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月光教育”到“陽光教育”
--代表委員、專家學者建言特殊教育發展發稿時間:2020-05-17 10:03:08編輯:李婧怡來源:光明日報
1月4日，山東省夏津縣特殊教育學校特教老師賈凱濤在給學生上刻瓷工藝課。新華社發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特殊教育學校老師張娜與學生交流互動。新華社發
在江西省南昌市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特教老師何興武給學生解答問題。新華社發
【民生匯】
張峻綺3歲的時候被診斷為自閉症，和別的小朋友一起在外面玩不到5分鐘，其他孩子的家長就會發現他的不同。
今年23歲的張峻綺在庇護工場(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的就業服務機構)接受職業訓練，他每天自己乘公共交通往返，通過勞動獲得收入，基本上可以照顧自己。對於自閉症患者來説，是比較理想的狀態。媽媽戴榕將這歸功於張峻綺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處的環境。
特殊教育曾被形容為“地球背面”的“月光教育”，而現在已得到長足發展，成為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的“陽光教育”。在第30個全國助殘日來臨之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及殘障兒童家長共同關注特殊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1.以教育促進殘障孩子身心發展、融入社會
站在校門看，這所學校和普通學校沒有什麼區別，淡褐色的校門帶着一些設計感，操場上國旗飄揚，對面的教學樓素淨整潔。但再深入，就會發現一些不同。除了15間標準的教室外，一些教室的佈置近似室內遊樂場，這些被稱為輔助功能室的地方和教室數量相同，包括感統訓練室、多感官康復訓練室、言語與聽力訓練室等。在這裏，掌握自理生活的能力，培養出自己的興趣愛好，遠遠比學習成績更重要。
不同之處還有，這裏的學生較少，只有120名，一個班8至15人不等，老師則有58位。
這是廣東省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所成立於2013年的特殊教育學校頗具有代表性。
根據1987年全國第一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當時我國1~15歲學齡特殊兒童少年約650萬人。而當年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僅有504所，在校殘疾學生5.2萬餘人。隨着國家財政性特殊教育經費投入不斷增加，到2018年，特殊教育學校達到2152所，在校人數達到66.59萬人。同時，如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一樣，有嚴格的建設指標和師生比例要求。
但張峻綺並沒有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對重度障礙的孩子來説，需要在特殊教育學校完成教育，更多孩子還是應該在普通學校就讀。”儘管意味着更多付出，更難堅持，戴榕仍然決定讓兒子在普通學校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課，接受融合教育。
“我國對於殘障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四種，即進入特殊教育學校、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在普通學校的特教班就讀，或者送教上門。”成都市特殊教學學校老師雷英從事特教工作近30年了，她介紹説。
戴榕認為，讓他們在普通的環境中生活、像其他人一樣學習社會交往的融合教育，是目前解決和推動殘障人士平等參與和社會融入的最核心最基礎的方式，“如果這個階段不能實現這種融合，他們在成年之後幾乎不可能衝破社會障礙、自主地參與社會生活”。
由於對自閉症缺少了解，學校存在排斥心理，張峻綺小學入學曾遭受拒絕。後來入讀的學校雖然給與了寬容友好的環境，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老師缺乏特殊教育知識。戴榕需要為學校提供自閉症相關介紹、孩子的日常記錄，每遇到更換老師，就要細緻溝通。從孩子三年級開始她請了專業老師在學校陪讀，自己充當督導，共同制定孩子的個別教育計劃，包括設置不同的學習目標，自己製作試卷檢測，等等。
如今家長們的負擔有了減輕的趨勢。
2.融合教育:對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雙重挑戰
最重要的變化是師資力量的增長。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介紹，很長一段時間裏，特教老師在教育領域處於地位不高、不受重視的境地，特教也屬於邊緣學科。因此在特殊教育學校數量與入學的殘障孩子都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具有特殊教育專業學科背景的老師緊缺。
2013年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剛成立時，江周敏也面臨着這樣的困境，為了招聘到特教專業的老師需要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而現在僅在廣東省內，就有華南師範大學、嶺南師範學院、廣州體育學院等多所高校開設了特殊教育專業。
更現實緊迫的做法是做職業培訓。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以成都市為例，2015年起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並開始實施“融合教育教師培訓講師團項目”，雷英與其他二十多位具有實踐經驗的優秀教師作為講師團成員，開始探索適合成都的本土培訓體系。他們邀請美國、北京、台灣等地特殊教育名家授課，經過三年的摸索實踐，終於形成了自己的課程與培訓體系。這些課程既包括基本的特殊教育理論，也包括具體如自閉症的孩子可能出現哪些問題及如何應對等。
此後，講師團作為市級特殊教育研修團隊，選拔區級的一線教師進行培訓，並幫助建立區級研修團隊，再由區級負責校級的培訓內容。
對於普通教師的培訓，除了轉崗特教老師外，更廣泛的正是要進行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的意義，在雷英看來和普通教育的方向是一樣的，“要促進孩子們的身心發展，培養自理能力，發展一技之長，最終融入社會，過上有質量的生活”。
因此，在普通的學校隨班就讀是特殊教育提倡的方向，也是國際的主流趨勢。江周敏與雷英都感到，近年來，輕度殘障的孩子進入普通學校隨班就讀的人數在增多，進入特殊教育學校的大多數屬於中、重度殘障。
雷英直言，融合教育對於特殊教育來説，是一個重大變化，現在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不僅肩負本校學生的教育工作，通常也承擔了本地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工作，為普通學校提供支持。對於普通學校教育來説，同樣影響重大。作為融合教育的主體，普通學校的老師要在照顧普通學生學習的同時，兼顧完成殘障學生的個別教育計劃。同時，普通學生如何接納不同羣體、如何在班級營造積極氛圍、如何開發每個孩子的潛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等，對於普通老師都是不小的挑戰。
因此如果普通學校中有殘障學生，班主任、任課老師同樣要接受特殊教育培訓。2016年，教育部規定招收5人以上數量殘疾學生的普通學校，一般應設立資源教室，同時配備適當資源教師，為殘疾學生的學習、康復和生活輔導提供全方位支持。資源教師的培訓對於融合教育來説尤為關鍵。
周洪宇在調研中感到，目前融合教育還存在質量不高的問題。廣州市梧童樹教育中心老師錢紫馨，為隨班就讀的殘障孩子提供專業陪讀，對此感觸更深。她介紹，殘障孩子相比較一般孩子更強調個別教育，作為融合教育中對於殘障孩子的支持力量，要在控制情緒、正常社交、培養興趣、學習輔導四個方面提供幫助，如果孩子能儘早接受干預，有些可以在兩年之內適應學校生活，獨立起來。“但是目前因為資源教師大多不夠專業，可能由校醫、心理諮詢師等擔任，數量上也不足以完成一對一的個別教育計劃。因此一些有條件的家長選擇了請社會機構中有特教經驗的老師去學校陪讀。陪讀老師的費用在廣州大概要7000元，對於一個家庭來説門檻很高，但是對於一段時間只能陪讀一位學生的老師來説，卻不是很高的收入，因此老師的隊伍一直不夠壯大，也容易流失。”錢紫馨説。
此外，儘快研發專業的特殊教育評估工具是雷英認為眼下最急迫的任務，“在普通學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大多不能用試卷、分數來衡量他的學習質量、進步與否。所以需要一個科學的評估工具和體系，來準確評估學生的基礎能力，進而設置合理的教學目標，建立準確評估學生髮展情況的機制和質量監測體系”。
3.推動特殊教育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兩頭延伸”
毋庸置疑的是，現在特殊教育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對於特殊教育，十七大報告中的提法是‘關心’，十八大報告強調‘支持’，十九大報告明確為‘辦好’。”其中的明顯遞進讓江周敏感到振奮，“原來我們把特殊教育當作‘地球背面’的教育，它是小眾的、主流視線之外的‘月光教育’，現在不論是社會的關注，還是行業內部的發展，都讓特殊教育成了‘陽光教育’。”
隨之而來的是對特殊教育各方面更高質量的追求。比如，此前特殊教育學校的師生比為1︰3.5，但隨着中、重度殘障學生比例提高，護理、教學的難度加大，雷英認為應該增加專業人員。而江周敏作為廣東省人大代表，在2020年廣東兩會上提出建議，應加快提高特殊教育津貼。
特殊教育的義務教育階段得到長足發展後，這些來自不同地區、共同關心着特殊教育的老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提出了要關注“兩頭延伸”的問題。
“一頭”是學前教育，對於心智障礙的孩子來説，能夠在0至3歲進行干預，會對孩子恢復社會功能有很大的好處。這需要幼兒園、甚至早教機構有能力篩查、干預心智障礙的孩子。而目前有能力接納殘障孩子的學前教育公立機構數量嚴重不足，導致了入園難的問題。
另外的“一頭”是九年義務教育之後的繼續教育與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扎蘭屯市副市長杜明燕近年來一直在關注殘疾人的發展問題，她説:“對於邊疆地區來説，最現實的問題首先是要把義務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辦下去、辦好，讓殘障孩子結束義務教育後，繼續享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機會，將來獲得一份謀生的職業，對於他們真正融入社會來説，是至關重要的。”目前設有特教班的職業高中以及專門針對殘障羣體的職業高中數量有限。江周敏將學校教育與就業的銜接稱為特殊教育的“最後一公里”，而這也是他認為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周洪宇告訴記者，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他會提交一份《關於儘快全面實施殘疾學生15年免費教育的再建議》，建議2020年進一步擴大實施15年特殊教育免費的省份，爭取在“十三五”的最後一年(2020年)至遲在“十四五”的第一年(2021年)內，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殘疾學生15年免費教育，將特殊教育免費涵蓋至學前教育到高中教育教育階段。
(本報記者 陳慧娟)
1月4日，山東省夏津縣特殊教育學校特教老師賈凱濤在給學生上刻瓷工藝課。新華社發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特殊教育學校老師張娜與學生交流互動。新華社發
在江西省南昌市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特教老師何興武給學生解答問題。新華社發
【民生匯】
張峻綺3歲的時候被診斷為自閉症，和別的小朋友一起在外面玩不到5分鐘，其他孩子的家長就會發現他的不同。
今年23歲的張峻綺在庇護工場(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的就業服務機構)接受職業訓練，他每天自己乘公共交通往返，通過勞動獲得收入，基本上可以照顧自己。對於自閉症患者來説，是比較理想的狀態。媽媽戴榕將這歸功於張峻綺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處的環境。
特殊教育曾被形容為“地球背面”的“月光教育”，而現在已得到長足發展，成為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的“陽光教育”。在第30個全國助殘日來臨之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及殘障兒童家長共同關注特殊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1.以教育促進殘障孩子身心發展、融入社會
站在校門看，這所學校和普通學校沒有什麼區別，淡褐色的校門帶着一些設計感，操場上國旗飄揚，對面的教學樓素淨整潔。但再深入，就會發現一些不同。除了15間標準的教室外，一些教室的佈置近似室內遊樂場，這些被稱為輔助功能室的地方和教室數量相同，包括感統訓練室、多感官康復訓練室、言語與聽力訓練室等。在這裏，掌握自理生活的能力，培養出自己的興趣愛好，遠遠比學習成績更重要。
不同之處還有，這裏的學生較少，只有120名，一個班8至15人不等，老師則有58位。
這是廣東省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所成立於2013年的特殊教育學校頗具有代表性。
根據1987年全國第一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當時我國1~15歲學齡特殊兒童少年約650萬人。而當年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僅有504所，在校殘疾學生5.2萬餘人。隨着國家財政性特殊教育經費投入不斷增加，到2018年，特殊教育學校達到2152所，在校人數達到66.59萬人。同時，如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一樣，有嚴格的建設指標和師生比例要求。
但張峻綺並沒有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對重度障礙的孩子來説，需要在特殊教育學校完成教育，更多孩子還是應該在普通學校就讀。”儘管意味着更多付出，更難堅持，戴榕仍然決定讓兒子在普通學校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課，接受融合教育。
“我國對於殘障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四種，即進入特殊教育學校、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在普通學校的特教班就讀，或者送教上門。”成都市特殊教學學校老師雷英從事特教工作近30年了，她介紹説。
戴榕認為，讓他們在普通的環境中生活、像其他人一樣學習社會交往的融合教育，是目前解決和推動殘障人士平等參與和社會融入的最核心最基礎的方式，“如果這個階段不能實現這種融合，他們在成年之後幾乎不可能衝破社會障礙、自主地參與社會生活”。
由於對自閉症缺少了解，學校存在排斥心理，張峻綺小學入學曾遭受拒絕。後來入讀的學校雖然給與了寬容友好的環境，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老師缺乏特殊教育知識。戴榕需要為學校提供自閉症相關介紹、孩子的日常記錄，每遇到更換老師，就要細緻溝通。從孩子三年級開始她請了專業老師在學校陪讀，自己充當督導，共同制定孩子的個別教育計劃，包括設置不同的學習目標，自己製作試卷檢測，等等。
如今家長們的負擔有了減輕的趨勢。
2.融合教育:對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雙重挑戰
最重要的變化是師資力量的增長。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介紹，很長一段時間裏，特教老師在教育領域處於地位不高、不受重視的境地，特教也屬於邊緣學科。因此在特殊教育學校數量與入學的殘障孩子都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具有特殊教育專業學科背景的老師緊缺。
2013年揭陽市特殊教育學校剛成立時，江周敏也面臨着這樣的困境，為了招聘到特教專業的老師需要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而現在僅在廣東省內，就有華南師範大學、嶺南師範學院、廣州體育學院等多所高校開設了特殊教育專業。
更現實緊迫的做法是做職業培訓。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以成都市為例，2015年起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並開始實施“融合教育教師培訓講師團項目”，雷英與其他二十多位具有實踐經驗的優秀教師作為講師團成員，開始探索適合成都的本土培訓體系。他們邀請美國、北京、台灣等地特殊教育名家授課，經過三年的摸索實踐，終於形成了自己的課程與培訓體系。這些課程既包括基本的特殊教育理論，也包括具體如自閉症的孩子可能出現哪些問題及如何應對等。
此後，講師團作為市級特殊教育研修團隊，選拔區級的一線教師進行培訓，並幫助建立區級研修團隊，再由區級負責校級的培訓內容。
對於普通教師的培訓，除了轉崗特教老師外，更廣泛的正是要進行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的意義，在雷英看來和普通教育的方向是一樣的，“要促進孩子們的身心發展，培養自理能力，發展一技之長，最終融入社會，過上有質量的生活”。
因此，在普通的學校隨班就讀是特殊教育提倡的方向，也是國際的主流趨勢。江周敏與雷英都感到，近年來，輕度殘障的孩子進入普通學校隨班就讀的人數在增多，進入特殊教育學校的大多數屬於中、重度殘障。
雷英直言，融合教育對於特殊教育來説，是一個重大變化，現在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不僅肩負本校學生的教育工作，通常也承擔了本地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工作，為普通學校提供支持。對於普通學校教育來説，同樣影響重大。作為融合教育的主體，普通學校的老師要在照顧普通學生學習的同時，兼顧完成殘障學生的個別教育計劃。同時，普通學生如何接納不同羣體、如何在班級營造積極氛圍、如何開發每個孩子的潛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等，對於普通老師都是不小的挑戰。
因此如果普通學校中有殘障學生，班主任、任課老師同樣要接受特殊教育培訓。2016年，教育部規定招收5人以上數量殘疾學生的普通學校，一般應設立資源教室，同時配備適當資源教師，為殘疾學生的學習、康復和生活輔導提供全方位支持。資源教師的培訓對於融合教育來説尤為關鍵。
周洪宇在調研中感到，目前融合教育還存在質量不高的問題。廣州市梧童樹教育中心老師錢紫馨，為隨班就讀的殘障孩子提供專業陪讀，對此感觸更深。她介紹，殘障孩子相比較一般孩子更強調個別教育，作為融合教育中對於殘障孩子的支持力量，要在控制情緒、正常社交、培養興趣、學習輔導四個方面提供幫助，如果孩子能儘早接受干預，有些可以在兩年之內適應學校生活，獨立起來。“但是目前因為資源教師大多不夠專業，可能由校醫、心理諮詢師等擔任，數量上也不足以完成一對一的個別教育計劃。因此一些有條件的家長選擇了請社會機構中有特教經驗的老師去學校陪讀。陪讀老師的費用在廣州大概要7000元，對於一個家庭來説門檻很高，但是對於一段時間只能陪讀一位學生的老師來説，卻不是很高的收入，因此老師的隊伍一直不夠壯大，也容易流失。”錢紫馨説。
此外，儘快研發專業的特殊教育評估工具是雷英認為眼下最急迫的任務，“在普通學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大多不能用試卷、分數來衡量他的學習質量、進步與否。所以需要一個科學的評估工具和體系，來準確評估學生的基礎能力，進而設置合理的教學目標，建立準確評估學生髮展情況的機制和質量監測體系”。
3.推動特殊教育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兩頭延伸”
毋庸置疑的是，現在特殊教育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對於特殊教育，十七大報告中的提法是‘關心’，十八大報告強調‘支持’，十九大報告明確為‘辦好’。”其中的明顯遞進讓江周敏感到振奮，“原來我們把特殊教育當作‘地球背面’的教育，它是小眾的、主流視線之外的‘月光教育’，現在不論是社會的關注，還是行業內部的發展，都讓特殊教育成了‘陽光教育’。”
隨之而來的是對特殊教育各方面更高質量的追求。比如，此前特殊教育學校的師生比為1︰3.5，但隨着中、重度殘障學生比例提高，護理、教學的難度加大，雷英認為應該增加專業人員。而江周敏作為廣東省人大代表，在2020年廣東兩會上提出建議，應加快提高特殊教育津貼。
特殊教育的義務教育階段得到長足發展後，這些來自不同地區、共同關心着特殊教育的老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提出了要關注“兩頭延伸”的問題。
“一頭”是學前教育，對於心智障礙的孩子來説，能夠在0至3歲進行干預，會對孩子恢復社會功能有很大的好處。這需要幼兒園、甚至早教機構有能力篩查、干預心智障礙的孩子。而目前有能力接納殘障孩子的學前教育公立機構數量嚴重不足，導致了入園難的問題。
另外的“一頭”是九年義務教育之後的繼續教育與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扎蘭屯市副市長杜明燕近年來一直在關注殘疾人的發展問題，她説:“對於邊疆地區來説，最現實的問題首先是要把義務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辦下去、辦好，讓殘障孩子結束義務教育後，繼續享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機會，將來獲得一份謀生的職業，對於他們真正融入社會來説，是至關重要的。”目前設有特教班的職業高中以及專門針對殘障羣體的職業高中數量有限。江周敏將學校教育與就業的銜接稱為特殊教育的“最後一公里”，而這也是他認為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周洪宇告訴記者，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他會提交一份《關於儘快全面實施殘疾學生15年免費教育的再建議》，建議2020年進一步擴大實施15年特殊教育免費的省份，爭取在“十三五”的最後一年(2020年)至遲在“十四五”的第一年(2021年)內，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殘疾學生15年免費教育，將特殊教育免費涵蓋至學前教育到高中教育教育階段。
(本報記者 陳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