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日報：借腹生子 不為人知且亂象叢生的地下代孕市場
無法生育正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夫婦面臨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機。日益累積的急切需求下，地下代孕產業在隱秘角落裏生根發芽，漸漸發展成了一門規模龐大的生意。
手握重金卻難續香火的財富階層、具備生育能力卻收入微薄的貧寒女性、渴求更高物質回報的婦產醫護人員，嗅覺靈敏的地下中介捕捉到三者間潛藏的商機，將各方需求對接在一起，構建起了一條以新生嬰兒為交易物的地下產業鏈，並盤踞各方之間，抽取鉅額分成。
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週期漫長的灰色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終在各方難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進，期間多有相互猜疑、隱瞞乃至欺騙。愛情、繁衍、財富、慾望、倫理、法律等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催生出了一個不為人知且亂象叢生的神秘地下市場。
《智族 GQ》編輯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遍訪地下代孕產業鏈各個環節，還原隱秘利益鏈條的運轉機制，並嘗試去探尋人性在其間發揮着何等作用，又會將其導向何方。
一
陸曉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轎車會開向哪裏。眼罩矇住了她的大半張臉，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機，黑布堵死了車窗上可能透光的縫隙。車裏還有三個女人，和陸曉琳一樣，她們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將去往何處。
陸曉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卻知道她們登上這輛車的緣由，都是為了賺錢。其中一人和她一樣，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滿足他們借腹生子的心願。另兩人不願付出十月懷胎的代價，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幾小時後，幾顆與陸曉琳並無血緣關係的胚胎將植入她的子宮，十個月後若能順利生產，她將獲得 18 萬元的酬勞，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將為此付出七十餘萬元。
兩筆金額間的差價，將落入組織這次行程的代孕中介和醫生手中。這是遊走於灰色地帶不受法律保護的地下代孕交易，車輛駛往京郊一處不可公開示人的手術場所，中介與醫生合夥建立的“實驗室”。
陸曉琳平日裏被叫做“代媽”，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喚為“志願者”，“為愛心孕育事業無私奉獻的人”。中介把高額酬勞吸引來的“志願者”們集中在一起住宿，24 小時看管，不準隨意外出，不準亂吃東西，不準穿高跟鞋，不準交頭接耳，不準跟任何人透露住址。唯一鼓勵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間的宿舍裏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時間或許幾天，或許幾個月，還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間每天只領 20 元生活費，“這錢別人掙得了，我為什麼就不能掙?”
身處黑暗當中，陸曉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時間過去了多久。就在她漸生睡意時，車輛抵達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
相較於與中介長年合作的私立醫院，實驗室設備更先進，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過的代媽，才有去這裏移植胚胎的資格。代媽們既能幫中介賺取高額利潤，也能使其遭受慘重損失，雙方關係微妙，往往相互提防。有人懷孕五個月後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筆佣金隨即報警，有人鼓動全宿舍代媽集體“跳槽”到另一家中介。實驗室包藏着地下代孕市場最核心的機密，昂貴的醫療設備、違規操作手術的醫生、客户提供的胚胎均聚集於此，若是曝光抄查，對藉此贏利的人堪稱災難。
很難從外觀上察覺到實驗室內部的秘密——一棟白色二層別墅，一層是廚房客廳，二層有四個房間，一間用於取卵移植，另三間供代媽們術後休息。院裏有游泳池，種菜養雞，滿是生活氣息。
陸曉琳覺得自己能來這裏，是因為“待的時間長、性格老實好欺負，不惹事”。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嘗試移植四次，無一成功。心想着着比自己晚來的人紛紛懷孕搬進兩人一間的公寓，領取客户支付的每月兩千元生活費，自己卻只能擠在陰暗潮濕的上下鋪宿舍裏每天領 20 元，她滿心懊惱，反覆祈禱這次一定要成。
實驗室裏有兩男兩女四名醫護人員，陸曉琳覺得一名男醫生的臉孔有些眼熟，隨口閒聊了幾句，果然見過。中介之前為了安全隱蔽，曾送她到山東棗莊一家醫院做胚胎移植，當時主刀的醫生正是此人。對方説他已辭去當地公職，到北京這家實驗室專職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醫生安排的手術流程，供卵者在先，代孕者在後。等待期間，護士讓陸曉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發脹，並且不準上廁所，説為了手術方便，B 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術枱，陸曉琳抬頭看了一眼窗户，對面房間擺放着兩個冒着冷氣的大桶，裏面都是冷凍胚胎。醫生用金屬窺陰器撐開陰道口，在 B 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這是一根極為細小的管子，頂端還有一小段更細且具有彈性的小管。助理遞給醫生一個連着細小管道的針筒，將胚胎注入了陸曉琳的身體。
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鐘，也無痛感，但陸曉琳覺得無比漫長。按照醫生的叮囑，她繼續平躺了四個小時。再次矇眼坐車回到宿舍時，已是傍晚。
胚胎移植後第 14 天，中介安排陸曉琳到醫院抽血檢測移植結果。得知成功的消息，她忍不住掉了眼淚，用被子蒙起頭努力控制哭聲，不讓其他代媽聽到。距離她來到這家中介公司的那天已過去了半年多，她覺得苦日子總算有了到頭的時候。
漫長等待，並不只是為了賺取 18 萬元的佣金。她還想借助這筆錢過上踏實安穩的生活，找個好男人，重新擁有一個她曾經擁有過卻只能捨棄的孩子。
二
若不是 2011 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在美容院幫人梳頭時偶然看到一條電視新聞，當時 21 歲的陸曉琳命運或許會是另一種走向。新聞講述的是一位女大學生為賺取五萬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場，卻因手術事故意外致死。陸曉琳更關注的不是死訊，而是高額酬勞。她模仿節目中的記者上網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據檢索結果撥通了一個電話號碼。
一個東北口音濃重的女人在電話裏反覆勸説她“抓住賺大錢的機會”——解決來回路費與食宿，從來例假的第二天開始促排卵算起，整個流程 12 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賺的還多。
陸曉琳將信將疑，最終還是難抵誘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卻成了另一番模樣。對方告訴她，捐卵價格取決於學歷、身高、長相，五萬元是“清華北大高材生”的價格，按她初中學歷、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條件，最多隻能賺五千元。對方反覆鼓動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賺 18 萬。
陸曉琳覺得受了羞辱。儘管對方反覆解釋代孕不會跟人發生性關係，孩子也不會和她有任何血緣關聯，但她仍然覺得是很古怪的事，心裏彆扭。辛辛苦苦懷胎，可又説跟自己沒關係，別人付一筆錢把孩子抱走了，這算怎麼回事，和人販子有什麼區別?
類似的疑慮不僅發生在她身上，也存在於交易的另一端。一位曾在地下代孕市場混跡五年的前中介説，他當年多半精力都用於説服客户相信代媽和孩子沒有關聯。一位南方女客户曾在代媽面前反覆問他：我和我老公這麼白，她這麼黑，生出的孩子皮膚白一塊黑一塊怎麼辦?
幾番勸説無效，東北女人變了臉色，甩給陸曉琳一張“入職協議”：要麼拿 200 元路費回家打工，要麼在這好吃好喝住一年掙 18 萬，哪條路好走，自己看着辦。
某代孕中介公司與代孕者簽訂的“入職協議”
猶豫了一會兒，陸曉琳還是拿過那張表格，依次填寫身高、年齡、學歷，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結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順產 / 剖腹產、例假時間、能否接受雙胞胎、能否接受剖腹產等條目，並簽上名字。
隨着入職申請表一起收走的，還有她的身份證。對方並不掩飾這樣做就是為了約束行動自由。為防止代媽懷孕期間中途逃跑，18 萬元的佣金分五次發放，最多的一筆在生育後支付。在此期間，代媽外出活動需事先申請，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嚴禁夜不歸宿，春節期間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媽因母親去世申請回家處理喪事，遭遇強硬拒絕。中介説：誰去世也不準回。家裏人叫你回去無非是為了分攤費用辦喪事，你在這掙錢了，打五萬塊回去就行，家裏人肯定樂意。
宿舍隱蔽在海淀區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區裏，一套兩居室，每間卧室兩張上下鋪。住了一段時日，陸曉琳才漸漸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過來再説服其轉做代孕乃是常態，東北女人也並非這裏的專職員工，而是遊走於各家代孕中介之間提供代媽資源，每促成一單，抽五千元介紹費。
這是一個時常有人員流動的臨時集體，代媽們來自全國各地，習慣不同，性格各異，處理好人際關係不是件容易事。為維持秩序，中介鼓勵代媽們相互監督檢舉，舉報者獎勵，違規者罰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罰款五百元，十天不發放零食。陸曉琳性格內向不愛講話，為躲避是非，她買了一隻黃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牀上發呆，盼着早日領到佣金恢復自由。
事情並不如她預想般順利。接受移植前，代媽們需注射黃體酮，服用補佳樂，目的是增厚子宮內膜，抑制妊娠子宮的活動，使受精卵植入後產生胎盤。但她連續三個月內膜厚度都達不到移植標準。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漿，第四個月終於體檢通過，卻移植失敗，還得了盆腔炎，卧牀休息了半個月。
第五次嘗試前，公司遭到舉報，中介將所有代媽召集在一起開會，宣佈轉移住宿地點，移植一律暫停。看着五六十個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們密密麻麻地擠在一間屋子裏，陸曉琳既感到驚訝，也有些心急：她們都能懷上，我為什麼不行?
催生出這番帶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龐大的不育羣體積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國人口協會 2009 年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育齡人羣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 15%，這意味着平均每六對夫婦中就有一對無法生育。
一對南方中年夫婦婚後七八年間試遍了治療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間女方遭遇意外，子宮整體切除。萬般無奈下，他們選擇了去美國加州代孕，終於在女方 40 歲時有了孩子。
身邊有人暗地裏議論“孩子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他們覺得這些人完全沒有理解他們的難處：“我們這種情況，代孕是唯一的辦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特別為我倆感到驕傲，能堅持到這一步的，都是真正經得起考驗的感情。但凡有一點不合，哪經得起這麼多年的煎熬折騰?早離了。”妻子説。
類似的強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產業在隱秘角落裏生根發芽，漸漸發展成了一門大生意。一端是手握重金卻難續香火的財富階層，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卻收入微薄的貧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質回報的婦產醫護人員。嗅覺靈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間潛藏的商機，將各方需求對接在一起，構建起了一條以新生嬰兒為交易物的地下產業鏈，並盤踞各方之間，抽取鉅額分成。
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週期漫長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終在各方難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進，期間多有相互隱瞞乃至欺騙。
等待移植期間，陸曉琳常常和四五個代媽一起被叫到中介的辦公室，接受客户的詢問挑選。談話雙方地位並不對等，客户有權詢問代媽的各種私人信息以做出決策，代媽卻絕不能打探對方的信息，這是不可觸碰的禁忌。一些客户為防止泄露隱私，帶着帽子、墨鏡與口罩，幾乎要把整張臉都蓋起來。
然而，代媽們告知客户的，也未必都是實情。每次面對客户前，中介都會叮囑陸曉琳一套話術，例如虛報例假時間，讓客户覺得可以儘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齡的客户，中介還會事先告訴代媽一個年齡，並作好假身份證提供給客户。
經歷了重重波折後，陸曉琳終於在第六次嘗試移植時懷孕成功。然而一個多月後，她覺得狀況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裏每頓飯只吃一碗麪條，移植後卻要吃兩三碗，並且吃完一小會兒就又開始發餓，心慌頭暈，腰部脹痛，渾身出虛汗。
曾經的生育經歷讓她覺得，一定是哪裏出了問題。
三
陸曉琳當時還未結婚，但曾經生過一個孩子。20 歲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親嫌棄她個頭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決婚事，還把孩子送給了別人。陸曉琳深受刺激，決心一定要多賺錢讓人瞧得起，一腳跨進了代孕行業。
隨着腹部日漸隆起，腰部脹痛也愈發劇烈，這與她首次生育時的感受大不相同。她擔心身體會出大問題，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滿 18 萬酬勞的那一天。
大部分代媽們進入這一行的原因都是貧窮。有代媽曾在同一家代孕中介長期駐守，五年生了四個孩子，因為“做什麼事都不可能這麼容易賺錢”。這門生意顯著改善了代媽們的物質條件，不少人對此流露出感激之情。陸曉琳接觸過的代媽最大 40 歲，最小的剛成年，一個來自雲南農村的代媽常常跟她唸叨：每天什麼都不用幹就能賺這麼多錢，我從來沒有過過這麼舒服的日子。
在代媽圈子裏待久了，陸曉琳發現這裏像個小社會，不同人心態差別很大，活法也不同。中介三番五次讓她介紹朋友來代孕，每筆提成五千元，她總是不好意思跟人提起這件事，怕讓人瞧不起。可身邊另一些人卻總有辦法拉新人入夥，不但收入頗豐，還在代媽中扮演起領袖角色，姿態瀟灑。
除北京外，廣州、深圳、武漢等城市也是地下代孕產業的高發地。珠三角聚集着大量女工，一個人做代孕嚐到甜頭，往往會去工廠裏鼓動一批人加入。陸曉琳生怕家人知道代孕的事，一直謊稱在北京打工，而另一些代媽不但不避諱，還把村裏的親戚鄰居一一叫來，全村女性集體代孕，“共同致富”。
更有頭腦活絡的人，嘗試向代孕產業鏈的上游邁進。陸曉琳認識一個負責管理代媽日常起居的董姓女子，多次代孕失敗，卻因“腦子聰明，會來事兒”深得老闆信任，還把丈夫也拉進公司當司機。
“這種情況太多了。”我在武漢見到一位朱姓中介，聊起這件事時他説道：“過兩年肯定自己單幹，畢竟做這個都是為了賺錢，誰也不可能甘心給別人打一輩子工。”
朱本人的從業軌跡正是這樣。他今年 33 歲，大學畢業後回老家山東日照做旅遊工藝品生意，月入三四千元。2012 年，在武漢的大學室友聯繫他説在做試管嬰兒業務，事情太多，希望能過來幫忙。 “試管嬰兒，聽上去很高大上嘛對不對，那就過去看看吧。”
到了武漢，朱才瞭解到同學在做代孕中介，雖談不上違法，但也不受法律保護。就在他猶豫時，同學帶他見了一個剛剛代孕成功的客户。據他描述，這位 41 歲的失獨女老師跟同學説了幾句感謝的話便失聲痛哭，還差點下跪。朱説當時感受到了一種“神聖感”，當即決定入夥。“怎麼説呢，我們做這個事情，掙錢也是真的，但也是為很多家庭造福啊，就有種做慈善的感覺。”
當時正是武漢地下代孕市場的爆發期，同學精力有限，便將大部分業務都放手交給朱去打理，客户、代媽、醫生全都接觸，日子久了，他漸漸摸清了這門生意的門道，兩年後開始自己單幹。
他坦承這是“沒什麼門檻”的生意，看似高精尖，但具體技術環節由醫生解決，中介只需把各方撮合在一起。早先跟醫生建立合作還需三家中介推薦擔保，現在已不需要，因為在武漢敢做地下代孕手術的醫療團隊從一家變成了四家，相互爭搶客源。代媽也無需費力尋找，因為產業鏈已經細分到出現了專門向各家中介供給代媽的角色。“只要你有本事拉到客户，就可以做。”
朱向我總結道，尋求代孕的客户主要分三類，一類是失獨夫婦，一類是不孕不育症患者，一類是渴望生育二胎卻年齡過大難以生育的家庭。隨着二胎政策的放開，第三類客户的數量急速上漲。低門檻高利潤的驅使下，僅武漢一地，大大小小的代孕中介公司已經超過了一百家。其中很多並不能稱為公司，動輒六七十萬的代孕費用打入的是個人賬户，沒有辦公室，和客户見面通常約在高級酒店大堂，“君子協議，主要看雙方人品”，“有辦公室又怎麼樣?説白了也就是個皮包公司”。
朱感嘆道，不做這一行，不瞭解人們要孩子的心願有多迫切。他稱曾接待過一位女客户，嘗試了兩年仍未成功，情急之下她瞞着丈夫換了一份別人的精子，終於有了結果。 “她説她不管，無論如何得有個孩子，不然在家裏實在沒地位。”
各家中介之間並非只是競爭關係。朱向我展示了一箇中介微信羣，每天都在分享信息，相互介紹資源。“中國人這麼多，代孕市場這麼大，大家互相幫助一起賺錢嘛，對不對?這是你好我好的事，不是你死我活的事。”
**國際是深圳規模較大的幾家地下代孕公司之一。一位前員工提供的成本核算清單顯示，收費 65 萬元的套餐，成本為 35.25 萬元。“這一帶的寫字樓裏至少有五六家代孕公司，都是那邊的業務員出來單幹的。這事又不難，多認識些人就行了。這麼高利潤，誰不想自己賺?”
**國際的“65 萬元代孕套餐成本計算表”
若要追溯這一局面萌生壯大的源頭，繞不開一個名字——呂進峯，某代孕網創始人，自稱“中國代孕之父”。
這個 41 歲的江蘇人的確是地下代孕產業裏公認的先行者。某種程度上，後來者大多是複製他創立的經營模式。投身地下代孕產業前，這個大專畢業生在蘇州從事物流行業。2004 年因妻子懷孕，他天天泡在母嬰論壇裏學習相關知識，發現大量身陷煩惱的不育家庭，由此捕捉到商機。
未掌握任何資源的情況下，呂進峯註冊了一批 QQ 號，聲稱自己是代孕公司負責人，瘋狂羣發廣告，用這種如今看似過於簡單粗暴的方式將客户、代媽、醫生鏈接在了一起。
隨着客户越來越多，呂開始招募工作人員，進行團隊分工：有人負責招攬客户，有人負責招聘代媽，有人負責打點醫生，還將代媽聚集在一起住宿，進行封閉式管理，這在後來也成為了大多數代孕中介的標配。
呂進峯的生意的確幫助不少家庭走出了多年無子的困境。有夫妻雙膝跪地淚流滿面，稱讚他是“活佛再世”。很多收到高額佣金的代媽也將他視為改寫命運的恩人。呂進峯覺得自己所做的事讓參與各方各償所願，皆大歡喜，言語間滿是自豪之情。與大多數懼怕曝光的地下中介不同，呂進峯多次高調接受採訪，自稱“中國代孕之父”，反覆聲稱從事的是“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本着“強烈的責任感”。
一些媒體對他的説法並不買賬，發表態度鮮明的文章質疑他以積德行善之名行謀取暴利之實。呂也不介意，無論褒貶都全文照收在某代孕網密密麻麻的媒體報道清單裏。他還讓手下員工做了幾十座獎盃擺放在辦公室，一個獎盃對應一家媒體，底座上刻着接受採訪的時間。
不止一家中介向我表示，這正是呂的聰明之處。“不懂行的人只會覺得這麼多媒體願意報道這個人，一定信得過。誰有耐心一篇一篇翻着看?”
媒體報道提升了呂進峯的知名度，也為他帶來了持續不斷的客源。儘管他曾數度因過於高調而遭遇麻煩，但消停一陣後一切照舊。有中介説：“每次罰老呂那點錢，他幾單生意就輕鬆賺回來，有什麼關係?反正也沒哪條法律能把他抓起來。”
早年間跟隨呂進峯的工作人員後來大多自立門户，複製他的經營模式。有人打着他的旗號騙取錢財，受騙者常找他賠償，令他苦不堪言。後來他定下規矩，所有客户必須與他本人當面簽訂協議，否則概不受理。他將“與董事長呂進峯先生當面簽約，是您權益的唯一保證!!!”寫進協議，還將“當面簽約”四個字用紅色加以強調。
如今，呂進峯的生意已遍及全國各地，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山東等地均設有上百平米的辦公室。相比於他的高舉高打路線，更多的中介小本低調經營，武漢的朱姓中介帶着兩名助理，每年接十幾單生意，也有數百萬利潤。“老呂攤子太大，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最終還得客户買單。我們的服務其實跟他一樣，但是能比他便宜七八萬。”
呂進峯不僅激發了地下代孕市場的野蠻生長，還創造了一套行業術語，例如“大包”。“大包”指的是包成功、包性別的“無風險套餐”，價格如今已水漲船高至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元。中介們聲稱，簽訂“大包“協議客户只需提供精子和卵子，無需與代媽見面，兩年協議期內保證得到一個健康男孩。
然而，美好承諾的背後卻暗藏風險。近幾年由於三代試管嬰兒技術的成熟，可在胚胎移植前就對性別進行檢測，“大包”風險有所降低。而在早先，只有懷孕 6 周以上才可鑑定男女，這意味着代媽懷孕時將經受一場結局難料的賭博。為提高懷上男孩的概率，中介往往會一次性植入多個胚胎，視性別檢測結果流產或是減胎。而這必然會對代媽的身體造成額外傷害。
陸曉琳便不幸成為了傷害的承受者。隨着腹部一天天隆起，身體不適也愈發嚴重，腰痛到走路都很難挺直身體。儘管中介明令禁止私自去醫院檢查，但她還是偷偷去做了 B 超。檢查結果讓她當場情緒崩潰：她懷了四胞胎。醫生警告説，按照她的體質若執意生產，恐有性命危險。
冒着遭受訓斥和罰款的風險，她撥通中介的電話表示抗議。對方冷冷地説：誰讓你自己去檢查的?我們早就知道你懷了四個，怕嚇到你就沒告訴你。你安心打兩個月針，到時給你減胎。
中介所説的打針，是指注射黃體酮。這是一種孕激素，胚胎移植成功後，通常要連續注射 75 天幫助保胎。黃體酮針是油劑，隨着注射增多，皮膚吸收會變慢，也給代媽帶來痛苦。陸曉琳的臀部至今仍有硬塊，時常紅腫疼痛，睡覺時很難平躺。她在家人面前裝作若無其事，一個人在家時，偷偷用土豆片敷在臀部消腫。
陸曉琳此時最在意的已經不是酬金，而是性命安全，為此她決定主動滑胎。一些代媽會故意流產，移植成功後偷吃螃蟹、山楂、桂圓等容易導致滑胎的食物，賺取四千元移植費，休息一陣後換家中介再來一遍。從小食素的陸曉琳效仿她們，在安貞西里一家餐廳裏吃了幾百塊的螃蟹，撐到無法起身，卻毫無效果。
後來她又嘗試做劇烈運動，爬樓梯、蹦跳、俯卧撐、仰卧起坐，折騰了一陣子，還是沒用。她有點害怕動作過大會大出血傷及性命，便放棄了流產的嘗試，等待手術減胎的日子。
手術那天上午下着大雪，她一早便坐在宿舍窗邊等待電話通知。轉眼到了下午仍無動靜，她打電話問中介何時動身，對方説：怎麼説呢，客户來看你手術的路上出了點問題，電話裏不好説，你明天來公司一趟吧。
陸曉琳從對方的語氣中感受到了一絲異樣。
四
陸曉琳一夜未眠，反覆猜測客户那邊出了什麼問題。她設想了各種糟糕的可能性，但第二天聽到的消息，還是超出她的預料。一個代媽稱呼為劉總的女人向她聲稱客户在來醫院的路上車禍身亡，事先沒有付費，讓她把孩子打掉，公司補償兩萬元損失。
陸曉琳氣得渾身發抖。她覺得對方一定在説謊，客户是否真死了暫且不論，説事先沒付錢也不合常理。按照公司和客户簽訂的協議，拿不到首款，公司不可能啓動流程。而按照她和公司的約定，這種情況應當補償五萬元。她想多要一些補償，對方並不正面回應，讓她先打掉孩子再説。
某代孕中介公司的創始人是一對名叫李愛加和蘇建軍的夫婦。我在微博上向蘇建軍發私信預約採訪，當天就收到答覆。比起陸曉琳的曲折經歷，李蘇夫婦口中的代孕產業，則是另一番模樣。
蘇建軍與我約見的辦公室位於北京西城區一座平米價近 20 萬元的高檔居民小區內，隔壁就是西城區政府。辦公室牆上貼着七八張李愛加與各界名人的合影，門口還擺放着一張近一人高的易拉寶，印着她的宣傳照片，下方印着兩行字：
心有愛 - 孕更加 - 某代孕中介公司
**品牌故事(中國第一傳奇女人)
按照李愛加講述的故事，她原名李巧林，今年 58 歲，早年在呼和浩特從事保健品醫療器械生意，後逐步打進北京市場，生意興隆，身家上億。蘇建軍比她小 19 歲，包頭醫學院畢業，21 歲時進入李愛加公司工作。9 年後，二人頂着輿論壓力完婚。因年齡過大不適合生育，李巧林通過試管嬰兒技術生下三胞胎，並在此過程中意識到代孕的商機，就此轉移生意重心，改名李愛加，創建某代孕中介公司。
隨着代孕生意的開展，夫婦二人頻繁登上《魯豫有約》等電視節目，講述“50 歲英雄母親生下三胞胎”的“傳奇經歷”，並將節目視頻一一掛在某代孕中介公司官網上，贏取客户信任。
李愛加反覆向我強調“中國第一傳奇女人”的稱號，聲稱自己有 3.3 億粉絲，從事的是偉大的慈善事業。“你要是有機會幫我做事的話，未來可是價值無限，身上這個光環不得了啊!”
陸曉琳並不相信李愛加慷慨激昂的宣言。做完流產手術後，她在醫院躺了五天，公司還是隻願意給她兩萬元。她打電話向劉總表示抗議，對方説飛機馬上起飛不方便細聊，匆匆掛了電話。
面對我的來訪，李愛加反覆宣稱她是在“為人類造福”。但她卻在電視節目上對代孕二字及具體流程閉口不談，取而代之的説法是“愛心助孕”。她數次打斷我有關代孕細節的提問，提示我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看問題，文章才能寫到點上。
她對以呂進峯為代表的大型代孕中介不以為然：“代孕只是個買賣，我們這是一份事業，我這種人有情懷，格局不一樣，使命也不一樣。”
李愛加曾在 2014 年舉辦“私人定製中國夢財富大會”，聲稱要成為全球卓越的“定製嬰兒”及“胚胎基因測序篩查技術”服務商，實現胚胎強則國強的中國夢。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招募加盟商，每促成一單 120 萬元的“大包”，返利 20 萬元。
李愛加請來的演講師在現場發出慷慨激昂的提問：“等到人到中年的時候，發現自己富可敵國，財富多得要命，什麼都不缺就缺一個孩子。你的心痛不痛?你買個愛馬仕包包幾十萬眼睛都不眨，給你生一個健康寶寶，一百萬你還覺得貴嗎?”
“不貴!”台下回應道。
演講師繼續問：“越高端的人羣越有這個痛苦，而今天我們賺錢要賺什麼人的錢?賺錢要賺有錢人的錢!我告訴你，今天這個會場這個項目從來不是給窮人玩的，同意嗎?”
“同意!”
“有幸跟某代孕中介公司牽手，你就是來當觀音!這是一個賺錢很多的項目，但是用它賺錢實現財富的同時，還能夠幫助別人解決心中永遠的痛。難道這不是最大的大愛嗎?還有哪個事情會比這個事業更加受人尊重?同意不同意?”
“同意!”
某代孕中介公司與客户簽訂的“合作協議”
手握某代孕中介公司的兩萬元補償金，陸曉琳心灰意冷。此時距離她來到這裏已過去了一年多。她無心再經歷種種波折，到浙江寧波的一家美容院重拾舊業，給人梳頭髮。
相比於李愛加對代孕生意的用力讚美，也有中介對這一行心生厭惡，失望離開。例如曾在廣州從業五年的米姐。這個家在北方農村、曾誤入傳銷組織的中年女人曾為呂進峯做過幾年助理，後南下自立門户。
米姐覺得自己當初是抱着“賺錢行善兩不誤”的心態進入代孕行業，但後來覺得這個圈子亂到無法忍受。“人一多就魚龍混雜了。有些老油條來了以後在宿舍裏一忽悠，把代媽全拐到別家去了，拐一個她拿五千塊提成，就幹這種缺德事。有些人胚胎都移完了，挺着大肚子就跑了，你讓我怎麼辦，客户怎麼辦?良心喪盡。你們報紙雜誌上老寫代孕媽媽多弱勢多可憐，要我説是大錯特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米姐南下時，正趕上廣州地下代孕的野蠻生長期，據她描述，僅她所在的小區周圍，就密密麻麻地分佈着幾十家中介。重金吸引而來的醫生也越來越多，起初還是大醫院裏的專業婦產醫生，後來連一些剛剛衞校畢業的普通醫護人員也加入進來，邊做邊學。“他學歷水平不高，但是他熟練。你想想正規醫院才做多少手術?這邊一會兒一個，一會兒一個，太快了，太熟練了。”
米姐覺得代孕行業參與各方的素質一路下滑，突破了她的承受底線。以代媽而言，起初，她通過代孕網站和百度貼吧招募代媽，感覺效果不錯，甚至不乏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早些年有能力上網查信息的都是相對有頭腦有素質的人，合作起來很愉快。”
但後來，能招到的基本都是她認為缺乏工作能力，甚至“好吃懶做”的農村婦女。“做這個除了生的時候疼一下，她一天到晚的上網玩兒。有些人生完走的時候豪言壯語，再也不做了，過兩年覺得受不了打工的苦，還是這個錢容易賺，又回來了。”
在寧波美容院打了幾個月工，工資每月一千多元，陸曉琳漸漸開始厭煩這種從早忙到晚的日子。她回想起代孕時的生活，包吃包住，每月還有兩千生活費，其實也算不賴。
如果重來一次，應該不會再這麼倒黴了吧?她心想着。過了半年，她又回到了某代孕中介公司。
和新認識的代媽一塊閒聊時，有人偶然提起：聽説以前有個代媽，要減胎的時候客户正好死了，你説倒黴不倒黴?陸曉琳尷尬地笑笑：那個人就是我。
幾天功夫，故事就在代媽間傳開了。陸曉琳總感覺有人對自己指指點點，露出不懷好意的表情。她雖心裏難受，但已顧不得計較這些，只希望能早日懷胎，拿到酬金嫁人生子。
五
迴歸某代孕中介公司幾個月後，陸曉琳又一次移植成功。但沒過多久，她在吃飯時自然流產，願望再度落空。
又過了幾個月，她第三次懷孕，並且度過了三個月保胎期。與前兩次失敗時不同，這一次她在懷孕前提前見到了客户。在中介安排下，雙方在一輛白色別克車上見面，客户坐前，陸曉琳坐後。對方戴着眼鏡口罩，長臉，一米八以上的瘦高個，説自己是天津人，但不願透露年齡和職業。客户問了她幾句基本信息，不超過五分鐘，就敲定了這單交易。
陸曉琳懷孕期間，客户常常帶着營養品來公寓探望她，囑咐她好好保養身體。看着肚子一天天隆起，過往兩年多的陰鬱情緒也好轉起來。她不再像過去那樣獨來獨往，開始主動與其他代媽聊天，期待孩子的誕生。
蘇建軍和李愛加夫婦對我説，這是他們第一次在採訪時願意談及某代孕中介公司在從事代孕業務。“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好多報道純粹就是胡説八道。我覺得有必要正面地去説一下。”蘇建軍説。他反覆強調做代孕中介是件“為人造福”的事，例如“拯救了很多失獨家庭”。“很多失獨夫婦年齡大了，喪失生育能力了，不做代孕還能有什麼辦法?真正是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願意開口的原因在於，不久前《人民日報》發起了有關“代孕合法化”的調查，這讓他們感受到了政策鬆動的可能。蘇建軍的助手向我展示一個手機網頁：“這是一家媒體今早做的民意調查，大部分人是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國家會考慮的。”
然而，情形未必會順着李蘇夫婦期望的方向發展。我到武漢採訪朱姓中介的兩天前，全武漢的代孕中介都遭遇了一場風波——上午十點半，一條記者暗訪武漢四家代孕中介的新聞在央視新聞頻道播出，時長近十分鐘，隨後每小時滾動播放一次。中午一點，衞生部門開始行動，查抄了多家中介。
幾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羣裏提醒其他人：兄弟們，今年查的有點早，收拾東西，趕緊撤。有人在羣裏發送了一段辦公室遭遇查抄後的視頻：“他媽的，把老子的好東西全給搬走了。”
朱幸運地逃過了抄查，接到羣裏消息後清空了辦公室，將存有客户信息的電腦和相關文件搬回了家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風波過去僅僅兩天，他卻仍然願意接受我的採訪。
他對此解釋道，查抄並不會對生意造成實質影響，類似的事每年都有，只不過今年比以往時候來的要早一些。對中介們而言，短期內只需將移植手術轉移到外地進行，過不了多久，就會一切照舊。
“其實調查曝光也未必是壞事，反倒是一種宣傳，讓更多的人知道原來還有代孕這條路可走。”他笑着説。
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門合理正當的生意，是我接觸到的代孕中介的普遍心態。即便是對代孕心灰意冷的米姐，也認為自己當年從事的是件“特別乾淨的事情”：“很多人老説是這行暴利，中介太黑心。可這是你情我願的事對吧?誰也沒逼誰掏錢。客户得了孩子，代媽賺了錢，各方都受益。賺錢怎麼了，什麼生意不賺錢?有人亂搞不等於事情本身不對。”
眼下，李蘇夫婦正沉浸在代孕合法化之後引領行業風潮的暢想中。接受我採訪不久後，李愛加又登上了鳳凰衞視《一虎一席談》的舞台，宣講她的“愛心孕育”理念。她將某代孕中介公司類比於滴滴出行，要“先做出高度，再謀求支持”：“你不要老等着國家給你政策，對不對?它可能想給，但它暫時還沒法給，那你就自認為它已經給你了就行了。”
樂於談論代孕正面意義的中介們，並不會主動談及那些為他們賺取高額利潤，卻常常遭遇風險意外的代媽們。例如陸曉琳。她在某代孕中介公司第三次懷孕的結局是，懷胎八個月後再次流產。如今，她已結婚一年有餘，二人曾多次嘗試要一個孩子，卻一直沒有結果。
陸曉琳心裏清楚，自己或許已經陷入了一個無法逆轉的困局。做代孕是為了賺錢生子，然而經歷了反覆移植、流產，她很可能已經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她每個月都偷偷去廟裏燒香拜佛，企望上天賜予她一個健康快樂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對此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