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最近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样一来，美英就成了中国抗疫的新示范。这些西方舆论在反复劝说之后还做出承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西方舆论对中国疫情抱有的大致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而对我们的抗疫进行建言献策的。
欧美虽然已经有了新冠疫苗，但依然没有挡住疫情的再度肆虐。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平均每天超过10万例，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回到6个月前高峰时期的水平。英国的情况要微妙一点。距离7月19日启动全面解封的“自由日”已经过去3周，据英国卫生部当地时间8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612例，新增死亡病例103例，较本轮最高峰时的单日新增5.4万例有了明显减少。然而，谁也不敢说英国的疫情已经过去。虽然确诊病例数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相关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依然在逐步增加。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不想在暑假前被迫隔离而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事实证明，盲目解除或者放松防疫措施，追求单纯依靠接种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并“与病毒共存”，是全球疫情再度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解除或者放松在它们各自国内饱受争议，它们正处于加强防控还是完全放开的两难困局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国家自己并没有从“与病毒共存”中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好处，却向中国宣传“与病毒共存”，并认为美英抗疫比中国先进有效，彭博社甚至炮制出“美国抗疫世界第一”的排名。
他们的说法充满矛盾。一方面说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相当快，这本应成为更加严格防控的理由，却被用来说明需要放松防控，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很多地方人口密度很大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的严重后果不可想象。一些西方舆论还认为，中国的严格抗疫措施“代价高昂”，“对数百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正在引发警告”，而且“即使你能封锁所有的地区，人们仍然可能死亡，更多的人可能因饥饿或失业而死亡”，由此也推导出中国应学会“与病毒共存”。
8月8日，在郑州市纬一路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取样。图/新华社
然而，中国去年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最先实现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正常化。就是在局部疫情偶尔出现的时候，我们在继续严格防控的同时，加快疫苗接种，如今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已超17亿剂次。不仅疫情控制的情况远远优于英美等国，而且我们在严格防控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度也远超英美。
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说法显然缺乏任何说服力，就像劝一个考试成绩远胜落后生的优等生，要借鉴差生的学习方法。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别有深意。
这种“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三十六计》里说：“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意思是，在对方具有明显优势的时候，不要和他们发生正面对抗，而是要诱使对方自己犯错误，自己坏自己的事。一些西方舆论看到中国抗疫的成果显著，感染病例一度归零，社会恢复正常运转，经济等方面的恢复也很快，他们对此很是焦虑。当中国出现一些局部疫情的时候，他们马上献上“与病毒共存”的计策，是妄想德尔塔毒株能够在中国继续肆虐，最好出现大规模感染，乃至疫情失控的情况。要知道，中国的严格防控，对于凶猛的德尔塔毒株也是有效的，如今疫情再起，不是什么和新冠病毒共处的实验，而是没有能够严格有效地坚决执行防疫政策导致的后果，这是能够通过坚决落实严格的防疫政策加以解决的。
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一方面对中国“献计献策”，一方面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造谣攻击。对于连环计的解说，《三十六计》说得好：“使敌自累，而后图之。盖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两计扣用，以摧强势也。”一计是劝诱中国放开，让中国陷入疫情不可承受的状况。这是“累敌”。另一计是就病毒溯源构陷中国，到处煽风点火。这是“攻敌”。西方对我两计并用，全方位地就疫情话题展开攻击，实质就是要让中国的抗疫成果付诸东流。
这样“精妙”的连环计，打着关注中国的旗号，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深陷疫情泥潭，如果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正好可以趁势得利，夺回他们在之前抗疫中失掉的优势。中国抗疫，步步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做，却都取得成效，如今也不能被这些西方舆论忽悠了。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一篇刚刚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广泛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常态化疫情管控仍然是我国抗疫斗争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不仅不能放松疫情管控，还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不懈地做好疫情监测预警。这不是‘与病毒长期共存’，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高强认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他指出，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严重后果，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我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
这些观点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