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全运观察：“业余选手”夺冠之后——全运会小众项目中的社会力量

　　新华社西安9月25日电题：全运观察：“业余选手”夺冠之后

　　——全运会小众项目中的社会力量（上）

　　新华社记者

　　“业余选手”夺冠！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山地自行车赛场，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米久江战胜卫冕冠军吕先景夺得男子越野赛金牌，这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项小众运动的同时，也不禁开始畅想：社会力量办体育已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这一样本是否能够在其他项目上复制？在诸多从民间走向竞技舞台的新兴、小众项目上，社会力量是否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小标题）解剖“轮迹”样本

　　记者查阅本届全运会秩序册发现，除轮迹俱乐部外，还有Feng Racing、羚锐制药等车队，以及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

　　米久江的教练、轮迹俱乐部负责人陆正虎介绍：“自上届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允许社会俱乐部和个人参加全运会山地自行车项目。”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山地自行车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各职业俱乐部。

　　“叫我们业余队其实不准确，可能应该叫职业俱乐部。”陆正虎说，“我们的训练、保障，都是参照专业队进行的，除了科研差一些。”他说，像俱乐部此次拿到季军的大学生陈科宇，冬训最多一天要骑行200公里，七八个小时不停。米久江则是从2016年开始便全身心投入训练比赛。

　　俱乐部车队能在训练专业性上有保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行车项目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自行车运动在我国普及度广，我们运动员的比赛机会比体制内的专业运动员还要多。疫情之前，商业赛事一周在全国各地能有五六场，队员还得挑着去。”陆正虎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养活’高水平选手，因为俱乐部结余资金较少，运动员的收入还是依赖赛事奖金。”

　　此次全运会上，轮迹俱乐部被纳入贵州省代表团进行保障。这是因为俱乐部和贵州省体育局2018年就签订了联合组队协议。体育局保障俱乐部外出参赛、训练的食住行等基本经费和部分器材费用，俱乐部负责主抓训练。

　　这份协议规定，俱乐部培养的运动员可以选择留在俱乐部，也可以选择去专业队；已有五人做出了选择，他们仍在俱乐部训练。

　　不过，在身份上，俱乐部车手和省区市代表团运动员还是存在区别。

　　在我国，运动员每年都要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系统内完成注册工作，这关系到运动员的身份归属认定，关系到国家队运动员输送单位认定，也直接关系到俱乐部这样的社会力量能否独立组队参加全运会。根据《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院校、俱乐部的注册运动员可以通过双重注册的形式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参加十四运会”。而轮迹的车手们只在俱乐部名下进行了注册。对此，省体育局并没有表示异议。

　　“如果注册在省队名下，他们就参加不了商业赛事了，商业赛事一般要求是‘业余选手’，或者专业运动员退役满两年后才能参加。”陆正虎介绍。也是由于米、陈二人只在俱乐部名下注册过，出现在全运会上的便是“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而非“贵州队”。

　　“但我们也不同于本届全运会中其他俱乐部或者个人，我们还是属于贵州代表团。”陆正虎强调说。

　　（小标题）俱乐部与全运会：能不能上谁说了算？

　　俱乐部队伍成功“打卡”全运会，更像是由山地自行车项目市场发育程度、体制内外队伍竞技水平、俱乐部与主管部门意愿和特定的运动员注册规则促成的一例个案，在其他一些新兴项目中似乎没有被复制。而影响俱乐部能否出现在全运会舞台上的，有以上几个变量，也有项目从业者、管理者对全运会性质界定的因素。

　　本届全运会秩序册上，除了山地自行车、铁人三项和棒球之外，其他竞赛项目运动员中未再见到直接代表俱乐部、高校，或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事实上，攀岩、滑板等新兴项目中，不乏出身“草根”的运动员。

　　一名全运会组委会官员对记者透露，直接影响俱乐部名字能不能出现在全运会上的是注册制度。

　　“十四运会的规定是，如果运动员不能在俱乐部名下注册，那么他（她）就不能代表俱乐部参加全运会。”他说，能否注册的决定权在各省级体育主管部门。

　　“每个省（区市），或者火车头这样的行业体协，只有一个注册账号，由省（区市）体育局管理。省队的运动员就直接注册上去了，有一些队伍采取省队俱乐部合办的形式，如果体育局同意的话，是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注册的。”

　　根据这位不愿具名人士透露，各省（区市）决定是否同意俱乐部注册的考虑因素，包括俱乐部是否专业实力够强、是否能够通过市场养活自己，也包括与省里的合作关系是否密切。

　　“男足就有很多用本省职业俱乐部梯队参加全运会的例子，省里也自然会给这些俱乐部注册权，并且是双重注册，这是合作紧密，并且俱乐部专业实力和运营能力都相对成熟的例子。”

　　而一些新兴项目的俱乐部，有些仍停留在“爱好者俱乐部”的阶段，即爱好者来俱乐部里玩一玩；业内没有成体系的商业赛事支撑运动员维持生计和高质量的训练，“这样的俱乐部和行业生态，可能省级的体育管理部门是不信任它能持续培养高水平人才的”。

　　比如，攀岩界的多名人士都认同，虽然在中国最早从事和推广攀岩运动的是高校和社会力量，但目前中国攀岩的职业化程度仍不高。中国攀岩在速度项目上取得的成绩，也是在攀岩被确认入奥、项目被纳入举国体制保障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启动了跨界跨项并与各地共建国训队之后取得的。而在人才培养周期更长的难度、攀石等项目上，从俱乐部成长起来的潘愚非、张悦彤等国内名将，虽然能在全运会上摘金，但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够。

　　小轮车项目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山东小轮车队主教练朱延介绍，2017年全运会时，该项目才允许社会俱乐部参赛。但由于国内的小轮车场地大多集中在专业队的训练中心，不像国外作为社区的公共设施存在，更少有市场化的赛事举办，因此项目普及率不高，少有社会俱乐部选手能达到全运会参赛标准。

　　记者询问了几家向省级队输送队员的攀岩俱乐部负责人，他们均表示，在自己的认知里，全运会就应该以省（区市）队为单位参加。一名俱乐部负责人还说：“有的项目，运动员以什么身份参赛区别不大。项目社会化程度高，各省队选材还是得从俱乐部里来，而且高水平的教练员有一大部分目前暂时都还在俱乐部，双方形成共建机制，最后覆盖的还是同一批运动员。”

　　而本届全运会滑板竞赛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也表示，随着滑板入奥并成为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俱乐部选手在竞技舞台上可能会慢慢变成“陪跑”的角色，俱乐部入全运会意义不大。

　　“滑板的街头气质不会变，产业链条也可以很长，俱乐部是这个生态里非常重要的单位。但从竞技角度而言，全运会毕竟是全国竞技体育比拼的最高舞台。”他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