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社会规制决定数字门槛
转自 | 老龄与未来
9月9日下午，由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与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主办，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与苇草智酷承办的“代际数字鸿沟：挑战与应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和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邱泽奇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
2001年，我在香港的二十世纪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的数码区隔》。那时，“鸿沟”概念对中国冲击力太大了，不太容易接受，没敢用“数字鸿沟”，翻译为了数码区隔。现在看来，大家都有共识，数码区隔就是数字鸿沟。
今天，我分享两点。
第一，代际数字鸿沟最核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数字鸿沟的核心是数字隔离。社会隔离不是今天发生的，世界上从来都有，以后都会有。社会隔离发生在人群中，数字鸿沟是人群隔离的一种形态。在这个形态中，又有两类场景：一类是主动隔离，人们不愿意加入数字社会，很多人不用微信，不用数字工具，主动离开数字群体，如果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数字回避。另一类是被动隔离，人们想加入社会社会，可是却因各种因素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也可以称之为数字排斥。
导致数字隔离的主要因素是数字素养差异。应用数字技术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不同人群中有高有低，形成了数字素养的差异。当一项数字技术推广的时候，总会纳入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形成了天然的数字门槛。技术维度的数字门槛在人群中便形成了因数字素养差异产生的群体隔离，即一部分人的数字素养让其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另一部分的数字素养不够，使用不了数字技术，数字门槛天然地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外，这就是数字排斥。
数字门槛的高低形式上是技术决定的，本质上则是由社会规制规定。如果社会对技术缺乏规制，技术会沿着自身的路径迈向利益最大化，形成技术最优的平衡点。技术是逐利的，因为背后是资本。有社会规制，就可以约束技术迈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技术的社会约束。有效率的社会约束可以将技术的门槛设置在社会最优的平衡点，而不是技术最优的平衡点。两个平衡点，一个平衡点来自于技术，资本使然；另外一个平衡点来自规制，社会使然。如果我们希望更多人从技术中受益，就需要用社会规制约束技术，不让技术跑得太快。
代际数字鸿沟是技术门槛的设置忽视了年龄之间的技术素养差异，自然地把技术素养较低的老年人排斥在了技术应用之外。健康码是代际数字鸿沟的一类表现，但不是唯一表现。忽视了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差异也就自然挖出了因素质素养差异呈现的代际数字鸿沟。
至于什么是数字鸿沟，我有大约五六篇文章做过讨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如今在中国看到数字鸿沟其实是数字红利鸿沟。对中国人而言，我们都有接入互联网、进入数字社会的条件。在中国，只要是有人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有4G网络信号，这个接入条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没有接入鸿沟。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家庭文化支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大多数的数字工具，例如子女替父母网购、网络支付、网络挂号等等，在一般应用层次，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进入数字社会，因此，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应用鸿沟。恰恰是在疫情期间，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应用再不能借助家庭文化进行数字红利分享，真正的、以个体为单位的数字红利鸿沟开始显现出来。归纳起来，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入鸿沟、应用鸿沟、红利鸿沟。我们讨论的代际数字鸿沟是红利鸿沟的一类。
第二，应对代际数字鸿沟的核心还在科技向善。
一是在技术上，需要反复坚持倡导科技向善。在当下，产品的向善刻不容缓。在产品层次，亟需要保障产品的普惠性，比如各种码易用性的覆盖面。简单地说，是降低技术门槛，实现技术普惠。降低技术门槛毫无疑问会为企业带来成本增加，可是，却会为社会带来收益增加，获得社会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进。
二是在制度上，在社会规制层次需要把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为什么会有大量代际数字鸿沟的案例成为热搜？热搜呈现的正是社会需求。如果技术发展一骑绝尘，完全忽视技术应用的社会覆盖性，社会就需要启动规制机制，把社会的需求上升为社会规制。其中，政府需要扮演社会守门人的角色，而不能推波助澜，让技术沿着资本逻辑狂奔。我认为，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非常必要，它能推动社会的创新。我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对市场的规制同样必要，只有社会表达对市场规制的需求，才可以倒逼政府制定必要的政策，使制度成为数字红利普惠不可或缺的一环。
苇草智酷简介——
苇草智酷（全称：北京苇草智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是由长期从事互联网前沿思想、人文、科技和投资领域的专家所组成一个的思想者社群组织，其前身是已运营 5 年的互联网思想者社区—网络智酷。
苇草智酷秉承“让天下思想者连接起来”、“让思想流动起来”、“让思想直立行走”的主旨和愿景，在泛互联网思想领域中，立足全球视野，感知时代脉搏，聚焦思想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