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税務，對於現在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陌生的詞。但是鮮為人知的是，其實早在夏朝時期，我國就已經出現了税收的雛形。《史記》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可見早在數千年之前，國家這個概念出現之後，就已經出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國由人民所構成的，自然國家的運營，也離不開人民。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税收的形式，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
從一開始多少畝地就收相應的税款，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井田税”，再到隋唐時期的均田制、租庸調還有兩税法，最後到我們現在的各種税款。可以説税收的形式，每個朝代都有着每個朝代的特色。
然而國與國之間不是封閉的，時代的發展自然也會將外國的文化帶入進來，而我國自己的文化，也會流入他國。唐朝時期的租庸調，就在遣唐使的多次來往之中，逐漸成為了日本税收的主流模式，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效仿的租庸調得到了極大的成功，奠定了日本封建時期的經濟基礎，而唐朝的租庸調，卻在不久之後換成了兩税法，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日本的租庸調為何如此成功？
大化改新，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其實值得説道。我們都知道，對於日本這個國家來説，因為自己的島嶼封閉性，這就導致了他們到很晚的一段時間，才開始進入到奴隸制階段，甚至到了唐朝時期的時候，日本還是一個比較強盛的奴隸制國家。
然而隨着唐朝和日本的不斷交好，自然是不少先進的思想和制度，都走入了日本的高層心中，直到646年，日本才正式走向了封建制國家，廢除了奴隸制。所以大化改新的意義，對日本來説是非常巨大的，説是翻天覆地也不為過。
但是相比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制度變化，日本的制度變化，少了那麼一點“血腥味”。為何這麼説呢？縱觀東亞國家的古代歷史，在國家變革之際，往往都少不了戰爭和革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絕對不是説説了事的話。
但是日本就不一樣了，島國的封閉性，給了他們另外一種道路，也就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日本的天皇，若是按《古事記》的説法來看，現存史料最多，最能確認存在的天皇，早在270年就已經出現了。而直到二戰之後，雖然天皇已經沒有了多少實際權力，但日本依然存在着天皇這個職位。可見日本的制度，其實都是一種温和的演變。日本的政治制度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之中，都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那麼答案其實就已經非常明顯了。在長久以來天皇的統治之下，日本對於改革這種事，最為上心的不是農民，而是那些高層們。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亦或者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自然對推動新時代的來臨，是樂不可支的。在大化改新之中，他們學去了租庸調的精華，並且將其中關於税收的這部分，結合他們的國情所改変。
《改新之詔》中的原話為：“罷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別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田莊”。在改革之後，日本的確是一路小跑走入了封建制度，但是農民有出現什麼屬於自己的意志麼？恐怕是沒有的，畢竟我們能看到的史料中只記載了，日本租庸調的實行非常順利，以至於日本的大多數人民在某種程度上，都沒有認識到一個事實：改新後的社會和奴隸制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二：租庸調為何在本土“水土不服”？
1.租庸調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
但是鄰國的成功，不代表唐朝自己實行的租庸調，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實際上，租庸調的確在我國發生了水土不服的現象，甚至因為其的存在，間接導致了後來安史之亂的發生。在安史之亂結束之後，唐朝的統治者就將其換成了兩税法，租庸調連一個朝代都沒能熬過去，就結束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其實與租庸調它所出現的時間點，和歷史發展的變化，離不開關係。租庸調最早發生的時間，依照《唐代租庸調法研究》的史料表明：“唐高祖武德二年，每丁納“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在李淵時期，租庸調就已經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之上。
而在李淵時期，亂世還沒有平定，於是李淵為了穩定農業的發展，所實施的經濟政策，自然是講究一個輕賦税，輕徭役，求經濟穩定。而租庸調強調的是，按人口數為基礎，不管你土地和金錢有多少，都要按照人口來徵收糧食和絹布，甚至富裕人家，還可以通過多交税收的方式，讓家中的年輕人能夠安心勞作，不必服役。
這就直接導致了一種情況，那就是農民耕田的勢頭夠足，年輕人也因為不用上前線的緣故，得以在家中不斷耕作。在良性滾雪球的情況之下，自然農業發展就上去了，農業在古代作為國家之本，其強大，就意味着經濟的強大。再加上租庸調在收取方式上，其實就是最簡單的人口税，而古代家族講究的就是一個興旺。
在社會環境和平的情況下，良好的農業經濟發展，自然税收也是足夠的。但是這隻建立在一個前提下，那就是唐朝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不能變，並且要保證每個佃户，都能有屬於自己耕種的地，能交得起每年的賦税。
2.土地兼併的盛行
但是歷史不會永遠停滯。農業一旦發展，就意味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在古代帶來繁榮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個封建王朝逃不過的命運——土地兼併。在戰爭時期，因為能夠一切都是百廢待興，因此發展的速度極快，問題自然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但是在天下平定之後，對比人口的增長，經濟的發達，不變的只有土地的面積。而王公貴族們享受的免税免役的特權，使得他們在資金這方面，有着先天的優勢。強者越強，換在我國古代的背景下，那就是土地越來越多。而租庸調這種按照人口收税的方式，成立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有能夠滿足自己的田地耕種。
那麼隨着土地兼併的不斷髮展，大地主可以靠很少的賦税，就滿足交税的需求，將多餘的利益全部納入囊中。但是那些缺少田地的人呢，要麼少生少育，要麼將自己的田地變賣給大户人家，要麼就是將自己也賣給了大户人家，以求温飽。而這個過程之中，伴隨而來的必定是社會的不安，佔據總人數的農民的不穩。而租庸調這個簡單的制度，在逐漸複雜的社會背景之下，自然而然會失去它存在的意義。
3.均田制的失敗和安史之亂
而真正給了租庸調這個落後制度最後一擊的，就是均田制的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動盪，也就是讓唐朝走上了下坡路的安史之亂。依《舊唐書》記載：“租庸調之本於均田之制”。
上文也説到過，租庸調是按照人口數收税的，那麼怎麼統計人口呢？就是按照均田制來的。而均田制最簡單的思想，就是按照家庭之中的男丁數量分田地，那麼為了分配田地，自然就要對家庭的人口數量進行統計。在天下安穩的時候，人們為了更好地生活，自然會積極上報自己的男丁數量，好得到更多的土地。
可還是那句話，人可以不斷生，錢可以不斷賺，但是土地可不會自己變多。實行均田制，就意味着國家要給合條件的人分田地，但是在人口增多，土地兼併激烈的時候，土地怎麼來呢？在唐玄宗這個時間段，這個滾雪球的玩法，終於走到了盡頭。
隨着人口的增長，能夠分出去的土地大多數已經有主，而因為土地兼併的發生，那麼佃户能做的，要麼就是瞞報自己的人口，拿不到土地，那也不能多交税；要麼就是心一橫，棄田而走，另尋出路。當然更多的，還是淪為大地主的“奴隸”，滿足家庭所需即可。
而在唐玄宗統治期間，唐朝其實就已經到了一個最危險的時刻。雖然繁榮，但是這個繁榮的基礎，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政局之上，建立在許許多多的農户身上。而因為均田制的失敗，就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户部自己都不知道，這個天下還有多少人未登記在冊。
而最基本的人口數量都沒做好，自然租庸調也是名存實亡。一旦經濟的發展減慢，朝廷的花費入不敷出，那就意味着經濟的崩潰。而唐朝的後期，各個地方的節度使開始坐大，租庸調再一次成為了他們最好的避税工具。這個時候的租庸調，完全已經失去了它作為財政收入的手段，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了激化唐朝社會矛盾的基石。
而在安史之亂之中，多少人戰死，多少人流離失所，又有多少土地被用於他用。統計這些，對於一個剛剛才從戰亂之中走出來的唐帝國來説，未免太過於難為人了。因此租庸調完成了它百年的使命，就這樣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將燈光交給了兩税法。
總結：
租庸調作為一個唐朝土生土長的制度，在渡過重洋之後，卻在島國上成為了最合適的制度，這種歷史的作弄其實受限於很多因素。日本本身的封閉性和安定性，使得這樣一個在唐朝不過百年的制度，卻得到了最好的發揮。而唐朝百年之間的，統治者本身的變化，整個唐朝風氣的轉變，人口的不斷增長，都從各個方面，將租庸調打的支離破碎。從歷史的角度看來，租庸調在唐朝的失敗，是時代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史記》、《改新之詔》、《唐代租庸調法研究》、《舊唐書》