了避雷设施。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60年代初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一根柱子有高位腐朽，有些地方有严重变形或下沉，于是得出结论:天安门城楼问题很严重，应该重新翻建。
根据我们几十年搞文物古建筑保护修缮的经验，像天安门城楼这样仅有 300余年历史的木构建筑，主体结构不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只要采取妥善的保护维修措施，再有二、三百年也不会有大问题。仅仅因为天安门城楼背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城楼的管理者更是百倍小心，所以才对它采取了拆除重建的特殊措施。
我这样讲是有充分依据的。
天安门迤北的端门，同样始建于永乐十八年，与天安门时间年代相同，型制结构亦相同。如果除去天安门曾经历过的两次重修的历史，端门城楼的实际寿命比天安门城楼要长将近一倍，至今仍安然无恙。
可见，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主要是出于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考量。
如果它是处在端门或故宫建筑群的其它位置，恐怕至今仍巍然挺立，不会被拆除重建。
02
天安门城楼翻建的准备工作
民国天安门老照片
据说翻建天安门城楼的筹备工作1965年就已经开始。由于“文革”的原因，这件事不得已被置。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了7.2级地震，波及北京，对天安门城楼造成一定影响。为保证安全，北京市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梁架以及山面的踏脚木、草架柱等进行了加固，并将部分梁架构件增加了铁箍(有报道说此时天安门城楼因地震而“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纯属无稽之谈!)。
1969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工作。天安门城楼重建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多，我这里只介绍与木结构制作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是1967年10月正式从北京市房管局技工学校“房屋管理人员培训班”“分配”(实际是主动要求)到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房修二公司”)古建工程处当工人的。刚去时分在耿彩明木工班，在北京大学工地干活。
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
样式雷图档记录
什么是“紥小样”呢?
“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
我们紥的小样是天安门城楼最西侧的一间——梢间(东侧梢间与西侧相同)。为什么要做梢间呢?
因为天安门这种歇山式建筑，最复杂的木结构都集中在梢间部分，其余部分构造相对简单。把梢间的问题搞清了，其它就不成问题了。
因此，没必要做一个完整的天安门。
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
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岁较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级较轻，大概30岁左右，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
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
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是建国二十年来最大的古建筑工程，也是清代晚期以来少有的大型古建筑修建工程。尤其天安门城楼是载入国徽的，显得更加神圣。
重建天安门城楼，在当时是国内天字第一号的工程。这项工程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动用了外贸部、铁道部、远洋局等多个部门。由北京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旧城楼的拆除和新城楼的重建。
北京市建委会同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建工局负责具体落实。由于木结构(包括大木、斗栱、菱花槅扇)的制作、加工以及琉璃瓦规格、用量的提供，彩画方案的设计等均由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所以，周总理直接听取房管局总工程师华克专先生的工作汇报。
当时，天安门工程现场总指挥是北京市建委副主任顾钥菊，副总指挥是古建工程处的主任张海泉。
天安门梢间的紥小样工作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顺利完成。随着紥小样工作的完成，以王德宸师傅为代表的技术骨干完全掌握了天安门木构架的全部技术关键，为进行天安门城楼大木构架制作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天安门工程紥小样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技术经历。
03
大木构件制作——重建的重头戏
前面谈到：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是完全模数化、装配化的建筑。
要事先按权衡尺度、模数制度、榫卯结构将各种构件制作出来，然后再运到现场去进行组装。中国建筑这种模数制、装配化的建造技术，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十分成熟。
在此之前的各种媒体报导中，都没有关于木构件制作的描述。个别文章中关于在旧天安门城楼拆下来以后，由“五建公司懂经纬仪的木工XXX 配合测量局的技术人员一同工作......将木构件拍成照片，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图纸由北京光华木材厂进行木构件加工”的描述，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
天安门的拆除是在1969年国庆节之后，首先搭起一个巨大的罩棚，把天安门城楼罩起来。
关于为什么要搭这个罩棚?
我在《必要的纠正》一文中讲了主要原因：
一是为了避免严重的扬尘;
二是为了防止群众围观;
三是为了冬季施工防寒，保温加热。并不是单纯为了保密。
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天安门城楼是宫殿式重檐歇山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下层檐和上层檐分别安置五踩和七踩斗栱。
据粗略统计，整座城楼，共有各类柱子132根(其中落地柱60根，童柱 24根，瓜柱48根)，各种梁(包括桃尖梁、接尾梁、天花梁、五架梁、三架梁、单步梁、双步梁、随梁等)112根，各种檩(包括正心檩、挑檐檩、金檩、脊檩等)160余根，各种枋(包括额枋、承椽枋、天花枋、随檩枋等)180余根，各类斗栱138攒，椽子、望板等构件数不胜数，所用木材(原木)将近40000立方米，集中了当时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一百多个木匠，采取半机械半手工的手段，干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这样浩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在天安门城楼拆除以后再去做呢?
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
他们主要负责画线，其余木工负责按墨线制作榫卯。木构件制作完成以后，按类别分别码放，在旧城楼拆除以后，将新做的构件按照安装顺序 运抵现场进行组装。
天安门的木构件加工预制，由于是在老城楼拆除之前一年多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在北京市东郊(当时青年路、百子湾都是郊区)的木材仓库进行，除去承担加工任务的单位和工人之外，根本无人知晓。这也是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前半段无人报导的主要原因。
制作天安门大木构件的木料，是从国外进口的木材，名称叫“马克尔”“卡格洛达”“色皮”(进口木材的音译名)，颜色为粉红色或黄色，其强度与我国产的樟木十分相似，不软，也不太硬。但由于是新木头，含水率很高，为后来留下了隐患。
天安门的斗栱，主要是用楠木和柏木制作(大斗用柏木，其余全用楠木)。菱花槅扇完全用楠木制作。这些楠木都是之前从各城门楼拆下来的旧料。
我当时主要参与斗栱制作。
天安门城楼大木(包括斗栱、菱花槅扇)的加工制作，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天安门工程的重头戏。
为了这项工程，工人师傅们表现出了极高的责任心和政治觉悟。
负责大木制作首席掌案的我的师傅王德宸先生，日夜盯在工地，有时为核对一个尺寸或检查一个榫卯是否正确，经常半夜里爬起来，跑到现场去仔细检查。
其间，恰逢他的长孙出生，这是他家庭的一件大喜事，他家与工地仅相距十几公里，但为了天安门的大木制作，他都没顾上回家去看一眼。
04
关于天安门城楼的组装
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它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他们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工程的后半段的主角。
确定以五建公司为主承担安装任务，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五建公司作为大型建筑公司，有大型机具设备。如吊车、大型运输车辆(而房屋修缮公司没有这些设备)和相关的技术力量(如水、暖、电等设备安装力量)。天安门的大木构件非常大，如内檐柱直径一米左右，大约12米长，没有大型车辆和塔吊很难快速运输和安装到位。
二是五建公司有一些过去曾经干过古建筑的技术工人。尽管这些工人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再做过古建筑工程，但比起从来没有做过古建筑工程的还有些优势。
据到现场参加过大木构件安装的工匠师傅介绍：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大木安装分成两档子(即两个作业组)。
两档子是这样分工的，沿天安门西北角和东南角画一条界限，由房修二、房修一两公司组成的第一档子负责南面和西面的安装(共由56人组成);
由五建公司的木工组成的第二档子负责北面和东面的安装(共由160人组成)。
派房修二公司的郭书考和孙永林二人作五建公司安装工作的技术指导。
当时的情况基本是：房一、房二这第一档子在前面干，五建公司这第二档子在后面学，边学边干，中途有几次干错了，还曾受到郭书考老师傅的训斥。
这并不是贬低五建公司，这是事实。当时的事实并不像有些媒体描述的那样美好。在大木安装环节，应该说是房二、房一出技术，五建公司出机械设备和部分人工。
除去木作工程之外，瓦作工程也是房二、房一的师傅先做出样子，五建公司的工人再照方抓药——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专业队伍。
当时，北京没有那么多做古建的工匠。当然其它配套工程是由五建公司承担的，这是他们的长项。
05
与天安门工程有关的“花絮”
还有一些花絮，不妨一并讲一讲。
一个是新建的天安门的彩画是“西番莲和玺”而不是原来的“龙和玺”。
这是极左思潮盛行背景下的产物。
据说这个方案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是一种折衷的措施。
彩画方案设计是当时房修一公司的彩画名匠赵金城先生和房修二公司的赵文福先生。因为没有按传统图案设计，赵先生还曾被同行们挖苦讽刺。
另一个就是有关媒体提到的天安门用所谓“五个里程碑”图案替代正脊和垂脊上的吻兽的故事。
当时，有人提出来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不能用，要改成“五个里程 碑”(五个里程碑即：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和北京，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关于中国革命五个关键阶段的代表性标志)。处理手法是，用吻兽的轮廓，里面雕五个里程碑图案。
后来，周恩来总理用“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驳回了“五个里程碑”的主张，仍然坚持用龙吻做脊饰吻兽。这套“五个里程碑”的琉璃脊饰，后来被扔在门头沟琉璃瓦厂的院子里，我曾亲眼见过。
但是，天安门城楼的勾头、滴水(琉璃瓦檐口部分的瓦)，仍然采用了葵花向阳的图案，这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西番莲和玺”彩画在1984年天安门修缮时被换掉，重新恢复了金龙和玺彩画。
第三，前边曾提到，天安门制作大木构架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木料。
原因是，虽然我们国内的森林中也有符合尺寸的木料，但是因当时的设备及运输条件所限，没办法从森林中运出来。为寻找木材，当时房修二公司曾组成专门小组，由古建处材料组的负责人张松年和有经验的老木工王正桁等人组成考察小组，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去考察，最后因无法解决吊出和运输问题而只好作罢。
进口木材是新料，含水率高，本应自然干燥若干年之后再用。但政治工程不可能允许这样做(这里要说明一下，结构构件用的木材只能自然干燥，不能用烘烤、蒸煮等方法进行人工干燥，否则将大大减低木材的强度)。结果不到十年，有的构件(比如毛主席的沙发靠的那根柱子)就已经深度糟朽。不得已在1979~1980年期间对糟朽的柱子进行了墩接。
所谓墩接就是在建筑物整体不动的情况下，将柱子糟朽的部分截掉，换上好木料，再打上铁箍，使之成为整体的传统修缮手段。记得当时是用铺铁轨的枕木搭成井字形承重架子，在架子顶端用两个500吨的千斤顶顶住压在上面的大梁，使柱子自身不再受力，以便操作。
墩接工作完成后再将千斤顶和架子撤掉。每根柱子周边的梁分别用三组承重枕木支撑。共墩接了三根柱子，都是室内12米高的大柱。墩接高度大约从地面往上三米至五米。其中有一根柱子因为髓心部分几乎完全空心，但又没办法换掉，只能把空心部分剔除，将一根钢梁塞入柱心内，以辅助柱子承重，外面再用木头包起来。
这次柱子墩接及附属钢梁的修缮工程也是由房修二公司承担的。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我曾沿临时搭建的垂直木梯爬到天花板上面去看大木构架，刚刚把头伸进顶棚时忽然看见有个人站在那里，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解放军战士在里面站岗执勤，足见天安门工程安保工作之严格。
关于重建以后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来的城楼“长高了87厘米”的说法，我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说说这个问题。
新天安门城楼是严格按照老城楼的权衡尺寸加工制作的。
因为天安门城楼是国徽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度尺寸、比例关系都不可能也不允许有明显的改变。
至于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会比原城楼高一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为任何建筑，建完以后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沉降。老的天安门城楼在 300多年当中，因基础沉降，构件弯曲下垂等原因，比初建时高度有所下降，是正常现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年轻时身体健壮，雄姿英发，自然显得挺拔;而当他逐渐老去的时候，腰弯了，背驼了，身高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重建的天安门城楼较之老城楼高度稍有变化并不奇怪，但究竟是不是如媒体所说的“长高了87公分”，那就只能找当初测量的人才能问清楚了。
坊间流传的有关当年的天安门工程要选根正苗红的工人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那主要是指到天安门上面去进行安装的人。
在木材加工厂进行木构件制作没有那么严格(但也不能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前面提到的在大木制作中担任一号掌案的我的师傅王德宸先生，尽管他技艺高超，责任心极强，在天安门工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终因根不够正，苗不够红而未能获得上去安装的机会。
但在他和他的团队的主持下，天安门城楼木构件制作没有出任何差错，确保了大木的顺利安装，这是他此生最大的殊荣，完全体现出古建筑老匠师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高度负责的崇高品质。
结 语
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已过去47年了，很多当年的亲历者都已作古，但今天回忆起 来，那场景犹如昨日。
47年来，不断有人提及天安门工程，不少媒体做过很多报导。
但始终没有人提及这前半段的情况，成为这些亲历者的遗憾。
为了补上这段被人们忽略的历史，我在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系政企分开时从原房管局脱胎出来的国有企业)的支持下，寻觅到十余名曾参加过天安门城楼大木制作、安装以及曾参与瓦作工程，如今仍健在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
作为亲历者之一，我受大家的托付，亲自执笔续写下如上史实，补齐缺失了47年的历史，也算是对逝去的前辈们的一个交待吧!
马炳坚
2017 年 10 月 4 日于营宸斋
必要的更正
马炳坚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篇博文，叫做《40年前天安门曾秘密拆建，竟然发现了这些？》（2017 年/09/05 名人画报）。
文中有十多处违背历史真实之处。我是天安门重建工程的亲历者，有责任对此进行更正。
其一：“1969年，天安门曾经秘密拆除重建”。
首先，要说明，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并不是秘密进行的，起码当时在设计施工单位内部并不保密，（当然事先也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宣传）。
原天门城楼拆除是在1969年国庆节过后在城台上搭起一个巨大的罩棚，把天安门城楼罩起来，对旧城楼进行拆除。然后将已预制加工好的新城楼进行组装（包括木构架安装、砌墙、瓦、做油饰彩画等工序）。
这项工程从拆到装，共用了7个月（从1969年10月—1970年4月）。1970年五一节之前，一个崭新的天安门重现城楼。
为什么要搭个棚子罩起来？
一是因为拆除时有严重扬尘，二是为防止群众围观影响交通，三是，城楼的重建正值冬季，需要有加热保温措施。
当然，避免不必要的猜疑也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为保密而搭棚。
天安门城楼的拆装用了7个月，而之前的木构件加工，琉璃瓦烧制，甚至包括木材的采购（主要是进口木材。当时国内大小兴安岭有木材但运不出来），前后用了大约3年时间，仅木构件预制加工就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天安门城楼重建是早就在拟议中的事。这主要是出于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的考虑。
天安门城楼建于明代初年，距1969年已有560余年历史，岁月侵蚀，自然损坏，加上地震、战火，天安门城楼已有较严重的残损。
为保证其五一、十一的使用安全，几乎每年都要对它的结构进行加固，附加的铁件已达近百吨之多，这对天安门城楼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旧城楼拆除重建。
重建的天安门从型制、尺寸、构造、做法，均与原城楼完全一致，坊间有说改成了混凝土仿木结构，纯属讹传。
其二：天安门城楼重建“是由部队组织，出行任务时连家人都不能说”。
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
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不是由部队组织，而是由政府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挂帅。
当时，配合这项工程的还有外贸部、远洋局、铁道部、财政部、建设部等部委，具体实施是北京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由北京市建委抓具体工作，再往下有北京市房管局（承担制作与安装任务）、北京市建工局（配合房管局承担部分安装任务）。
天安门城楼的大木、斗拱、木装修预制加工主要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二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一公司）。安装由房二、房一、五建公司共同承担。五建公司提供大型机具设备和部分人工。
至于说到部队，天安门这样重要的政治工程，不可能没有部队参与。他们是负责安全保卫。
其三：“196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安门城楼产生严重损坏”。
这是乱说。
唐山大地震不是1966年，而是1976年，前后差了十年。1966年应是邢台地震。唐山地震时，天安门城楼已经建了6年。唐山地震对天安门丝毫未造成损失。说“唐山地震天安门城楼严重受损”，毫无根据。
要知道，中国木构建筑在抗震方面，在全世界所有建筑中是最优秀的。
其四：重建天安门城楼时“当时的施工人员几乎形影不离天安门城楼”。
当时天安门城楼施工（指在城台上组装），由于工期紧，安排工人三班倒是事实。但绝不是“形影不离天安门”。
这种说法很易给人造成误解。
至于我们的老工人处于对工作负责，不肯轻易离开工作岗位，这种感人事例很多。比如我的师傅王德宸先生在天安门大木加工紧张阶段，正赶上他的长孙降生。出于对工作的负责，他都没顾上回家去看看。但这绝不是“形影不离天安门”。
其五：说“施工人员形影不离天安门”，“有两点原因”。
“第一，那时正好是文革时期、”
“第二，跟苏联关系闹僵，多了个敌人”，“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这又是杜撰历史。
前面讲了，不存在施工人员“形影不离天安门”的情况。与“正好是文革时期”和“跟苏联关系闹僵”更是扯不上关系。这种说法只能叫做“给历史制造紧张气氛”。
其六：“把整个天安门给围起来，连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其错有二：
一、“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这还叫“工作人员”吗？
二、文中这行字上面的插图，根本不是天安门工程现场的图片。
从图上看，这是个正在施工的仿唐建筑，不知是从哪个寺庙工地P来的。这种用照片的做法太不严肃。
另外，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照片也是错的。当时是用不透明的材料围起来的，大棚是搭在城台之上，并没有把城台也围起来。这张照片也是 P来的。
其七：“因为有部队的组织，所以，天安门工程速度快、质量高、举世罕见”。
天安门重建工程确实速度快、质量高，举世罕见。但这与部队没有直接关系。
其八：“他们有5个施工队组成，”“由姚来泉担任木工连组长”。
看了上面这个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五建公司的，姚来泉师傅似乎是工地的技术领军人物。
事实是：在进行大木安装时，是分为两个组（叫两档子）。一档子由房修二公司和房修一公司的工人组成，另一档子由五建公司的工人组成。
五建公司建国后很少承担古建任务，所以，技术较生疏。在施工时，基本是房修二、房一的工人在前面干，五建的工人在后面学。期间还发生过干错了重新返工的问题。
五建公司，包括姚来泉只参加了大木组装，并没有参与过木构件制作。
当时，负责大木构件（柱、梁、枋、檩、斗拱、翼角、木装修等）预制加工的主要工匠师傅（即掌案）是房修二公司的木匠王德宸、郭书考、于春桂、耿彩明、王正桁等老匠师。当时我也参与了木构件制作，主要是做斗拱。
其九：“颜色搭配有艺术大师老舍先生负责。”
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据我们知道，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1966年）就跳人定湖自尽了。他怎么会参加了天安门工程（1970年）的“颜色搭配”呢？
即使当时老舍当时还活着，他也“负责”不了天安门的“颜色搭配”。
要知道，明清古建筑彩画可是门很深的学问哪！老舍什么时候跨界成了彩画大师了呢！？
这种不顾历史和事实的凭空杜撰实在令人费解！
其十：关于对从原旧天安门城楼正脊处发现宝匣一事的解读。
在封建社会，凡是重要建筑，在屋面调脊时，都要在正脊脊筒子（琉璃瓦件的一种）里面放上镇脊宝匣。1983年，我们在修缮北京地坛皇祗室时，从正脊合龙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镇脊宝匣。
宝匣是由楠木制成，内衬一层铜板。里面放置由红线串起的铜钱，金、银、铜、铁、锡五个小元宝（每个长度约2cm），五彩石、五彩线、五谷杂粮等吉祥物。它既是镇物，又是吉祥物，旨在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相关资料见《古建园林技术》杂志总5期路长先生文章：《龙口》，以及总13期王其亨先生文章：《合龙，上梁实物》）
其十一：关于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了炮弹和弹洞一事。
弹洞是存在的，那是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炮轰留下的。但在瓦檐上发现炮弹是不可能的。
建国以后到天安门城楼重建之前，每年国庆节、五一劳动节都要对天安门进行安全检查，我们的公安部门居然没发现瓦檐里的炮弹，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十二：关于“菱花槅扇”是“修建天安门的重点”以及“双交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筑”“姚来泉也参与修建菱花槅扇”等提法。
“菱花槅扇”是宫殿建筑门窗的名称。门窗可以说是天安门城楼的组成部分，但不能说是“修建天安门的重点”。
这就如同一幢房子，门窗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而不能说门窗是房子的重点。“双交四椀、三交六椀的建筑”这个提法也不对。
“双交四椀、三交六椀”都是棂花的式样，而不是建筑的式样。双交四椀是两根带花饰的棂条垂直相交形成的图案，一个单元有四个圆椀，叫“双交四椀”；三交六椀是三根带花饰的棂条成60°角相交形成的图案，一个单元有六个圆椀，叫做三交六椀。而不能讲“双交四椀或三交六椀的建筑。”这种概念错误会误导读者。
另外，天安门的所有菱花槅扇都是事先预制好了的，只要安装上就行了，不存在“xxx也参与修建菱花槅扇”问题。
其十三：关于挂国徽问题。
天安门的国徽实际尺寸很大，直径约3米左右，重量达几百公斤，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一个人是挂不上去的，要用起重设备，还要有很多人帮忙。
把这功劳归于姚来泉一个人是不对的。
......
文中还有一些错误，暂就如上诸项进行纠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的故事流行着各种版本，每种版本都有不同的失实之处，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严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