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節自身生殖行為的行為，既包括“減產”，也可以“增產”。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古代中國實行“增產”計生政策，鼓勵國民生育。
戰國初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餘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番了一倍，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的結果。
這一時期，計生政策實施最堅決的，當是越國。在吳越之戰中，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句踐卧薪嚐膽，實施強國戰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國內人口。句踐當時搞計生的決心很大，據《國語·越語》所記，越國當時對孕婦實行“公費醫療保險”，女人生產時只要通知政府，醫生人務很快便會趕到產婦家裏助產。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胞，政府安排免費奶媽，也就是説，由國家來撫養。
如此優厚的獎勵，在今天也做不到。後來越國能打敗吳國，重新崛起，雖然原因很多，但與此計生政策的實行不無關係。類似記載還見於《吳越春秋》，雖然在細節上有所出入，但記載句踐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唐朝，則把鼓勵生育當作一項基本國策。李世民（唐太宗）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發佈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贊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領導幹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制早婚。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這樣。當時法定適婚年齡：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計生政策，強制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
齊國這一早婚政策的推出，還有一段故事。據《韓非子·外儲説右下》記載，有一次，齊桓公到民間微服暗訪，在一老百姓家裏看到，一年已70歲的老頭還是自己做飯，他便問是不是沒有子女。老頭説他有三個兒子，可因為家裏貧窮，都沒有娶到老婆。齊桓公回宮後，把這件事對主持齊國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説了，管仲便提出了這一政策。
管仲提出瞭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另一辦法，是消減齊桓公的後宮人數，不讓“宮中有怨女”。當時王室、諸侯女人數量“超編”嚴重，以周王后宮來説，是“一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在編”女人共計121人；諸侯則是“一娶九女”。
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論是王室，還是諸侯都多佔多用，民間有錢男人也跟着“蓄私”。墨子當時便向外界曝料，稱“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認為這是造成社會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呼籲“節制”。
由此可見，如果説違反計生政策，在古代首先是政策的制定者。齊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讓管仲這麼一説，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帶頭響應了管仲的計生政策：將後宮沒有與他發生過性關係的大批“未嘗御”女子，統統遣散回家，嫁人。
齊桓公此舉，大概也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執行過程中，解決婚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的特例之一，乃非常規手段。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