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這樣一條上學路，同時跨越兩個城市、兩種社會制度。
但在深圳，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可見——清晨，近3萬名跨境學童，如潮水般湧向福田、羅湖等6個口岸，跨過深圳河，出關到香港上學，下午再返回深圳家中。
他們是坐在口岸大廳地上，等待保姆阿姨帶隊過關的幼稚園學童；是揹着或用推車拉着撐得鼓鼓的書包，擠進人流的小學生；也是穿着港式校服、腳踩黑皮鞋，三五成羣或獨自過關的中學生。
遊走於兩地之間，他們時常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衝擊。當跨境路途的疲憊變得習以為常，難以消解的，是身份認同的困惑與迷茫。
一位跨境12年的學童説：“像我們，既生活在內地又生活在香港，好像兩邊都不屬於，兩邊都不被理解。”
如今，第一代“深港人”已經長大成人，他們還在追尋一個答案。
最早的跨境學童，出現於1990年代，主要是父母中一方為香港人的“單非”兒童。
20歲的小岑就是“單非”——她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東北人，兩人相識於深圳一家貿易公司。
2000年3月，小岑在深圳出生，隨父親獲得了香港居民身份。
3歲時，她到家附近一傢俬立幼兒園讀港澳班。6歲開始跨境上學。
那時，跨境生不多，香港一些小學生源不足，會“北上”深圳招生。小岑母親在來小區招生的學校中選擇了鳳溪創新小學，看中的，是學校的大操場和足球場——這在香港其他學校很少見。
上學第一天，早上八點，小岑被叫醒。洗漱後，背上書包，脖子上掛上證件袋，裝着回港證、禁區紙和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
八點半到小區樓下等候，坐上專門接送跨境學童過關的保姆車。車沿途到不同小區接孩子，10多分鐘後到羅湖口岸。保姆阿姨清點人數後帶隊過關，之後再坐保姆車，一個個送到學校。
等到下午下課後，學生們到操場排成20條隊，3條是家長接的，其他的都是保姆車接。老師唸到保姆車名和姓名，他們就排隊上車。
2007年福田口岸開通後，家住附近的小岑步行到口岸，再坐保姆車。四年級開始自己過關，之後坐一站港鐵到上水火車站，再走15分鐘到學校。
那時，她感覺校園裏的跨境生越來越多，“幾乎一半是跨境學童，每個角落都能聽到普通話。”
小龍的跨境生涯開始得更早——3歲開始到香港一家佛教幼兒園讀全日班，上午9點到下午4點。
每天早上6點半，媽媽葉菲起牀為他準備包子、麪包等早餐，然後給睡眼惺忪的他穿衣服。車上和學校不能吃早餐，他養成了邊上廁所邊吃早餐的習慣。
15分鐘收拾完，7點坐上保姆車，一個多小時後到關口，過關後再坐一小時到學校——他每天路上往返至少四個小時。上小學後，起牀時間提前到5點45分。
“孩子兩邊走，這是我們最難受的。”葉菲試過送孩子上學，路途的艱辛讓她覺得受不了。她認識一些家離口岸更遠的孩子，上學路上得五六個小時，還得換乘。
她心疼兒子睡眠不足，囑咐他一上車就睡覺。但兒子依然比同齡孩子矮，9歲時身高還不到1米4。缺乏鍛鍊，讓他身體瘦弱，容易生病。
上學路上，一些孩子會走丟、暈車，最麻煩的是丟了出入境證件，一旦丟失，“要不沒法上學，要不滯留香港”，補辦要預約。
為此，家長們自發建立證件丟失羣，在證件後貼上電話，反覆叮囑孩子，“上車、到校後第一件事就是看證件。”
遇上高峯期，過關排隊要很久。為此，深圳一些口岸開通跨境學童專用通道，方便學童快速過關。
文錦渡口岸的跨境學童出境專用通道。
選擇
30歲赴港生下兒子小龍，葉菲經過了深思熟慮。
她是深圳人，丈夫是浙江人，兩人在深圳一家銀行任中層管理人員。公司3000人，她是第一個到香港生孩子的，看中的，是香港教育和文化的開放，更多元化的選擇以及出國便捷。
赴港生子始於2001年7月，香港終審法院裁決，父母皆為內地居民、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兒童莊豐源擁有香港居留權，打開了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大門。
隨着2003年香港向內地遊客開放自由行，以及內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多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直至2013年特區政府實施“零雙非”政策。
香港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數據統計，12年間，202314名“雙非”嬰兒出生——他們構成了日後跨境學童的主力。
與此同時，港籍學生在深圳無法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在香港卻能享受12年免費教育，致使跨境上學的越來越多。
深圳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到2018學年，跨境學童總數達27909位，其中幼稚園4610名，小學19215名，中學4084名。
葉菲趕上了赴港生子大潮。2010年1月，香港醫管局解除自前一年9月開始實行的“限制令”，歡迎內地孕婦赴港生子。
她提前七八個月預約牀位，花費10萬港幣，在香港一傢俬立醫院生下了兒子小龍。
最初做這個決定時，她有過踟躕，擔心會被歧視。為此，她偷偷去香港檢查，沒有告知任何人，想着若形勢有變，就果斷放棄。
孩子一出生，她就到香港九龍、沙田一帶看房。等孩子上幼稚園時，她花300萬在粉嶺買了套4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備幼升小派位到周邊學校。
孩子6個月大時，葉菲送他去上早教班，還買來英語書和光碟。鋼琴、畫畫、跆拳道、劍術等一二十種才藝，讓他體驗個遍。每晚吃飯時，放翡翠台的新聞，讓他了解時事政治，練習説粵語。
小龍2歲多，葉菲開始選幼稚園。那時，香港北區的幼稚園離深圳最近，被跨境家長爭搶，一些父母、黃牛在開放派表前幾天就開始排隊。
葉菲投了北區幾乎所有的學校，有的時間衝突，她就編個時間表，找香港的親戚幫忙排，自己帶着孩子去完這家趕下家。
因工作原因，她和丈夫去香港需公司審批，只能反覆求領導批准，每週跑公安局辦簽證。
她一口氣報了21所學校，面試了14家，通過了3家。而她有認識的朋友，面試了10多家，沒一家收。
報名、面試、複試、註冊……葉菲不得不頻繁去香港，偶爾她會動搖，讓孩子回來上學。
但2012年開始，深圳本地教育資源緊張，公立學校不再招收港澳籍學生，“只能一條路走到黑”。
她最終選擇了粉嶺一所幼稚園，每月交1000元，相比香港私立幼稚園一個月1萬的學費便宜許多。
幼稚園期間，小龍參加了鋼琴、武術、畫畫等才藝考級，“能學能拿的證，他都有”。幼升小時，他被派到北區一所名校，學校約30%的學生為跨境學童。在一些普通學校，跨境生比例高達80%。
葉菲聽説，以前香港小學一個班只有10來人，因為跨境學童多了，變成30多人，有的學校不得不開設新班。
“真正有錢的，會去香港租房買房，母親全職陪。條件沒那麼好的，才會跨境。”葉菲説，一些父母為了孩子深港兩地分居，爸爸帶着小的在深圳，媽媽帶着大的在香港。她也想過帶孩子到香港的房子住，但不想家庭分散，最終還是放棄。
2017年，深圳市出台政策，港籍學生可按積分制入讀深圳市公立學校。一些跨境學童回到深圳上學；一些父母擔心政策之後會再變，持觀望態度。
葉菲和丈夫有些動搖，最終遵循兒子意願，讓他繼續跨境。
2019年3月22日早上7點20分，羅湖口岸，跨境學童排隊過關。
差異
葉菲發現，香港小學實行校本教育，更注重個性化發展，孩子的成長肉眼可見：他成績優秀，有自己的興趣特長；會做義工幫助人，看到有人插隊會勸説；不亂拿東西，別人給東西，會思考該不該接受；老師拍的暑假興趣班課堂照片中，其他人隨意坐着，只有他坐姿端正。
但並非所有跨境學童都成績優秀。由於放學後趕着回家、沒時間補習，學習時間比本地同學少，加上一些跨境父母不懂粵語、繁體字或英文，難以輔導功課，“跨境學童成績好的並不多”。
“雙非”媽媽夏源有更深切的體會。八年前，她趕上赴港生子末班車，在香港生下二胎女兒。
小女兒3歲開始跨境上學，她比在深圳上學的姐姐更獨立、懂禮貌，書包自己背，很少讓人幫忙。幼稚園老師評價她：“成績不算好，也不調皮，屬於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種。”
夏源能感受到兩地教育在孩子身上的投射——香港對閲讀、科學抓得緊，中英文教的深，學業壓力小很多。小女兒每天比姐姐早起一個多小時；大女兒作業多，經常刷題到十點多。
二年級時，大女兒50字的看圖寫話還不會；小女兒200字的作文，稍加指點，就會寫。大女兒只知過元宵節要吃湯圓；小女兒上課時動手做過、煮過，知道湯圓熟了會上浮，沒熟的會沉底。大女兒至今不知“八國聯軍侵華”是哪八國；小女兒能説出八國的名字，還能講述整個過程。
不過，有一次小女兒回家後告訴她，小區在深圳上學的孩子笑她20以內的加減法不會算，説她笨，不跟她玩。夏源一下子有了壓力。
小岑第一次感受到兩地間教育的差異，是在一年級第一節英文課上。老師讓在練習本上寫下中文名和英文名。她寫了中文名後，不知道英文名怎麼寫，便寫上中文拼音。
英文老師將她叫到講台，問為什麼重複寫兩遍。“我壓根沒想到他們從幼兒園就開始這樣寫了，當時班上就我一個人這樣寫。”
香港小升初為“自行分配”和“統一派位”相結合，中學被劃分為band 1、band 2、band 3三個級別。band 1名校多在九龍、港島一帶，離深圳太遠，也很難進，跨境學童大部分在北區學校。
小岑考入粉嶺一所band 2學校，每天下午三點半放學，5點到家，做完作業到了七八點，“跟香港本地同學相比，感覺時間上差了一大截，會特別累。”
16歲的“雙非”女孩黃悦琪，初中開始跨境。她申請了三四所學校，沒成功，被派到一所band 3的中學。學校80%的學生為內地生，以至於一些説粵語的本地同學也開始説普通話。
剛去學校時，她聽不懂老師説的話，想回內地上學，一個月後才適應。她發現，香港老師很有耐心，學習不再是唯一追求，學生可以參加舞蹈、籃球、攝影等協會，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
雙城生活
小岑最早感受到香港與內地間的文化差異，是在家裏，父母的飲食、生活等習慣大不相同。
在家裏，她和父親説粵語，和母親説普通話；在學校，和跨境學童説普通話，本地同學説粵語——她的普通話比粵語好很多。
小學時，她發現本地同學的生活要精緻得多：他們吃百奇餅乾時，內地還沒有；他們的飯盒上映着hello kity圖案，自己是最普通的塑料飯盒；他們用漂亮的午餐袋裝午餐，而她直接塞書包裏；他們用卡通小方巾擦嘴，她用紙巾，她讓母親給自己弄條手帕，結果母親找了條洗臉的毛巾……“我家也不差，怎麼我看起來這麼土？”她一度困惑。
“媽媽，我們家是不是很窮？”葉菲也曾被兒子這樣問到。
幾乎每天，他們都在兩種生活中切換——白天在香港上學，足跡集中在學校、車站，其他地方很少去；下課後趕着坐車，很少參加學校、班級活動，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晚上和週末在深圳，這裏有家人，消費不高，適合逛街、玩樂，但朋友不多。
上學路上，小岑經常獨來獨往。她的朋友圈主要是跨境學童，中學時的兩個好友都是遊戲認識的。
不少跨境學生會等候跨境朋友一起過關。
跨境學生和本地同學有各自的圈子，她“兩邊都聊得來，但又不是很聊得來”。
本地同學討論的TVB熱播劇，她有些看不到；他們從小看日本動畫片，而她看《黑貓警長》；他們聊《高達》時，她在聊《鎧甲勇士》……“基本上成長經歷都不同，你讓我們怎麼聊？”
中學第一天，她被同學問到有沒Facebook，本地同學常用的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軟件，她一個都沒下載，還是習慣用微信、QQ，逛貼吧、知乎，刷微博、B站。這兩年新潮的粵語和梗，她也不懂。
她發現，班上活躍的大多是本地學生，一些跨境生因為語言問題，喪失了表現機會；有的老師也更喜歡叫本地學生回答問題。
她曾嘗試過融入本地同學的圈子，發現看法、價值觀很多不一樣——這樣的差異同樣存在於與內地同齡人之間。
中四女孩張子涵從中一開始跨境，至今沒能融入本地同學。平時她一個人上學，週末在家打遊戲或約以前的內地朋友玩，學校活動能推就推。
另一名中四女孩平時看不少香港新聞，卻仍覺得“除了學校，整個環境很陌生”。
“他沒什麼社交。”葉菲説，小龍每天下午到家已到6點，小區的內地孩子已經玩過了，沒人跟他玩；在香港，也只有同學課間説説話。有時，他會抱怨“沒什麼朋友，沒得玩”。
週末，他通常會學英語、鋼琴、籃球，有時也參加跨境學童服務中心組織的活動——這幾乎是他唯一的社交平台。
2009年，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及深圳市羅湖區婦聯合作成立了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為跨境家庭提供法律諮詢、親子教育、少兒培訓等服務。十餘年來，累計服務超過十萬人次。
中心負責人、香港服務社內地服務發展總監王豔冰介紹，服務中心有20餘名香港社工，幫助深圳跨境學童及家庭學習英語、粵語、繁體字，搭建跨境家庭互助網絡，組織培訓、赴港親子互動等活動，讓他們更瞭解、融入香港社會。
2019年3月21日，深圳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組織學童父母到文錦渡口岸參觀，瞭解通關注意事項。
小龍每週六會到中心補習英語，葉菲也會帶她參加中心組織的活動，多認識些朋友。
擔憂
2019年3月上映的電影《過春天》中，16歲的跨境學童佩佩，為了賺錢去日本看雪，成為一名“水客”， 將手機塞書包或綁身上，從香港偷帶進深圳，從中獲取酬勞。
現實中，當年2月23日，一名12歲女孩，書包中藏着142支孕婦血樣，出境去香港時，被羅湖海關工作人員發現。女孩稱受人委託幫忙帶出境，過關後交給一名叔叔即可拿到報酬。
小岑上小學時，老師常囑咐他們，“保姆阿姨給你塞東西，不要拿，不要走水貨。”
她聽説，一些保姆阿姨會往小朋友書包裏塞煙酒之類的東西，到了後再拿出來賣給水貨佬；還有中學同學，因為走水貨被抓。有一次在車站，她親眼看到一箇中年男子，將幾十部手機綁腰上、腿上，然後用衣服遮住。
葉菲覺得，水客們的行為會破壞跨境羣體的名聲。
事實上，從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她一直擔心，孩子會因“雙非”身份被貼標籤，“這是我最怕的”。
2001年時，“雙非”兒童只有620人，到2011年時高達35736人，導致香港醫療資源緊張，本地孕婦牀位難求，本地學生學位緊張，引起部分港人的憂慮和不滿，這些情緒被轉嫁到跨境羣體身上。
很多跨境父母不願讓人知道自己的“雙非”身份，“有時我們會覺得是不是佔用人家資源，不敢有什麼要求了。”
在網上，葉菲看到了一些不友善的言論，她覺得委屈，打定決心做個無感的人，“忽略我們，也許對我們是最好的。”
她甚至擔心，孩子將來若從政，“雙非”身份讓他難以表達一些政治理念。
電影《過春天》中，一個跨境男孩放學後過關時，説了句普通話，一旁的母親馬上提醒他：“不是跟你説要講粵語嗎？”男孩回：“這裏都已經過了香港啦。”
葉菲也會這樣提醒小龍。兒子告訴她，跨境生在學校成績不好時，會被人看不起。她擔心兒子因此自卑，讓他學習各項才藝，提升自信心。
“這幾年，這種事情少很多。”小岑説，升入高年級後，同學們思想成熟了很多，自己也會過關到深圳玩。
一名中三的跨境學童形容，他們“生活像深圳人，思想像香港人”；另一位説，“喜歡香港的教育制度，但不喜歡待在香港，平時生活喜歡深圳”。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有着香港身份證的內地居民，但有時候也有謎一樣的優越感。”一位中四的新移民女孩説，中一剛去香港讀書時，她謊稱是本地人，強迫自己説粵語，直到發現學校裏內地移民很多，才有找到組織的感覺，和他們組成小圈子，説普通話。
葉菲也問過兒子這個問題，10歲的小龍説：“我是中國香港人，首先我是中國人，其次是香港人。”
深圳大學心理學副教授遲新麗認為，跨境學童往往會受到所處社交圈的關注，身邊的人會有意識地把自己同他們區分開來。很多時候並不是他們自己選擇了香港身份，而是父母、身邊的人以及所處環境推動他們靠近香港身份。
這是一羣被歷史選擇的人。生於特定歷史時代，受兩地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他們大多認可香港的教育，享受香港身份帶來的種種便利，又留戀內地的親近感，在身份認同上或多或少有些困惑。
“深港人”
去年3月下旬，小岑在深圳準備5月的港澳台聯招考試。
跨境學童的身份，讓她比常人有更多樣的選擇，也因此陷入迷茫。
2018年中六畢業後，她參加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不分文理科，除語數外、常識必考外，可選報物理、化學、中國歷史、地理等科目，之後報考香港、內地或國外的大學。
小岑想考內地大學，但父母希望她在香港上大學，身邊同學也都報香港的大學，她跟風報了三所，因數學拉後腿，遺憾錯過。
那一年，班上35人，考上香港本地大學的不到10個。跨境生，很多想回內地上大學，覺得有歸屬感。
小岑決定復讀，考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她報了旺角一家專門針對港澳台聯招的輔導機構，週一到週五，每天補六個小時，上五門課。同一級的補習生有90多人，幾乎全是跨境生和新移民。
補習機構離深圳的家坐車得一兩個小時。為省時間，2018年9月開始，她住進爺爺在香港維港附近的公屋，每週末回深圳補習數學，由每天跨境變成了週末跨境。
兩地的教育差異再次衝擊着她：聯招考試的科目和DSE不同，需要考地理，小岑之前沒學過，歷史也跟之前所學的差異很大；題目設置上，聯招考試知識點更細更偏，很多需要記憶，而DSE着重分析理解；答題方式上，DSE更開放，她經常感覺思維受阻，“必須把以前的知識清除掉，重新吸納新的。”
最頭疼的是數學，DSE的數學只有內地高一高二的難度，她完全跟不上，“已經放棄了。”
去年9月，她考上華僑大學，未來想留內地工作。但她也有顧慮，香港人的身份在內地求職或有不便。
“會讓下一代跨境上學嗎？”
問及於此，幾乎所有的跨境學童説：“千萬不要，太累了。”但他們希望，下一代也能去香港上學。
跨境學童。 深圳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 供圖
葉菲猶豫，要不要到福田口岸附近租房，減少孩子上學路上的時間。她不確定，等孩子學業壓力大了，是否會繼續讓他跨境上學。
她反覆強調，跨境羣體沒有電影和新聞報道中那麼負面，“我們很積極、樂觀向上”。她覺得，學童們身心經歷更多磨礪，亦有更開闊的視野，“是非常珍貴的財富”。
在遲新麗看來，困擾跨境學童的身份認同問題，或許會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逐漸融合而淡化。他們將成為第一代“深港人”，將深港拉得更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