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人口統計都是官方比較重視的，因為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需要勞動力，土地分配及農業税的徵收都是以人丁為最基礎的標準，再加上冷兵器時代的戰爭需求，在籍人口是士兵來源的保障。所以封建社會的人口變化除了天災與戰爭的影響外，“黑户”成為歷代政府最為重視的問題，他們通過一系列安撫、優惠、或者刑法手段吸引黑户歸復户籍，成為政府切實掌握的“編户齊民”。所以每個朝代的史書中都會有一冊“食貨志”，其中就有特定章節記錄人口普查的結果。現代學者統計古代人口户籍的時候，多以“食貨志”為依據。以下數據來源於梁方仲先生的《中國曆代户口統計》
關於人口數量，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項全國性和分政區户口統計數為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也就是西漢平帝時期，全國約6000萬人。在此之前，只有零星的史料可以參考估算，比如梁方仲先生認為，秦朝統一時，人口規模可能在3000萬左右，經歷秦末農名起義後，到西漢初大約只剩下500萬至1800萬，西漢末期才有了官方統計的6000萬左右。
從王莽篡漢到光武中興，戰爭和復興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總人口出現了驟降，東漢光武帝初期，人口規模降至2000萬左右，經過漫長的發展與恢復，至東漢中後期的永壽三年(157年)才突破5500萬。
東漢末年，隨着黃巾起義、諸侯割據，天下再次陷入混戰局面，加之桓靈二帝時期的大旱與瘟疫，人口規模再次驟降。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至公元220年三國鼎立形成，這個期間，60%的人口消亡。西晉初期，官方統計的人口約1000萬，但這個數字是在籍人口，實際上漢末三國時期，大量人口為躲避戰爭，選擇了隱匿户籍，這些脱離户籍的人口規模可能要比在冊的人口規模更大。司馬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還專門進行改革，制定了“户調式”，從土地和税收政策上吸引人口復籍。
進入4世紀初，西晉人口規模約有3500萬，但很快由八王之亂帶來南北分裂，北方進入十六國時代，歷史上著名的“五胡亂華”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其中，前燕慕容氏政權在被苻堅消滅時，攻佔的157個郡、1579個縣中，獲得了不到1000萬的人口。要知道這個政權涵蓋了今天的華北平原、中原地區、山東地區以及遼西地區，算是人口較為密集的區域，1000萬中還包含了百萬計的鮮卑、羌、羯等少數民族。
而在五胡亂華前，西晉北方約2450萬漢人，衣冠南渡説是政府引導人民南遷，其實平原地帶的人口遷移根本沒那麼高的機動性。士族集團佔據着有利資源，可以輕易出逃，而普通人民則多留在了北方，所以這次人口驟降主要是漢族。因此在南朝的人口統計中，普遍在幾百萬左右，這就是西晉政權不顧北方人民的佐證。南北朝的人口規模是隨着隋朝的統一而慢慢復甦，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總人口突破了4500萬，這算是隋朝人口規模的鼎峯。
然而隋煬帝好大喜功，興建東都洛陽、修建大運河、三徵高句麗，這些大型工程和軍事活動都對人口消耗過渡。加之引發的隋未叛亂和農民起義，人口再渡驟降，降幅超過50%。根據《通典.食貨七》的記載，全國户數由大業五年的890多萬户，降至唐高祖武徳年間的200餘萬户，這裏當然也有躲避苛捐雜税和戰爭募兵的黑户，但如果按照50%的黑户算，唐初的人口規模也不會超過2000萬。
而唐朝被看作我國古代最繁榮的朝代，經歷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治理，以安史之亂髮生的公元755年為節點。在此之前，唐朝的人口規模又發展至約9000萬，這是我國古代人口規模的又一個巔峯。但在安史之亂後，唐朝就進入了人口“暴跌”的時期，長達半個多世紀，人口規模都只有2000至3000萬左右。這個原因很簡單，藩鎮割據形成後，地方節度使對人口的控制更加緊密，因為這關係到節度使對財税的截留、對軍隊的擴充，所以中央朝廷的人口統計水分太大。
安史之亂本身對人口數量的衝擊並沒有五六千萬那麼多，這只是代表唐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逐漸衰減。到了唐末，這種控制力衰減幾乎無需節度使瞞報，唐末藩鎮對於財政截留已然明目張膽。此時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貢三部分，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於行政開支；送使是指地方節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貢才是最終上繳國庫的部分。唐末上貢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的地區多之又多，有些藩鎮向唐政府送去一些貢品就算是繳税了。所以隱瞞人口沒有什麼意義了，這才有了唐文宗、唐武宗時期人口規模的“復甦”現象，在冊人口已經恢復到近5000萬。
隨着黃巢起義的爆發，又拉開了五代十國的亂世序幕，這又是一個人口驟降的長期階段。從宋太祖陳橋兵變到滅亡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及南唐等南方割據政權，完成全國大部統一之後，在冊人口規模大概有3000萬。在太宗時起，北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也迎來了人口持續增長的階段，宋徽宗大觀四年境內人口已經超過1億（含遼、金、夏在我國境內的人口）。
“諸州歲奏户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宋史食.貨志》
可能看到此處，與上圖人口統計的數字不相符合，不符合就對了，宋朝的統計比歷朝歷代都“個性”，比如税收，不管是錢是糧、皆不論單位的簡單相加，然後就成了年度財報。在人口統計上，宋朝的“口數”其實是指“丁數”，也就是官稱的“丁口”，宋朝的丁口是指二十歲至六十歲的男子。所以宋徽宗時期的4600萬，是指年齡在20-60歲的男子，所以1億的人口規模並沒有錯。這也導致官方統計的每户人口數甚至只有2人左右，這並不代表宋朝的夫妻都是丁克！
然而兩宋之際的戰亂又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後南宋和金人口都有增長，13世紀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合計已超過1.2億。而隨着蒙古滅金、西夏，再次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損失高達80%，僅剩1000餘萬。元統一時人口約6000萬，14世紀中期增加到8500萬左右。
元末同樣經歷了天災人禍，黃河數次氾濫導致北方出戰糧食危機，且由於南方農民起義佔據了糧食產區，控制了南部海岸線，元朝無法向北方運輸糧食，所以飢餓與疾病席捲了整個北方地區。南方的起義軍形成割據以後，又加速了人口的衰減，到明初統一後，全國的在冊人口已不足6000萬。這個在冊統計是指明朝的户部黃冊，而户部黃冊只統計民户、匠户，也就是常規的人口，不包括軍户、帖户。如果加上明初的軍户等特殊籍貫，應該在6500萬以上。
到了萬曆年間，由户部黃冊數據統計的，依然在6000萬上下，這一點成為近代學者爭議較大的地方。眾多學者認為，萬曆時期由於外來高產農作物的傳入，即紅薯和玉米，解決了吃的問題，然後就引發了人口的暴漲，甚至認為萬曆年間的人口規模會超過2億，我對這個持保守意見，因為農作物從傳入到大面積推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清朝的人口暴漲與之相關的可能性才更大。
我們都知道明末的天災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很多人將其歸為小冰期最寒冷的一次，所以在北方地區，乾旱與瘟疫使人口大幅下降。加之農民軍的內耗、清軍五下長城的掠殺，明末的人口降幅達到40%左右。不少歷史學家都認為清軍入主北京時，整個南方還有6000萬人口，由此也能判定，明末的人口總規模應該是在1億左右。在清順治十二年的統計中，全國統一戰爭仍然在進行，此時的人口約1.4億，滿蒙人口規模並不大，這裏主要還是對漢民的統計，這依賴於北方趨於穩定之後的迅速發展。
康熙年間，全國統一戰爭基本結束，人口規模已經突破2億，這時候有理由相信，外來農作物的推廣已經能夠養活更多人。但以上説的都是近代學者的推論，清政府的統計中，幾乎能與這個數字差了10倍，這與地方官員徵派税收有很大關係，清朝前期，官員在上報人口的時候往往會加以隱瞞，這是貪腐最直接的方式。因為清朝繼承了明朝的俸祿制度，官員窮得叮噹響，只能想方設法的從府庫掏油水。
康熙一朝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進行了税收上的改革——攤丁入畝！口號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個政策促進人口增長的原因就是地方官無需再行瞞報，所以從雍正至乾隆時期，政府統計的人口規模一下從一兩千萬直接破億。乾隆帝也很納悶，這些人是打哪冒出來的？然後就推翻以前的逐級上報的人口普查方式，下令以保甲制度為基礎，進行中央朝廷垂直管理的人口徹查，這算是開啓了封建社會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而非“丁口”普查。嘉慶之後，清朝的在籍人口規模幾乎都保持在3億以上，這既是外來作物的功勞，也是人口普查科學化的可靠數據。
而歷史上有一個數字比較特殊，即《辛丑條約》中約定的4.5億賠款，據説是列強讓每一位國民賠償一兩，也就是説列強認為1900年，清朝的人口規模在4.5億，這與清政府統計的數字還是有出入。但關於每個國民賠償一兩的説法並未受到應證，所以也就無需討論。
綜上，歷代人口規模的變化，總體上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較大，另外受政府政策影響，脱離户籍成為黑户的現象普遍存在。封建朝廷也會適時的調整政策，吸引人民歸籍，清朝的攤丁入畝當然是最成功的一次，它成功改變了古代的人口統計模式，丁口成了過去式。外來高產作物對人口暴漲的影響較大，正所謂民以食為天，解決了吃的問題，人口基數才會穩定中快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